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北京晨报》2011年7月12日
记者：陈辉
《读书人站起来》，踌躇再三，许纪霖先生的新书最终选择了这个名字，因为，“它挺有趣”。
太多的人，正在趴下去，在无可逃避处，随手可拾的，是漫无边际的沉默与服从。历史将如何记录下今天呢？是“说不”式的反智，是“做鬼也幸福”式的冷酷，是熊猫战争式的无聊，还是“尽献苍生”式的无耻？
这是一个考验读书人的时代，坚持与放弃、尊严与虚无、崇高与投机、真诚与谄媚……它们交织着，纠结着，难分彼此。
万籁俱寂，万木扶疏。
是啊，太需要有人站起来，坚定地说出内心的声音。于是，无法不感动于许纪霖先生这些年来的坚持，无法不感动于他的叮咛与教诲。因为，那其中分明有一份超越当下的豁达，有一份对未来的坚定信念：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阴翳终将散去，常识终将普照。
这是一本有情怀的书，仿佛雪地上的脚印，即令少，也足以证明我们曾经来过，也足以为明天留下可能：读书人站起来，这世界总有希望。
读书人为什么要趴下去
北京晨报：您的新书为什么要以《读书人站起来》为题？
许纪霖：我有两个身份，一是学者，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一是公共知识分子，在媒体上写评论，接受专访，表达对公共问题的看法。每隔几年，都会将这样的文章汇集起来，出一本书，这是第四本了。《读书人站起来》是本书中的一篇文章，去年摩罗出版了《中国站起来》，引起较大争议，我认为，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抽象的中国站起来，而是具体的人站起来，具体的某个社会群体站起来。今天许多读书人都趴下了，应该站起来。
北京晨报：读书人为什么会趴下去呢？
许纪霖：所谓读书人，古代叫士，他们虽然受到权力的压制，但总体上还能站着；现代则叫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反右、“文革”等运动，他们不能不趴下。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们曾有过春天，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呼声中，一度扬眉吐气。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们又逐步边缘化，甚至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但我更关注的，是一些读书人被收买后，主动趴了下去。随着国家加大对学术机构的投入，许多读书人看到体制中有利可图，便丧失了独立性，转向追名逐利，精神上因猥琐而彻底倒了下来。
高考有荒谬的合理性
北京晨报：读书人趴下去，与高考制度是否也有关系？
许纪霖：是的。在这本书中，我也写了许多对高考制度的反思。对于高考制度，大家都不太满意，学生、家长、教师、校长乃至教育主管部门都在抱怨，可大家都有意见，却为什么改不了呢？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迫不得已的荒谬，如果改变它，最大的阻力反而会来自底层。
北京晨报：为什么？
许纪霖：因为与其他领域的制度相比，高考相对公平，更难腐败，也更难做手脚。试想，如果我们采取西方大学的“面试+综合考评”的办法，结果会如何？制度环境差会带来整体腐败，什么都信不过，则更加依赖于高考，毕竟它给了底层向上流动的一个机会，让大家觉得还有出头之日。从这个意义上看，高考具有维持稳定的作用，然而，从教育本身来看，高考与培养人才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它给教育的伤害是巨大的，因为高考是指挥棒，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就在围着这个指挥棒转了。
改变应从根本做起
北京晨报：高考伤害教育，却又维系了社会公平，这该怎么改？
许纪霖：高考并不完全是教育的需要，而是全社会的需要，所以不能只靠教育部门来解决，关键是要克服普遍腐败的状况，今天一些人对官员、商人信心不足，对大学更是不放心，除了高考外，他们找不到其他可靠的东西，高考要改革，应首先改变这个问题。
北京晨报：高考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更难解决？
许纪霖：也没想象的那么难，关键是要加强制度监督。权力令人腐败，绝对权力令人绝对腐败，面对这样的情况，仅有行政监督是不够的，还要有权力制衡、舆论监督等。此外，我在很多文章中谈到了风气，因为风气也很重要，制度要靠人来执行，制度变了，未必一切都好。在民国时期，各大学也没制度，但风气好，读书人相对持正，那时如果出现了抄袭、学术腐败等，会被人看不起，可惜这个风气后来被切掉了。
戾气会加剧社会冲突
北京晨报：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不少学者戾气越来越重，这与风气被切掉是否有关系？
许纪霖：戾气的产生，主要与制度环境息息相关，我认为，戾气重有三个原因。首先，学者不论左右，有压抑感，他们想畅所欲言却无客观环境，便用发泄和极端方式来表达。第二，与媒体有关，媒体传播有一套资本逻辑，比如如何吸引眼球，如何引起注意等，一些学者为了容易上版面，为了引起注意，故意把话说得很极端，这是资本逻辑操纵的结果。第三，是风气使然。总之，理性的声音太容易被淹没，但戾气横行，会加剧冲突，加剧紧张感。
北京晨报：改革开放初期，不少人曾以为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很多矛盾会迎刃而解，但实践中并非如此，这是为什么？
许纪霖：市场化也分很多种，有好的市场化，也有坏的市场化，当不受约束的权力与贪婪的资本结合在一起，就会出现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最坏的市场化”。对此，个人很容易产生无力感，一方面，会不满、抱怨甚至仇恨，但另一方面，却拼命适应规则，拼命想把别人挤下去，自己挤上来。这就造成了人格的分裂，所做的都是自己最讨厌的事。
能抵抗多少算多少
北京晨报：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个体难免迷茫，既然大环境暂时难以改变，现今的年轻人究竟该怎么办？
许纪霖：现实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很多问题是制度造成的，而制度改善要靠具体的人来推动，作为个体，应有抵抗意识，能抵抗多少算多少。有些抵抗本不需付出很大代价，但很多人却放弃了。付出太大代价去抵抗，不应该提倡，可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又做了多少呢？我想，每个读书人，多少有一点可控的空间，那么，就从这些空间开始吧。
北京晨报：回想上世纪80年代，今天读书人确实太沉默了。
许纪霖：上世纪80年代更多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与人们的信念相关，今天信念淡化了，更多是利益冲突。在今天，每个人都在计算着利益，一个普通老太太都会为个人利益而奋斗。所以，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不再是所谓的保守派，而是既得利益集团。既然是利益冲突，就只能通过博弈来解决，在一个利益驱动型社会中，博弈既可能在制度框架内完成，也可能走向暴力博弈。
走向明天靠法治
北京晨报：如何才能避免后一种博弈的出现呢？
许纪霖：制度总有惯性，不遇到危机是不会改的，至于将来如何改，要看对危机认识的程度，此外还要看解决危机的能力。当大家都看到危机时，最危险的情况是用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即掩盖危机，这会进一步加剧各方的分歧。
北京晨报：换言之，我们不应被“中国模式”所陶醉？
许纪霖：“中国模式”创造了经济奇迹，但长远代价是什么？付出的代价多大？如果看不到这些，就很难去评估它。
北京晨报：许多学者担心，我们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改变的时机，您怎么看？
许纪霖：任何时候改变都不晚，但要改到要害处，在今天，关键应解决法治问题，实现法治社会，让大家按规矩办，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不能在法治上开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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