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 | 满清王朝的“抽心一烂”

作者：张耀杰 | 评论(4) | 标签:满清王朝, “抽心一烂”

张耀杰，文载《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12日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是文史专家雷颐集大成的一部文史精选，其中基于他几十年学习、研究历史所养成的“历史性思维”，冷静客观地分析了辛亥革命之所以突然爆发的复杂“原因”，从而得出环环相扣的学术论断：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化；只到时机已逝、丧失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然而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完全是被“形势”推着走，改革的空间终于丧失殆尽。

据该书介绍，满清王朝回光返照式的“同治中兴”，直接归功于曾国藩等人拼死镇压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进而初步开启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然而，正当曾国藩竭诚报国并且功成名就的时候，他的亲随幕僚赵烈文却预言了满清王朝的历史宿命：“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赵烈文的眼光所及，仅仅限于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正统儒教汤武革命、改朝换代式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循环；却严重缺乏既全球化又现代化的开放思维。他说出这番话的时间是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元1867年7月21日。一年之后，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平生第一次觐见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同治皇帝。直到此时他才初步意识到，满清王朝其实早已经“抽心一烂”。只是这种“抽心一烂”并不是赵烈文所说的“主威”弱化的“根本颠仆”；反而是超稳定的传统农耕文明尤其是正统儒教天人合一、政教合一、家国合一、忠孝合一的惯性思维，以及与其相配套的“主威素重，风气未开”的极权专制，通过“逆淘汰”的统治权术和用人制度，直接扼杀了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以至于整个朝廷连一名足以力挽狂澜的皇室成员和忠良大臣，都找不到了。

尽管如此，曾国藩、赵烈文以及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等人，依然不得不把维护专制统治的全部希望，一厢情愿地寄托在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主威素重，风气未开”方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马克思早在1858年10月8日就在写给恩格斯的书信中，以既全球化又现代化的开放眼光，把中国的满清政府和日本的将军幕府在西方炮舰打击下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形容为“门户开放”。

马克思的改革开放预言很快在中国的近邻日本得到落实。1868年4月6日，日本明治天皇亲率文武百官在京都御所紫宸殿，向天地神明郑重宣誓：“我国即将进行前所未有之变革，故朕躬身先众而行，向天地神明宣誓，定斯国是，立万民保全之道。盼众卿亦念兹在兹，同心戮力。”日本历史上被称之为明治维新的改革开放由此正式启动。一直以天朝上国老大自居的中国统治者，即使因为两次鸦片战争而付出割地赔款的沉痛代价，也依然不愿意主动放弃“主威素重，风气未开”的极权专制。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在1894年7月25日爆发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很快被后来居上的日本军队打得一败涂地。

1894年9月下旬，恩格斯在致劳拉•拉法格的书信中认为，刚刚发生的中国与蕞尔小国日本之间的甲午战争，将成为中国近现代化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国社会“被迫欧化”的改革开放，是“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是全球化的人类共同体中值得肯定的一种文明进步。但是，正如马克思1858年既全球化又现代化的改革开放预言，在中国社会基本落空一样；恩格斯所说的“被迫欧化”，在中国社会依然没有能够顺利展开。沿着只改器物不改精神的洋务改良运动走下去，1911年规模不大的一场武昌首义，便引发了全国范围内“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的辛亥革命，距离赵烈文预言的50年还提前了6年时间。随之而来的，是长达数十年“方州无主，人自为政”的军阀混战。

用全球化的“历史性思维”返观历史，1911年的辛亥革命无论有多少来自海外的文明要素，本质上依然是一场中国传统的官逼民反加改朝换代的汤武革命。中国社会与世界文明全面接轨、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其实是1980年代之后的事情。只有明白这些环环相扣的历史事实，今天的国人才会更加珍惜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雷颐著《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