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举与治理 | 方绍伟：是“集权化”还是“民主化”才会亡党？

   “权力过分集中、民主缺失，是苏共垮台的总病根”。这是黄苇町先生在“苏共亡党二十年祭 ”(《南方周末》，2011-8-19)一文里提出的结论。我在““列宁先锋党模式”与苏共的灭亡 ”一文里对此提出质疑说：“苏共在权力最集中的斯大林时期根本没有垮台，在戈氏的民主化中反而垮台了”。

　　由于我的文章关心的是“斯大林模式”是不是“列宁先锋党模式”的逻辑结果，加上我以前的“残暴专制导致苏联解体吗？ ”一文已经分析了苏共亡党的原因，所以我没有展开讨论。结果，网名为“people”的读者对我提出反驳说：“看了黄的文章。‘权力过分集中、民主缺失，是苏共垮台的总病根’。这个结论在传媒的公开化，具有重要意义。‘苏共在权力最集中的斯大林时期根本没有垮台，在戈氏的民主化中反而垮台了’。意思是权力集中不是垮台原因，民主化才是，这种推理犯了社会科学中的低级错误”。

　　本文的目的在于指出，上述的反驳把问题抽象化和意识形态化了，这里至少涉及五个层次的问题，下面我逐一解释，以让大家把“集权化”还是“民主化”才会亡党的问题彻底搞清楚。

　　第一个层次：是“一般集权”还是“专制集权”?

　　首先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作为体制内的学者和公开为“列宁模式”辩护的黄苇町，他是在“一般集权”而不是“专制集权”的意义上使用“集权”一词的。所以，他所说的苏共“民主缺失”，必定是“一党民主”而不是“多党民主”的缺失。

　　可是，当反驳我的那位读者(下称“反驳者”)说“在传媒公开反对集权和肯定民主有重要意义”时，他所说的“民主”和人们可能想象的“民主”，却既可能是“一党民主”也可能是“多党民主”。我要说的是：这种模糊会给“民主的愿望”和“苏共垮台的原因分析”都带来严重的问题。

　　第二个层次：是“愿望”还是“认识”?

　　可能有不少人会认为，有“一党民主”毕竟要比没有“一党民主”好。对此我毫无意见，这也不是我感兴趣的问题，我感兴趣的是：黄苇町的“集权化会亡党”是一种事实的分析，我说的“民主化会亡党”也是一种事实的陈述，可“反驳者”感兴趣的却不是事实，而是事实背后包含的愿望。

　　这就是为什么“反驳者”要强调：“在传媒公开反对集权和肯定民主有重要意义”。我对这个愿望也毫无疑义。可是，从愿望的角度解读对事实的陈述，就马上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的是规范含义上的矛盾。

　　我说的“苏共在民主化中垮台”只是一个认识，它根本没有表达任何愿望，它根本不是为了说：“别搞民主化了，否则就会亡党”。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文章里说：“要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本文进行的是纯粹的实证分析，不是策略性的规范分析;本文关心的不是“列宁先锋党模式”和“斯大林模式”的好坏，本文关心的是“斯大林模式”到底是不是“列宁先锋党模式”的逻辑结果，苏共的灭亡又与“列宁先锋党模式”有什么关系”。

　　同样是出于愿望，“反驳者”在另一个地方认为我的文章是在“用实证分析表达规范性的东西”，意思是我在暗中“反对专制”或批判“列宁先锋党模式”的残暴。所以，规范愿望使“反驳者”同时认为我既在谈“苏共在民主化中垮台”，又在暗中“反对专制”。

　　在我看来，这是“反驳者”的规范心态所产生的逻辑矛盾，但这个矛盾与我无关，因为我对规范愿望毫无兴趣，冷酷实证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本体论而不止是一种认识论，在我这里认识永远高于愿望，方法永远高于内容，事实永远高于同情(尽管我的文章也明显在同情被列宁整死的人)。

　　从愿望的角度解读认识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苏共亡党的原因。“反驳者”认为我说“苏共在民主化中垮台”的“推理犯了社会科学中的低级错误”，我认为，犯这个错误的显然是他而不是我。因为，我只是在陈述一个大家都看到的事实：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确实直接导致了苏共的灭亡。当我说“苏共在权力最集中的斯大林时期根本没有垮台，在戈氏的民主化中反而垮台”时，我是在说：黄苇町“民主缺失导致苏共垮台”的判断，没能解释“民主化而亡党”的现象。

　　很简单，你要得出“没民主所以垮台”的结论，你就必须先解释“有民主却亡党”的事实，否则就是自相矛盾。

　　第三个层次：“现象”不是“原因”

　　黄苇町认为“一般的集权导致苏共亡党”，“反驳者”可能认为“专制的集权导致苏共亡党”。所以，“反驳者”由此认定，“苏共在民主化中垮台”是我的推理错误。可问题是，我根本没有从“苏共在民主化中垮台”的现象，推导出“民主化是苏共亡党原因”的结论。就象“反驳者”上面用愿望去解读别人的认识一样，这里他又在用自己的逻辑推导去解读别人的现象陈述。

　　关于苏共亡党的原因，我在“残暴专制导致苏联解体吗?”一文里早有不同的结论，我明确提出：导致“统治成本”超过“统治能力”的“领袖权力终身制”才是苏共亡党的真正原因。这个结论与“集权原因论”或“民主原因论”完全不同。

　　所以，当黄苇町把“一般的集权”当成了“苏共垮台的总病根”时，我必然认为他严重地混淆了苏共亡党的“现象”与“原因”，是把“一般集权”的表象当成了“苏共垮台的总病根”。我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一般的集权导致苏共亡党”是真的，那就一无法解释“极权的斯大林时期苏共没有亡党”，二无法解释“戈氏的民主化而亡党”( 周有光先生说：“对苏联的专制制度来说，透明性和民主化不是福寿膏，而是催命羹”)。当事实就是“极权化没有亡党”和“民主化反而亡党”时，“别太集权就不会亡党”或“一党民主就不会亡党”就讲不通，起码在逻辑上太简单、太一般化。

　　我上面已经分析了，黄苇町决不可能认为“专制的集权导致苏共亡党”，因为他所说的集权一定不是“专制的集权”，他所说的民主一定不是“多党民主”。尽管“反驳者”特别强调了“在传媒公开反对集权和肯定民主有重要意义”这一层规范愿望，但我们可以断定，他不大会接受“别太集权就不会亡党”的笼统结论。“反驳者”更可能的是认为：“专制的集权导致苏共亡党”。

　　第四个层次：“终极原因”不同于“制度原因”

　　如果“民主化会亡党”只是想象，那“专制的集权导致苏共亡党”应该就是那个真正的原因了吧?我在“残暴专制导致苏联解体吗?”一文里曾经指出，这个流行的结论只是一种同义反复般的循环论证，它的正确只是一种常识感的正确，可它的错误却是一种缺乏“认识内涵”的错误，因为它除了说“专制导致专制灭亡”外，根本没有增加任何信息内容。

　　“专制本身就是它自我灭亡的原因”，乍一听这似乎很深刻，可问题是它不能告诉我们专制到底是如何灭亡的，它根本没有揭示专制崩溃的逻辑原理。“专制导致专制灭亡”无非想说，专制不合民心，所以它早晚要灭亡。在我看来，这个陈述既是一个事实陈述，也是一个愿望陈述。历史上确实有很多专制政府已经崩溃，但历史发展到今天，也还确实有大量的专制政府没崩溃，或者崩溃后又死灰复燃。

　　因此，我认为“专制导致专制灭亡”只能算一个“终极原因”意义上的陈述。在“只要是专制就早晚有灭亡的一天”这个含义上，这个“终极原因”的陈述确实是对的，因为，民主政府确实不存在灭亡的问题，真正民主的政府有的是轮流执政而不是单独执政，所以输赢都与单独执政意义上的灭亡无关。

　　一般的老百姓可以满足于这种“终极原因”的简明认识，但理论研究如果也停留于此，那就是一种“智力退化”。因为，我们面临的毕竟是大量还没有灭亡的专制现象，当我们急需知道这些专制什么时候才会崩溃时，说“它早晚要灭亡”就等于是在侮辱自己的研究能力。这跟说“人早晚要死”一样正确，却一样没有技术含量。这就是我们必须在专制灭亡的“终极原因”之外寻找具体的“制度原因”的理由。

　　第五个层次：“专制瓦解专制”到底错在哪?

　　如果“终极原因”的判断不能提供具体的逻辑答案，而“苏共在民主化中垮台”又只是现象的陈述，那么，我们摆脱这个困境并找到专制瓦解真正原因的出路又在哪里?由于“民主化只是专制的催命羹”，所以，找真正的原因要从质疑“专制导致专制灭亡”那一头去找。

　　上面提到，说“专制瓦解专制”是因为专制不合民心。就苏联的情况来说，我们确实可以讲：“三垄断导致老百姓不满，老百姓不满导致专制崩溃”。可是，“老百姓不满”本来就是“专制瓦解专制”隐含着的观点，把隐含的观点表露出来，并没有改变“专制瓦解专制”的内涵，也根本不能使“专制瓦解专制”显的更加正确。举个例子，今年中东闹革命，沙特政府也因为“老百姓不满”而惴惴不安，但是，国王阿卜杜拉大打出手、软硬兼施，结果现在依然稳如泰山。所以说，“老百姓不满”又能怎样?

　　接下来当然就是那句老话：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专制早晚要导致专制崩溃”。可同样，这还是一句大白话，它还是没能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早晚崩溃”。是“老百姓不满”还没到极点呢?还是专制本身出了什么问题?常识告诉我们：应该是“老百姓的不满还没到极点”。

　　问题来了，什么叫“不满还没到极点”?“不满到了极点”又能怎样?注意了，我这里不是为了“在传媒公开反对集权和肯定民主”，我不是为了鼓动和宣传，我关心的是真相和事物的逻辑。好了，我们还是让冷酷实证的事实来说话吧。

　　苏联的“大清洗”当然是从“十月革命”之后就开始的。1918年8月30日列宁遭暗杀时，同日彼得格勒的“契卡”头子乌里茨基也被一位士官生暗杀，这两件暗杀案都与愤恨和复仇有关，可也成了“布尔什维克党”进行大规模“红色恐怖”的借口。“契卡”的总头目捷尓任斯基在《消息报》上公开号召：“任何胆敢散布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最微不足道的谣言的人，都将被立即逮捕并投入集中营!” 《真理报》副主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季诺维也夫也宣布：“在苏维埃一亿人口中，我们将与九千万一道前进，对其余那些人，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们必须被消灭”。 也就是说：他的目标是消灭一千万人。

　　结果，除了尼古拉二世一家外，25名沙皇政府高官以及765 名沙俄军官被枪决。“红色恐怖”发动后的头两个月内，便有一万到一万五千人被处决。内战中又有大量的俘虏、嫌疑人和人质因为属于“有产阶级”而被处决。如1920年底，在弗兰德尔将军被击败后，“布党”诱骗其残部投降，结果，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库恩•贝拉经请示列宁批准，下令集体处决了5万名白军战俘与平民。“契卡”甚至还组织了“红色恐怖日”，因为害怕大规模的仇服，肃反特工还干脆连住在医院里的病人也不放过。更不必提遭到枪决的罢工者，还有被红军用毒气镇压的抗粮农民了。

　　政权一巩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敌破臣亡，对外的专政马上就转成了斯大林的对内专政。列宁遗嘱中提到了6位苏共领导人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包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部在大审判中被处决。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11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有20人被枪决;15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6人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

　　出席苏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半数以上的1108人被捕，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名即70%被逮捕和处决。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26名中央委员中有17名被处决或流放。1937到1938年，被捕并处决的部人民委员就有17人，加上他们的副手和下属，数量还要翻几倍。从1919年至1935年的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0人惨死。

　　在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期间，苏联军队中央机关和各军区大部分军、师、团的大多数重要领导班干部都被捕，国内战争时期最优秀的红军将领几乎全部清洗。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5人中，有图哈切夫斯基、叶柳赫尔、叶戈罗夫3人被处死;15名集团军司令中，也有13名被杀;85名军长中，57人被处决;159名师长，110名被处决;4万多名营级以上高中级军官遭到迫害。难怪随后希特勒能如入无人之境。

　　从1921年到1954年，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377万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 64万人。1936年至1939年，有一半以上的党员，即120万人被逮捕。摧毁东正教曾是列宁的遗愿，大清洗期间，有16万名神父因传教被逮捕，其中的10万人被枪决。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还制造了1921-1923年、1932-1933年和1946-1947年的三次大饥荒，死亡人数以百万计。

　　几十年下来，死在列宁和斯大林手下的人数以千万计，就算列宁是遭了报应，可最后斯大林还不是寿终正寝了?谁又能拿他怎么样?这也算“不满还没到极点”吗?“失民心”又怎么样了?“失民心而失天下”难道不是愿望而已?

　　很明显，“早晚灭亡”的方法论有问题，不可能是别的问题。要不是戈尔巴乔夫不太专制了，苏联的专制还不知道要“早晚”到什么时候。“早晚灭亡论”可以“解恨”，却根本不可能“解疑”。专制的历史跟人类本身的历史几乎一样长，说“专制早晚要导致专制崩溃”，可我们已经“早晚”了至少几千年了。这几千年专制去了又来，还要怎么个“早晚”法才有个头?

　　很明显，关键不是“老百姓不满”或“不满到没到极点”的问题，肯定是专制本身某个未被注意的方面有问题，它不仅导致了专制崩溃，还导致了专制一有机会就死灰复燃。重点在于，不能因为你和我一样痛恨专制，不能因为你和我一样希望专制马上玩蛋，你就老觉得“专制快完了”、“专制迟早要导致专制崩溃”了。你和我的愿望都是正确的，但“愿望型学术”却是错误的。只有从“领袖权力终身制”入手，我们才能发现“极权化没有亡党”和“民主化反而亡党”背后的制度秘密(具体分析见“残暴专制导致苏联解体吗?”一文)。

　　总而言之，“集权化”和“民主化”才会亡党的思维，本质上就是一种“逻辑败坏”的思维，不幸的是，“逻辑败坏”仅仅是中国知识界中“愿望型学术”盛行的必然结果。当我们急需对事物的本质有更多的真知时，“愿望型学术”有百害而无一利。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

　　作者文集：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