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8月25日 10:16:57

  动车追尾事故过去了,我知道有些东西会埋在心里,如同一笔不定期存款,总有取出来的一天。但确实有人在问,我们是不是已经把这事忘了。我的心里也渐渐凉了下来,在愤怒之后,悲哀开始浮了上来。脑海里泛着李白那句话,行路难,难于上青天。我想起不少在路上的故事。
   在记忆里,我七八岁就学会了骑车,脑袋还没车把高,从28车的大梁下面跨脚蹬子,意气风发得像在草原上骑马,那时候村里根本没有车,村边也没有公路。
   还记得一天晚上,我正睡得迷迷糊糊,母亲在耳边对我说,她要出去一下,叫我自己别害怕。第二天早上,看到一大堆小石子,用板车拉得好几趟。原来我们那一片发现了石油,中原油田要从我们村西边修路,用卡车拉了石头子放在路边,准备第二天施工。一夜之间,我母亲和我们村的人,把那些石头子全部偷运回到了各家。后来家里用这些石子打了几个麦缸,还打了一个挺时髦的条几。
   公路修好了,汽车多了,我却感觉到恐惧。在路边玩时,每次大货车经过,我都要跑出好远,害怕大轮胎崩起的石子会把我击中。有一次,一个邻居用板车拉着他父亲在公路上走,结果父亲被车撞死了。车逃得没了踪影,村里人就把棺材放在路上,邻居披麻戴孝,所有车辆必须交钱才能通行。在村人看来,让汽车交钱是一种正义,否则能找谁说理去。
   路通了,油田越来越多,工人们开车到村里挥着钞票,什么都买,知道了什么叫钱的村人如梦初醒。就像你在《铁道游击队》看到的情景,他们身手矫健地扒上汽车,把车上的各种原料扔下来抢走。后来偷油开始了。我听过一些故事,有的村妇去找油田的看守,用肉体去换油,别人也视为寻常,仿佛进行的是普通的物物交换。还有的用车拉上七八十的老婆婆,开到油井,见到管理员,老婆婆扑上去不放手,管理员往往吓得不敢动,怕把老人摔骨折,老婆婆的儿子孙子趁机挖了油就走。还有一次,我也是听来的,油田有人骑着摩托进我们村,可能是调查偷油案子的,一六旬老妇在旁边跳起来突袭,一巴掌扇得车倒人伤,传为美谈。
   十来岁我进了城,中学时候跟同学在公路骑车,不小心蹭着一骑车小贩,他顺势倒地,哎哟叫个不停,说被我撞坏了,要我叫家长赔钱。小贩一边诈伤,一边威胁我,还掐了我的脖子,让我感到羞辱。后来父亲赶到,父亲的朋友也到了,他跟小贩一个村子,是来说合的。结果是被讹了几百块钱。
   那次经历给我内心留下了创伤。我的乡亲们,以及那个小贩,在自己的乡里,基本上都被评价为好人,在熟人社会里,他们有着不错的名声,孝敬父母善待孩子,村子里也长幼有序。但走到陌生人穿梭的路上,一切规则好像就不存在了,如置身野蛮的道德荒原,伤害别人填饱自己,成了大家默认的一种“规则”。当地的口头语是“偷公家的那不叫偷”。亲戚告诉我,某天有卖大米的人拉车到村里,结果被村人哄抢而光,卖米人在路上痛哭,村里人嬉笑依旧,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完全没有愧疚感。
   也许我们当地民风太坏,不具有普遍意义,但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叫“普遍规律”的东西,熟人社会的伦理约束之外,就成了规则的空白地,那里本来应该驻扎着法律,但当人人心中都没有法律,或者成为可以任人捏弄的胶泥,那么它就是不存在的。
   难道这就是乡土中国的一个特点?乡土中国的有序依赖熟人社会,费孝通先说过,熟人社会的协调半径只有 30公里,而生人社会用法律能协调所有的人。当乡土中国开始转型,它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我们想象,当体制和法律的跟不上转型的加速度,整个社会就可能变成扭曲无序,直接从熟人社会进入到坏人社会。
   从这个角度,再去看近年发生的一些事,毒奶粉、毒馒头、毒大米、70迈、黑窑工,最终到了“723”动车追尾事件,你会发现,整个社会系统都染了毒,当他人即是地狱,那就成了人人即地狱。
   “723”事件的发生,看上去跟这些并没有关系,但真的没有关系吗?高铁、动车这个超级控制系统,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部分,当系统染了毒素,动车这个体系凭什么能够自外?
   孙立平教授提出一个概念叫“底层的沦陷”,他认为底层在经济层面的沦陷,必然伴随着道德的坍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但是,从来就没有单独的沦陷,底层的沦陷背后,必然是整个社会体系的沦陷,是道德底座的坍塌,是对社会伦理的抛弃,这一点在相当长时期内已经无可挽回。
   中国,你的刹车板丢了。
   崔卫平老师说过一段话,“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这句话本是鼓励人奋进的,从改变自己开始改变中国,但如果黑色地去理解它,发现竟然也能够成立。想到这里,悲从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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