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以为这只是一道矮矮的门槛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开始于1992年，真正的起飞则源自加入WTO后引发的化学反应，这当中，最为重要的是外来资本与内地劳动力的结合，此外,这一结合发生在沿海城市，离不开当地公共部门、基础设施体系的配合，在很大程度上，这一高速发展是外资(以及随后兴起的民营外向型资本)、内地劳动力和沿海城市三驾马车的合力所致。或者简捷地说，乃是资本、劳动力和政府的协同成就。
此轮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无疑回馈了参与各方，而其中最大的赢家一是外资，凭借独有的技术和市场优势，获得了高额利润；二是沿海城市，在中国特有的经济改革进程中，沿海城市政府依旧牢牢控制着基础设施体系，也控制着土地资源，随着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不断提升完善，通过土地升值、基础服务的垄断价格和公共税收等方式，沿海城市政府成为了此轮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赢家，如果不是说最大的赢家的话。
作为三驾马车的另一方，内地劳动力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来自广大农村的所谓“农民工”，进入到沿海城市，习得了技能，获得了虽然收入微薄，但也远超于乡居务农所得的现金收入，无疑是一种福利改善；另一部分则是从事管理、商业或各种专门技术的内地人员，在沿海港口城市，一度有着更多的机会，也有着更优裕的收入。
当然，在这一幕戏剧中，并非没有人受损，对于本地劳动力来说，既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转向商业的机会，也有传统产业破败后的下岗事业之痛；既有大量外来人口拥入所带来的租赁房屋之利，也有被拆迁征地所带来的利益剥夺之痛。
对于内地劳动力而言，也存在着收益与其贡献不相称的问题，无论的普工、技工还是所谓的白领。与经济发展持续高歌猛进相伴随的，是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相关研究显示，1992年-2004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54.6%下降到47.1%,在12年里下降7.5个百分点。2004年-2008年按新口径,劳动者报酬从50.6%下降到47.9%,在四年中下降了2.7个百分点。
但无论如何，这一轮开启于1992年，大行于2000年后的经济发展，仍是一个相对多赢的局面。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还有个人自由提升，沿海港口城市也因为外来人群的加入而日渐多元开放，在一个经济中心的快速发展阶段内，人们对于未来也更有信心，对于从事脑力劳动的外地人群来说，在沿海港口城市安居乐业乃至扎根繁衍，显得并不遥远。
这一信心并非无中生有，在这一时期，户籍作为区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标志，其功能正在迅速弱化中。在计划经济时代，户籍不仅是社会管理手段，也是经济分配手段，一度，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包括米面、食油、肉、肥皂。。。都根据户籍而配给，试图将所有人归入所谓的计划体制当中。市场化的深入，弱化了户籍的功能，各类票证相继取消，尤其是1992年之后，随着大范围的人口流动涌现，票证更加不符合市场化的需求，1993年初，各地粮票相继停止使用，1993年5月，北京最后停止使用粮票，粮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这也就意味着，户籍作为经济分配手段的功能已经大大地弱化了。人们开始推测，进一步的发展将使得户籍制度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
然而，这只是一度拥有的幻觉而已，现实的发展恰恰与之背道而驰。
如今渐渐成为高高的墙
外地人与本地人同为财富的创造者，理应一同分享当地的公共设施，享用公共教育和医疗资源，甚至还应享有进入当地公共部门的资格，简而言之，只要符合一定条件，就应该给予定居于当地的外地人以市民资格，享有与本地人同等的权利。
事实上，沿海港口城市并非完全拒绝外地人入籍本市，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附带了提供户口的条件的人才招募和招商项目。这也就意味着，将大批外地人拒之门外，其实是以户口为标准，制造奉献和回报的不对称,这样一来，有户口不啻成为了一种特权，这相当与人为地制造或者至少是延续了一种身份歧视。无疑，这样的状态并不合乎正当、权利和法治的要求，也因此，自从外地人大量涌入沿海城市的现象出现以来，呼吁取消户籍制度的声音就不绝于耳。
但是，与呼吁取消户籍制度的声音相伴随的，却是现实中以户籍为排他标准的日益强固。市场化的进展初步解决了物质匮乏的问题，户口本上所包含的实物配给功能一度弱化，但在教育、医疗和就业等领域，本地户口依旧具有优先权，本地公共教育和医疗资源以及公营事业等部门职位，仍排他性地倾向于户籍人士；与1980和1990年代户籍含金量下降适成对照的是，近些年来，沿海港口城市政府从经济发展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围绕教育、就业和医疗，本地户籍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高。
近年来轰轰烈烈的和谐社会建设，更是几乎完全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无论是低保、社保还是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一般都需要具有本市户口，才可以申请；与户籍一样，两限房之类也有”后门”,如北京就规定,符合首都产业结构的人才、北京市吸引的人才，包括为中央服务的人才，可临时调剂供应。同时，持绿卡的人员享受北市民待遇，也可按照相关要求申请购买。 这也就意味着, 身份而不是贡献才是决定相关福利和利益归属的前提条件.
大批迁移到沿海城市的白领阶层，就这样成为了所谓的“夹心层“：收入尚不足以应付越来越高的房价，因为户口的因素又与两限房无缘。尤有甚者的是,2010年底和2011年春，北京市接连出台购车摇号与房屋限购政策，再次以户籍为排他标准，如此一来，为之作出贡献的城市不要说什么两限房了，连买房、买车也没有资格，网络上开始流传靠北京户口假结婚赚手续费的段子，新浪微博流行的”随手拍解救大龄女青年“里面，”北京土著“、“北京户口”成为不无炫耀的条件。
随着10多个城市宣布跟进出台自己的房屋限购令，一道以户籍为排他标准的高墙，竟然在短短几年内悄然耸立起来。
愿高墙不要成为鸿沟
如此现实自然引来不少质疑：这还是我们一心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吗？如果都不允许买房，又哪里来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平等国民待遇还有没有价值了？难道，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没有外地人的奉献吗？为什么奉献却不能获得同等的回报，仅仅因为所谓的户口？
自1990年代初以来，大批外地人涌入沿海港口城市，既成为当地经济起飞不可或缺的条件，也给当地的社会管理造成了更多的压力。运行至今，外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外地人口超出本地人口已是普遍现象，在深圳和东莞等地，甚至出现了外地人数倍于当地人的情况。由于.现行体制下，警察人数与户籍人口相对应，外来人口的涌入带来了很大的治安压力，广州深圳等地严重的双抢案件和砸车偷盗等越演越烈，甚至一度出动大批武警维持秩序。此外，大量脱离既有社会管理体系的流动人口聚集在一起，也增加了出现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如何管理这些新居民，成为政府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
理想的状态当然是设立相应门槛，逐步将新居民彻底转化为本地居民，这样做一举两得：既吸引了外地劳动力为本地经济发展作贡献，又能将新居民纳入当地的社会管理体系，有助于社会稳定。然而，下列原因阻碍了制度变革的尽早出现：首先，地方政府并无作出如此制度变革的权力，而在世纪之交，中央政府面临着繁多的议题，既然从表面上看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相对稳定，也就缺乏动力推出如此重大的制度变革。
其次，在在现行体制下，很难想象存在一个边界清晰的本地人利益集团，可以持续地影响公共政策的出台；但无论如何，经济发展始终在源源不断地为沿海城市带来巨大利益，维持既有的户籍制度，以及此一制度所支持的社会管理和福利分配，就是有利于本地居民的，这势必会产生出一种倾向于保守现状的立场，成为延缓制度改革的因素。
不过，上述理由或许可以解释制度变革的迟滞，却无法解释近年来户籍高墙的悄然耸立。在我的理解，这一逆转应该与今年来不断上涨的维稳压力有关。随着单位制和公社制的逐渐解体，越来越多的人游离于既有的社会管理体系之外，尤其是近10余年来，数以亿计的人离开了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来到异乡务工经商，进一步脱离了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组织的控制，尤其是在沿海城市，由于缺乏根本的制度变革以吸收新居民进入社会管理体系，占人口过半甚至绝大多数的外地人全然游离在既有的社会管理体系之外。这无疑给予政府相当的危机感。
而在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无疑具有相当的普惠性，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庞大的利益被剥夺群体：被买断工龄的下岗职工、征地中获得极低补偿的农民、城市中被强制拆迁的业主、以及因各种原因而引发的种种纠纷制造出的庞大上访群体。从整个人口的相对比例来看，利益被剥夺群体所占比例并不会太高，但是，其绝对数量却足够惊人，始终在不可逆地堆积增长，群体性抗争事件也相应剧增。
在上述双重危机感之下，政府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开启迟滞多年的制度改革，逐步将新居民纳入到社会管理体系当中来；但是，多年累积的外地居民，很难在在短时间吸收，对于当下的维稳贡献不大；一是维持既有制度，甚至加以强化，却可能成为维稳体制的现成基础。从可观察的事实来看，后一种成为了现实的选择，一种沿着既有的以户籍为基础的社会管理体系的政策安排得以浮现，在这一政策安排中，本地人成为了社会管理体系的依靠对象，而外地人则成为了社会管理的目标对象，与之相应的，则是在利益上或者至少在名义上对本地人的倾斜。各地在低保、社保等社会保障和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福利提供上，政策几乎如出一辙，2001年，全国将总共建设保障房一千万套以上，这表明，以户籍为排他性的标准的政策出台，并非什么本地人利益集团的驱使，而应是更高的政治权力的统一意志所致，来自于维稳政治大局的需要。
从短期来看，这样的选择或许是有效的；通过2008年北京奥运、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以本地居民为依靠对象的安保和维稳体系日益成熟，正在进行的两会安保，北京市再次动员了将近80万人，以维护稳定；但是，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这一选择也将带来新的问题，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身份区别，悄然形成了两者之间的高墙，而诸如房屋限购令之类措施，正在将这样的高墙转化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而在一个国家的国民之间，这样的鸿沟始终不应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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