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经济学分析指出，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我国婚姻家庭法应本着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收益的原则,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放宽夫妻家务劳动成本分担、收益分享的条件。”
家务劳动是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1 ] (p. 10) 。这种通常由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未支付报酬的劳动, 主要包括下列活动: 煮饭、清洁、整理房间、洗衣物、购物、修理和维护住房、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园艺、宠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2 ] (p. 4) 。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只在家庭内部有价值,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 家务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 是一种需要成本、能产生收益, 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夫妻间从事家务劳动的通常是女性。通过立法承认夫妻家务劳动具有的价值是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 体现了对女性的保护, 有助于实现男女实质平等, 被誉为是对经济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妇的“自卑治疗剂”[3 ] (p. 153) 。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成本构成分析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 从事家务劳动需要一定的成本, 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及机会成本。①但在现实生活中, 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一) 夫妻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 在某种劳动中的精力成本越大, 则投入到另外一种劳动或其他活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以全职夫妇为例, 在夫妻工作时间相同时, 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 自由支配时间就越少。而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 也可以用于“劳动者体力的恢复, 智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和谐发展”[4 ] (p. 240) 。非家务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时间休息, 可以促使其体力的恢复, 产生新的精力, 因而在市场投入方面具有较大的精力优势。家务劳动方, 因在工作之余从事家务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 该方就会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时间恢复其体力, 影响其市场投入的精力, 在市场投入方面失去其精力优势。当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时, 从事家务劳动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时间的精力强度, 故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选择精强度不大的工作, 甚至因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而根本无精力投入社会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会工作。而从事社会劳动的精力成本往往与工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由于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方承担, 在已婚男女参与同样的社会工作时, 女性的社会收入往往较之男性低, 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 已婚女性在婚后较之婚前在市场精力投入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 因而可能会减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一切资本中, 只有对人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对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与花费在该项活动上的时间正相关,“当家庭部门用的时间更多时, 主要提高家庭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会更大一些; 而当工作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市场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积极性会更强一些。”[5 ] (p. 70) 由于妻子的主要时间是从事家务, 其对社会工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较男性低, 加上女性社会劳动精力投资较男性更少, 自然会降低他们的社会收入, 而低收入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他们投入市场的精力及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入, 加大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 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不是价值本身, 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 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6 ] (pp. 15 ,129) 。
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同属于人类劳动方式之一, 只是劳动地点及劳动内容等存在差异, 属于不同的劳动分工, 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务劳动这种精力成本进行投资而不能分享该投资的收益, 会造成对女性的系统性剥夺, 既违背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 也会减弱该方投资家务劳动的积极性, 对家庭这一经济组织体也可能造成破坏(导致解体) 。如果不对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成本给予回报, 家务劳动方在夫妻时间配置博弈中处于不利境地, 在婚姻解体时也会削减该方在离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 夫妻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体, 但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间可能会因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而放弃社会工作选择家务劳动, 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动承担主要家务劳动,“夫妻一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 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活动被放弃了”[7 ] (p. 7) , 因而家务劳动存在机会成本。由于从事家务劳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投入,在时间总数不变的情况, 家务劳动者就只能通过改变时间分配的方式以承担家务劳动, 如通过不断减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或者减少甚至放弃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的时间等方式以保证有足够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此, 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年限越长, 其机会成本就越大。
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取决于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价值,“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 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的关系, 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 效用大则价值大, 反之, 价值则小。”[8 ] (p. 122) 边际效用价值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物品所引起总效用价值的增量, 它遵循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比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大, 其就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反之就会选择从事社会劳动, 而且只有当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为正时夫妻才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如果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相等时, 则无论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无区别。因此, 理性人假设下, 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应当大于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且其边际效用价值为正, 而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越大,表明家务劳动方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总之, 家庭“这一生产单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场产品, 而是家庭成员的时间, 特别是传统家庭中妻子的家务劳动。”[9 ] (p. 94) 贝克尔认为, 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 家庭中每一成员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赖下尽其所能, 自觉履行投入义务,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5 ] (pp. 4 – 5) 。家务劳动具有精力成本和机会成本, 是对婚姻的一种投资。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边际成本, 则意味着该投资是有效益的, 就会鼓励投资者继续投资。反之, 该方就会减少投资, 甚至不再投入而宁愿选择经济组织体的解体。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 要求夫妻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长久维持婚姻关系。
二、夫妻家务劳动产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务劳动所创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 主要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分担如家庭安排、照顾子女等可以减轻非家务劳动方精神上的压力, 带来清闲的享受, 而有些活动如清洁、整理房间、清洗衣物等, 则本身可以为家庭成员带来精神方面的愉悦。物质上的收益, 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带来的分工收益、家务劳动使得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及非家务劳动方在家务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人力资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纯属主观感受, 难以客观衡量, 本文主要分析物质性收益。②
(一) 比较优势分工带来的收益
夫妻之间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 实行劳动分工, 以增加家庭的产出? 通常认为, 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 而男性在社会劳动方面能产生较高的生产力。男女只有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才能增加家庭的产出, 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保持下来, 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化效能, 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进了劳动的分工, 取得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家庭通过丈夫在劳动市场从事专职工作, 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这种互补活动的专业化而促进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9 ] 因此, 在男女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实行分工, 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产出, 提高家庭的经济效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 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机会成本较低的配偶专于家庭生产。由于女性的工资普遍较男性低,其机会成本相对较低, 这样现实生活中从事家务劳动的任务就主要由妻子承担, 丈夫则利用其在社会劳动方面的优势参与更多的社会劳动。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 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的分工模式被认为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10 ] (p. 27) 。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由一方从事家务劳动, 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场的优势参与社会劳动, 夫妇双方通过共同努力, 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据夫妻的比较优势, 发挥各自所长的结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劳动都应具有相应的价值。
(二) 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防止积极财产流出)
在传统的“男主外, 女主内”思想影响下, 许多已婚妻子担当着从事家务劳动的主要责任。妻子从事的家务劳动自然可以减少家庭中雇佣保姆的费用, 降低家庭经营成本, 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外流。“妻为家事劳动,
则不须支付对价于他人, 家计费用即可减少, 则其减少部分, 对家庭而言, 就是家事劳动的价值。家事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的积极财产流出之功能, 即为其获得评价之主要根据。”[11 ] (p. 155) 由于降低家庭经营成本是通过投入家务劳动的方式实现的, 该降低的成本则为家务劳动的收益之一。
(三) 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虽然家务劳动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换价值, 但通过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以及“置换”方式, 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
1. 理性人假设中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 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 他们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 即假定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 并且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在婚姻家庭中, 夫妻会考虑婚姻的成本及从婚姻中获取的收益。家庭是一个资源交换的场所, 只不过这种交换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质的交换, 也包括物质上的交换。现实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动物, 而社会生活是要求互惠关系的, 人们的选择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奖赏和最少的代价之下的, 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润或最好的结果。”[12 ] (p. 112) 在家庭中, 需要通过家庭成员共同投入共同经营, 彼此分享家庭收益, 获得对方经济上的供养及情感方面的爱与呵护。家庭成员应当共同投资于家庭, 以获取投资的收益以分享, 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 增进家庭幸福。家务劳动是对婚姻非物质性的投资, 对该投资除了精神与情感方面的回报, 尚需要换取其投资应得的经济收益, 此种收益是通过家务劳动换取非家务劳动方的社会劳动价值实现的。
2. 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即以萨伊的生产要素理论为基础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未将家务劳动价值核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13 ] (pp. 59 – 60) 。而现代经济学家认为, 家务劳动实际也具有交换价值, 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过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子女, 而不是传统的商品。“忙于抚养孩子的妻子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换得’丈夫在市场上的工作, 而丈夫则‘购买’妻子照顾他们共同的子女。”[9 ] 通过这样的方式, 实现妻子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对于此, 家务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换价值, 但其通过“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事实上, 家务劳动价值对准确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 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资料资示, 仅一项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价值就约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0 —35 %[14 ] (p. 41) 。 (四) 非家务劳动方获得的人力资本夫妻获得的收益除了经济上的现实利益, 还包括一种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体现的资本收益, 即人力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从事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的能力、知识和技能, 它主要靠学习、训练和经历来获取和积累, 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15 ] (p. 129)在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过程中, 由于夫妻经济方面的共同投入及一方对家务劳动的分担, 使得非家务劳动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身的教育、培训中, 积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技能, 而这些素质和技能使得人力资本投入方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终身受益。“学校教育通过提供知识、技能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了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与教育和其他培训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失业与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16 ] (p. XVII ,4) 在这些资本投资过程中, 夫妻对人力资本在金钱方面的共同投资,极易获得夫妻及世人所认可。但夫妻在人力资本获得方身上投入的机会成本和精力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婚姻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分享该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 而一旦夫妻离婚, 非人力资本方就不能分享该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体的收益分享理论, 此种情况下, 此种人力资本一定范围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的共同投资所得。
三、夫妻家务劳动成本的分担与收益的分享: 婚姻家庭法相关立法
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 这种承认应体现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国婚姻家庭法应从以下方面考虑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的收益。
(一) 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规定, 除另有约定外,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入为夫妻共同财产, 但现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将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入生成的知识产权和继续性使用的知识产权后期使用的财产性收益)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范围, 也未规定夫妻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获得的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执照、文凭、资格等人力资本收益。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实际上缩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 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资回报。因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创造知识产权或获得人力资本的过程, 需要夫妻共同的经济投入, 家务劳动方在履行协助义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行为中通常也存在机会成本及精力成本。离婚时如果不对家务劳动方的这些成本给予回报, 必然会损害其经济利益, 降低投入方的自我评价, 也不符合家庭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因此, 我国婚姻法应明确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收益。同时, 宜借鉴经济学中对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估算方法, 规定夫妻婚姻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在离婚后一定年限内的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
(二) 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 国外实践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法则等进行计算[7 ] (p. 302) 。在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机会成本能够确定的情况, 借鉴机会成本法则计算夫妻家务劳动的价值较为合理。如果能确定家务劳动方因从事家务劳动而失去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 宜以该丧失的机会作为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的确立存在难度, 则需要考虑相关因素, 宜参照替代法则计算, 但不宜采取简单的使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目前我国有学者提出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价值的主张) , 因为此种计算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会降低家务劳动的价值。
对于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 经济学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价法等进行评估。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在稳健、可行和公允的情况较多采用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的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计算。虽然这些计算方法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 但不失为经济学计算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重要的方法, 在家庭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三) 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务劳动价值时, 应增设具体的考虑因素, 包括非家务劳动方从家务劳动中的受益的大小, 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续时间等因素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
在评估人力资本价值时, 应考虑以下因素: 首先应考虑对人力资本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的年龄, 因为该年龄决定了人力资本投资后新增收入流的期限长短; 其次应考虑人力资本的折旧现象, 一定周期之后又需要新的人力资本的投入, 该投资并非总是一劳永逸的; 最后应考虑人力资本的取得需要夫妻共同投资、社会其他方面投资、人力资本获得方的主观努力及实现人力资本的前景等。因此, 在采纳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人力资本价值估价时, 宜确定一定年限内人力资本的收益作为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 而不是所有的现值折算为夫妻共同收益。对此, 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对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竞业禁止的年限限制(通常认为该期限与相关人员在前企业积累的人力资本或知悉的经营信息等相关) 的规定, 确定夫妻离婚后一定期限内获得的人力资本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笔者认为, 结合人力资本的上述特点, 宜以人力资本持有人未来3 —5 年时间的预期收益折现为夫妻共同收益, 对非人力资本获得方给予相应价值的补偿。
(四) 放宽夫妻家务劳动成本分担、收益分享的条件
我国2001 年修订的《婚姻法》规定, 在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时, 如果婚姻期间一方在家庭中所作贡献较大的, 离婚时可以要求对方进行经济补偿。由于我国绝大多数夫妻实行的是共同财产制度, 而该制度的设计要求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 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在我国, 家务劳动仍然主要由女性承担。这些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中, 绝大部分是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且大量的双职工家庭中仍然由妻子承担主要的家务劳动,一旦夫妻离婚, 根据我国现行的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规定, 这些女性的家务劳动投资成本未得到分担, 也未能分享家务劳动创造的收益。因此, 应扩大我国离婚经济补偿的适用范围, 在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情况, 如果一方明显付出较多的, 离婚时, 同样适用离婚经济补偿相关规定。同时, 我国婚姻法规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只是在夫妻离婚时适用, 如果夫妻不离婚, 则不能请求经济补偿。此种规定对获得家务劳动报酬的限制太严格, 会严重削弱家务劳动方从事家务劳动投资的积极性, 尤其是在分别财产制的情况。笔者认为,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事家务劳动的一方也应当有权请求获得生活、学习等必要的费用支出, 分享家庭分工的收益, 通过赋予夫妻在婚姻期间的费用请求权, 可以激励家务劳动者的投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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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夫妻家务劳动的成本应包括家务劳动方的成本和非家务劳动方的成本, 如非家务劳动方接受正规教育期间的机会成本等,此种成本的存在使得夫妻家庭收入减少。由于本文主要分析家务劳动应有的经济价值, 对非家务劳动方进行人力资本等方面投资时的成本并未纳入本文分析的范畴。
②除了给家庭带来的内部收益外, 家务劳动还包括其外部性收益, 即对社会的收益。本文只探讨夫妻之间家务劳动应具有的价值, 故不涉及其社会收益。
（冉启玉，西南政法大学讲师。原文发表于《北方论丛》２００９年第５期。原文链接：http://www.xinxueshu.com/FreeArticle/2011/05/FreeArticle–fx-36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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