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独立媒体 | 阶级结构还是行动：评《中产心事》

作者：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0) | 标签:香港, 社会阶级流动, 中产阶级, 叶荫聪, 吕大乐

文：叶荫聪

手捧吕大乐的新书《中产心事》，想起九十年代初读大学时上课的情景。当年他已是大学里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以风趣幽默见称，手拿着一张白纸一罐可乐，便滔滔不绝说出许多社会学理论与笑话。然而，过去十年，虽然他在不少公开场合依然谈笑风生，但偶尔读起吕老师的文字，感觉少了幽默，多了几份沉着，甚至有点沉重。

所谓「沉重」，不在于笔者与吕的意见有时相左（例如对「反高铁运动」的评价），而在于他对香港社会与政治事务的投入。近几年，他在报章中爱宏观地分析香港政治形势，支持渐进改良，提出要与建制有互信、遵守得来不易的政治与社会规范、认真衡量主流及边缘的民意比例等等。近年，朋友中也多了一些吕大乐政论的批评者，不过，政治学甚至政治社会学其实都不是吕的学术专长，要认真研究、分析及批评吕，需要回到他的社会学，特别是对社会级流动及中产阶级的研究与分析，《中产心事》可以是一本入门。

吕大乐虽然没有大量引用他做了超过二十年的社会流动研究成果，但是，他对一些概念的厘清，对近十五年来相关的统计数字进行社会学分析，都是非常好的讨论共同基础，也是难得的社会学普及读物。

例如，报章经常说「中产愤怒」了，甚至「中产已死」的说法，但是，谁是中产？中产阶级不是由薪金水平来定义的，吕大乐作为深受韦伯学派的社会学家，倾向以职业性质来界定，中产阶级是指专业、辅助专业、经理及行政级人员。他的研究发现，在过去二十年里，中产阶级在香港的人口比例没有变，换言之，随着人口增长而持续增加。同时，向上的社会流动机会也没有大减，向下也没有大幅增加。

变的是甚么？似乎是质而非量。二十年前当经理可能很「巴闭」，但今天的待遇差很远。吕大乐认为，许多中产有「下流」焦虑的感觉，其实是薪金、福利、工作稳定性减少所致，而非真的变成下层阶级。同时，要中产维持自身以至子女的阶级位置，在日益文凭化的社会中，变成异常激烈，压力大增。一方面工余要多读几个硕士课程，另一方面为子女入名校、学钢琴、增强多元智能费尽脑筋。

依吕大乐的中产定义，中产阶级只占香港人口的五分之一。但何以「中产」声音如此之大？吕在书中的第二章指出，许多所谓中产诉求与怨气，是来自中位收入人士，而非中产。他以复建居屋诉求为例，其实与他定义的中产无关，因为他们大部份已有房产，然而，与中等收入者密切有关。若把每月收入中位数按人口分成十等分组（2006年6月计），准确来说，至少是第五（$9,000）至第八组别（$17,000）的群体。这些人与最高分组（$45,000）拉得愈来愈远，却与最低分组拉得愈来愈近。可以想象，最低工资的订立，楼市颷升，会令中等收入群体感到焦虑，多于中产阶级（他们大部份属较高分组）。

如果细心分析吕大乐这本书，便会发现「中产」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阶级群体，虽然没有消失，但对透过他们来理解香港社会以至政治的重要性其实并不大。第二章中的中位收入者，许多人还不属中产，人数肯定多于五分之一全港人口；第三章吕讨论教育竞赛，拼文凭抢学位维持阶级或追求阶级晋升，连吕也承认，可以说是跨阶级的全民运动。因此，「中产」作为一个梦，一个「谦卑」的理想（父母都想子女当「乜师物师」），可能更重要。

至于第四章的精英，人数上又可能反过来少于中产阶级。吕大乐发现，香港缺乏研究精英阶层的研究，所以，他也没有确实的统计及研究资料，可以作出确实的结论。但是，他从一些片段的现象观察到，精英圈子有着封闭与排斥的趋势。他认为，传统的名校代表了一个开放的精英系统，但香港名校今非昔比，许多精英份子甚至可能在西方国家念小学，进外国名牌大学，回来后进占某些行业的高层（笔者听说投资银行正是如此），「在地」中产是否愈来愈难以打入精英阶层？

吕大乐透过社会学分析以及现象观察，对社会阶级结构掌握得颇为细致。但是，也许正是他对结构面的重视，令他对阶级的行动力（agency）面向未能捕捉，或换一个较持平的说法，他重视的阶级实践，比较立根于他所分析的社会结构，而较少讨论政治行动与组织，以至文化呈现，又或者是他界定为较「形而上」的部份（页89）。

吕大乐认为，香港仍然存在社会流动（向上）的机会，所以，中产也好，中位收入者也好，继续搏杀，注重个人竞争力，而没有在价值及生活态度的反思，他们对社会建制与政治制度的不满，还未至于要改革，更遑论革命。不能不承认，在较静态的民调上，这种主流的「中产心事」可能清楚呈现为社会事实；但是，在政治行动与社会运动上，那怕所谓的「价值及生活态度的反思」仍属少数，已造成社会及政治效果（在吕眼中可能是「放大」了）。

用一个较极端的例子可以说明，法国当年的雅各宾（Jacobin）革命派只属少数，却带来了法国大革命。香港当然还没有雅各宾，但不少走上街头的政治活跃人士，按吕的界定，应多属中等收入群体吧，他们的焦虑没有成为个人拼搏，却以「文化保育」面目（细心看不缺中产阶级啊！）出现也好，叫「八十后」或「艺术公民」，又或近日的「人民力量」也好，性质各异，但在意识形态上已起着广泛作用，甚至很可能会在选票中渐见力量。

吕大乐的沉着或沉重，让我想起梁文道的不同观察，他最近在北京与骆以军对话，如此描述「香港」：「我觉得香港有点受够了，就是你们要抢竞争力你们去吧，你们要拼速度、效率，你们去吧，香港现在年轻人想的是我们怎么样生活会更幸福。也许钱没那么多，但是我们要更民主，我们要更平等，我们要更公正。」

也许梁的描述还经不起统计与社会学分析，不过，我相信，在政治争议中却有着同等的份量。

刊于《明报》「星期日生活」，201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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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笔者回应有读者指出法国大革命的开始不是来自俱乐部的留言。

叶荫聪：

多謝指正。法國大革命的歴史當然很複雜，也許用「帶來」一詞並不準確，應該說，雅各賓派成為法國大革命之後的當權派，直至1794年羅伯斯比被處決。

本文不涉及對法國大革命或雅各賓派的評價（這真是個複雜非常的學術及政治課題），我提這個比喻也只想說明，一個少數派能在某時刻左右政局。至於你同意他們與否，則是另一個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