张耀杰 | 谁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

作者：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谁打响, 武昌首义, 第一枪

文载南方都市报，2011年7月12日

1918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七周年，孙中山在为上海《晨报》双十节纪念专刊所写的发刊词中表示说：“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随后，他又在《孙文学说建国方略之一》中，再一次强调“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而在事实上，武昌首义的第一枪，并不是出自熊秉坤；参与武昌首义的熊秉坤，当时也不是孙中山的“革命同志”，而是还没有与同盟会建立联系的共进会会员。

熊秉坤实录武昌首义

中国自古就有政教合一、神道设教、文史合一、以史为鉴的史学传统，中华民国建立后，并没有完全割裂此项传统。1912年3月23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咨请参议院设立论功行赏的稽勋局。同年5月8日，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张国淦为铨叙局长、冯自由为稽勋局长，专门征集辛亥革命有功人员的档案材料。湖北方面的武昌首义元勋孙武、张振武等人，也倡言设立湖北史馆以编修革命实录。时任副总统兼湖北都督的黎元洪，于6月16日正式批准成立湖北革命实录馆，任命同盟会员、湖北随县人谢石钦为馆长。

该馆一成立就大造声势，宣传“编纂此次革命事实，意在表彰先烈，策励方来，扬希世之殊勋，演民族之进化，……以备将来中央国史馆取材之用”。除登报声明外，该馆还通知省内各军、政、商、会以及所属府、县，并派出专职、义务调查员，从事首义史实的收集整理工作。时任第三镇第五旅少将旅长的熊秉坤，就是列名于89个义务调查员中的一个。他呈交湖北革命实录馆的共有四篇文字：其一，《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其二，《前工兵八营阵亡死难暨五旅部属各员事略》。其三，《五旅中级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革军中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其四，《前工兵八营革军各执事暨各会员事略》。

在《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中，熊秉坤叙述说，1911年10月10日傍晚，该营革命士兵焦急等候城外炮队发炮，以便一同起事，却始终没有听到炮声信号。“将至日暮”，他正在营房楼上一排宿舍向本棚副目陶启元等人布置“待举动”，忽然听得二排宿舍出现骚动，便“急忙至棚内携取枪械，即闻枪声四起，子弹齐飞，二排兵士已暴动矣”。

关于二排的暴动情况，熊秉坤介绍说：“缘该三棚内之支队长金兆龙，得坤改定时限信后，方将准备一切，被本排排长陶启胜窥破，带护兵二名从之。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中一会员程定国（即正瀛）持枪开击，陶带伤逃死于家。于是人声沸腾，枪弹如雨，一、三排亦继起。……营主阮荣发、右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各持手枪向上射击，口称‘不用呶噪！’声未几，程定国一枪中右队官及司务长。营主见枪毙两人，正跑走时，忽又一枪毙之。于是全营振动。坤于是下楼吹哨笛集合队伍……”

熊秉坤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湖北新军工兵八营后队一排正目即班长。他的秘密身份是共进会驻工兵八营总代表和革命军大队长。在他落款时间为1913年3月24日的《五旅中级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革军中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中，有一则《九团三营营长前工兵八营革军二正队副队长金兆龙》，同样记录了金兆龙与排长陶启胜扭打，程正瀛应声前来“以枪击之，而陶窜走，再击之，而头颅破碎”的情况。这则短文还特别介绍说，程正瀛在事发前已经从金兆龙那里接到枪杀陶启胜的任务：“龙遂与陈振武、程正瀛、钟士杰三君会议，各给子弹三颗……及收操后集合会议，令钟士杰刺本队队长，程正瀛刺二排排长，陈振武刺三排排长，龙与王忠威在后援助。”

在另一则《十团二营八连一排排长汤启发》中，还有这样的叙述：“本后队六棚正目金兆龙等组织革命，准备齐全，而本营二排排长陶启胜酷用压力以激之。晚八句钟陶被后队五棚兵士程正瀛枪毙。”

熊秉坤在以“鄂步兵五旅长前工兵八营革军大队长”名义，向湖北革命实录馆“造送”的《前工兵八营革军各执事暨各会员事略》中，又有一则《前工兵八营革军第二正队五支队长程正瀛（即定国）》，其中写道：“午后八时，本排排长陶起胜见瀛及间壁棚内之金君兆龙形迹可疑，急叫拿住。瀛见事已露，即趁此机，将该排排长枪毙。”

上述实录清楚表明，率先与清军营官、队官、司务长、排长在二楼发生正面冲突的，是二排正目、共进会支队长金兆龙。共进会员程正瀛在金兆龙号召下向排长陶启胜开枪，又向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及营主阮荣发开枪，从而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

武昌首义的张冠李戴

1918年，熊秉坤在上海撰写的《武昌起义谈》中，依然明确表示，1911年10月10日夜，金兆龙与陶启胜扭打，“同棚程定国应声起，以枪托击陶头部血淋，陶释金逃，程继射一枪中陶腰部，此即首义第一声也。”

然而，随着孙中山公开声明“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熊秉坤自己的说法也开始发生改变。195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收录有熊秉坤30年代的一篇旧作《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其中干脆把“首义第一声”的桂冠，从程正瀛头上张冠李戴地转移到自己头上：

“此时已点头道名，熊即顺前、后、左、右四队巡视，以验士气如何，各同志均跃跃欲试，惟一般非同志士兵呈惶恐状，见熊曰：‘我辈应如何？’熊令照样武装，听从指挥。熊行至本队笫三棚，闻第二排有吆吼声。熊知有变，即取枪在手，且装且行，遥见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对面跑来，熊开枪对其射击，陶下楼逸去。熊上楼至穿堂间，同行之章盛恺、程凤林两同志为对方击中，金兆龙、程定国、林振邦、饶春堂、陈连魁诸同志均下楼不得。楼梯门为代理营长阮荣发，楼下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诸逆所堵塞，若辈一面放枪，一面大呼……”

1913年1月23日，袁世凯论功行赏，颁发给熊秉坤勋五位证书及徽章，并且在亲笔书写的授勋证书中“推崇”道：“盖闻时逢逐鹿，难每发于一夫，势等连鸡，功莫先于首义。”同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被应夔丞、洪述祖、武士英、吴乃文、陈玉生等人所暗杀，国民党方面一致认定中央政府方面的袁世凯、赵秉钧是幕后主凶。在上海方面的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遥控指挥下，因为被剥夺军权而脱离共进会加入国民党的熊秉坤，与田桐、蒋翊武、季雨霖、詹大悲、蔡济民、杨王鹏、王文锦、王华国、钟仲衡、温楚珩、章裕昆等人一起，在国民党武汉交通部的基础上秘密组织“改进湖北军政，继续革命事业”的“改进团”，积极筹备6月25日的武装暴动。因为暴动失败而遭受通缉的熊秉坤等人，只好辗转逃亡日本东京，加入孙中山重新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与熊秉坤一起发动武昌首义的共进会会员孙武、金兆龙、程正瀛等人，由于没有加入国民党以及中华革命党，从而成为拥护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的敌对阵营的成员。1916年，程正瀛在党派之争中，被贾正魁等人秘密处死后沉入长江。金兆龙也在国民党北伐胜利后远离政治以至于抑郁而死。

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台湾方面曾经两度担任孙中山秘书的岑伟生，在《回忆辛亥革命二三事》中介绍说，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与熊秉坤住在东京九段坂下辰实馆的同一房间里达四个月之久。两个人穷困潦倒，一支香烟要截成两半各吸半支。当谈到武昌首义的开枪问题时，“熊君谓听闻外面嘈吼有枪声，就即开枪，亦顾不得谁是第一枪。谈话间从未有第一枪自认。斯时亡命日本之革命人鄂省军籍颇多，亦都认为熊君起义趁先开枪，不一定是首先放第一枪，……”孙中山当时并不重视熊秉坤，反而是已经与孙中山决裂的黄兴，考虑到熊秉坤是首义军人，专门送来50日元生活费，熊秉坤为此“喜形于色”。直到湖北同乡田桐介绍熊秉坤、岑伟生同去孙中山寓所填写中华革命党誓约之后，“尚不能直接见孙先生，及至1916年广东成立大元帅府，仍是待熊冷淡”。等到孙中山从广东来到上海，在《孙文学说建国方略之一》中公开声明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是自己的党员熊秉坤之后，熊秉坤才开始“坦然自承而不避”。究其原因，是孙中山与黄兴分裂之后，“有人指责武昌起义不是孙先生所策动，甚至说孙先生播越海外，根本未过问湖北省。孙先生为杜悠悠之口，而以熊君填了中华革命党誓约，依附在身边，所以作革命自叙就认定熊君于武昌首义开第一枪，他人遂莫敢訾议，只有背后奚落。”

据贺觉非编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介绍，熊秉坤面对当年的历史当事人及知情人的据实质疑，曾经有过“我不是为自己争，而是为孙先生争！”的自我辩护。但是，基于现代社会所普遍遵守的以人为本、自我健全、意思自治、契约平等、民主参与、宪政共和、大同博爱的文明价值观返观历史，像熊秉坤这样不顾历史事实而张冠李戴，无论出于多么善良美好的主观愿望，都不能算是实事求是的正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