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進民退之說頻繁被提及，隨著財稅收入增長率連年大幅超過GDP增速，國富民窮也日漸成為常用詞。復旦大學教授韋森在談及富國窮民時認為，當今中國經濟的最主要的特征化事實為“四化”︰即中國經濟的貨幣化在加速，中國經濟的證券化在受阻，中國經濟的政府行政控制化在加強，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正在被扭曲。
事實嘲弄了一廂情願的“目標”
這一看法，與相當多人士長期的期待相反，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一九九二年確定建設市場經濟體制目標以來，包括主流經濟學家在內，都將改革的目標定位在小政府大市場大社會，一段時間內，不斷涌現的市場化空間在一定程度上支撐了這一目標想像，至于依舊保留的行政控制和高比例的國有經濟成分，則被看作是有待進展的領域，將隨著市場化的進展而不斷克服，或者是正在過的“大關”。
然而，事實無情地嘲弄了這種目標想像。吳敬璉等經濟學家一再鼓吹的“大關”沒有絲毫要度過的跡象，相反，卻出現了韋森教授所言之“四化”，對此，較為普遍的看法認為，利益集團的出現乃是主因，中國正日漸淪入權貴資本主義的泥潭，由于權貴利益集團對國家政策的綁架，導致利益偏向于特定利益集團，拉大了貧富懸殊。不久前，鳳凰網發起“中國往何處去︰四大利益集團綁架中國”的討論，認為當前中國有壟斷國有企業、政府部門、官商勾結和身份血緣等四大利益集團，共同綁架了改革，即屬此論。可事實真是如此嗎？
自改革開放以來，執政當局一再重申的是“保持公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即使在確立建設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後，“抓大放小”並舉，進而“做大做強”也是從不諱言的政策指向，在經濟領域，國有經濟應對所謂七大“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明確宣示應由國有經濟保持絕對控制力，包括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此外，金融行業等資源配置的核心部門，也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依舊保持著行政控制。此外，在社會領域，無論是教育、科技、文化還是衛生系統，也均由事業單位保持著絕對的控制，民營單位僅僅起到幾乎微不足道的補充作用。
上述事實表明，所謂小政府大市場大社會的目標想像僅僅是部分知識分子的虛構，而從未成為執政當局的選擇。前三十年全能體制運行的失敗表明，不引入市場化也是死路一條，可是，如果引入市場化，又有可能失去對經濟運行的控制，尤其嚴重的是，如果按照小政府大市場大社會的方向，那麼，政治體制就必然要由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專政體制轉變為由社會制約並對社會負責的憲政責任體制，而這是鄧小平和陳雲等人所無法接受的。鄧、陳兩人所共同規劃的“兩個基本點”表明，引進了市場化，同時將其發揮的作用圈定在了一定範圍之內，才是其意想中的改革目標。
經濟以維持專政體制為要務
楊繼繩的《改革時期的政治斗爭》一書中曾引述過陳雲對趙紫陽的一句話︰“中央的政治權威需要經濟權威做保證”。以我理解，所謂政治權威不僅體現在中央與地方關系上，更體現在執政當局與社會的關系上，為了保持專政政體對社會的全面和絕對控制，不僅需要行政權力不受監督，拒絕政治改革，也需要在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上保持控制力。但是，難以克服的問題在于，如此片面的改革勢必會出現行政體制、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的的低效、浪費和腐敗，相比民營私有經濟的效率和節儉，如果不加以逆向的調整，民營私有經濟的比例終將超過國有經濟，而低效、浪費和腐敗的行政、事業和國有企業，也終將不堪運行。
因此，為維護專政體制，就需要在引進市場化的同時，運用權力干預市場，為了抵銷國有經濟相對于私有民營經濟固有的低效率，並長期保持國有經濟的統治地位，既需要從行政上管制、設置壟斷，于是，隨著市場化的深入“行政控制化在加強”，當然也就會出現“市場化進程正在被扭曲”，同樣是為了這一目的，還需要同時運用通脹和低利率相結合的組合拳，源源不斷地從民營私有部門吸取經濟資源，並轉運給國有部門，于是，就出現了長達三十年的貨幣相對于 GDP增速的超發，以及為達成這一目的，而必須保留對金融部門的行政控制，拒絕金融體制的根本性改革。
如果上述的分析成立，那麼，中國經濟的走向就不是受什麼利益集團的綁架，而是服從于維持專政體制的政治意圖，所謂的利益集團乃是這一意圖的派生產物。
進而，無論是權力支持的國進民退，還是長期貨幣超發效應下的國富民窮，其實都是這一昭然若揭的政治意圖下的陽謀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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