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15日，是耀邦离开我们22周年的日子。
有人说，耀邦是共产党人的良心。
有人说，耀邦是一把出鞘的宝剑，放在剑匣里，就会整夜哀鸣。
前一句话讲耀邦的道德风尚，后一句话讲耀邦的改革锐气。
在耀邦离开我们22周年之际，胡德平著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念父亲胡耀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在北京参加了这本书的首发式，参与闻人之多和发言之热烈是近来少见的。可见22年过去，耀邦的情结依然浓烈。
读这本书，既受到良心的感染，也看到宝剑的锋芒。胡德平说，他写这本书特别着意于耀邦的改革精神和改革业绩。
胡德平是耀邦长子，长期耳濡目染，胡德平得以积累大量宝贵的第一手素材。写回忆录也讲究取舍和角度，耀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心人物之一，德平这本书，就以改革为主线梳理相关资料，探寻耀邦投身改革的心路历程。
没错，耀邦一身正气，奉献良多。但人们记忆最深的，是他在改革开放启航阶段冲决网罗，发起思想解放运动，全面推进改革的豪气与胆魄。从平反冤假错案到支持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到主持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耀邦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为中国改革作出奠基性贡献，从而改变了亿万人的生活道路。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这个问题提得好。
这本书在叙述耀邦的改革思想之前，先单列一章介绍陕西户县农民理论家杨伟名等三人于1962年5月10日完稿的《当前形势怀感》一文。文章对当时形势的概括可谓振聋发聩：“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面貌，代替了昔日的繁荣景象。”怎么办呢？文章提出：“一类物资（指粮棉油）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文章特别强调应该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即地权仍归集体所有，劳动致富。杨伟名的文章被印发给中共各级党委参阅。毛泽东看到此文大为震怒，在1962年秋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针对此文两次讲话，将文章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杨伟名等三人遂成为鼓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反面典型。1968年5月6日，杨伟名与妻子含冤自杀。
杨伟名早就指出僵化体制导致经济倒退，强烈要求扩大经济自由。他的事迹告诉人们，改革原动力来自民间，解决问题的方案也来自民众智慧。胡德平的书以杨伟名上书为开篇，立意十分清楚：体制弊端苦民已久，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的根本原因。
1964年到1965年，耀邦曾在陕西工作，出任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对当地发生的“上达天廷”的重大政治事件，应该有所了解。杨伟名的思路，或许曾给耀邦以启发。1969年4月九大前夕，耀邦冒着极大风险上书毛泽东，批评“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使苏联整个农村长期富裕不起来”，他提出必须走一条与苏联的“产品经济”完全不同的创新道路，比如允许亦农亦工开办社队企业等。众所周知，这等于向毛泽东经济思想挑战。胡德平说：“毛泽东同志可能忙，没看到他这封信；也可能看后，没有动怒，才使他又免去一劫！”
这里再一次告诉读者，中国的改革，是体制沉疴长期积累直至发展到“文革”的一次强有力的反弹。
据胡德平回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后第二天晚上，耀邦心情很好，兴冲冲地对胡德平说：“历史的发展根本就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历史的发展是两种力量斗争的合力。1969年以前，我个人得失想得比较多，1969年以后，我彻底丢开了这些。”胡德平回忆说：“耀邦同志当时的神态和语气是我多年从未见过的。现在回想起来，他真有一种要迎接暴风雨到来的兴奋和激情。”
好一个“我彻底丢开了这些”的“兴奋和激情”！搞改革，就是要有这样的境界，这样的进取心，这样的担当精神。过一天算一天，患得患失，抑或是捞金捞银，买官卖官，何来改革？
邓小平说：“不改革，是死路一条。”
改革，是耀邦生命所系。耀邦之于改革，犹如宿将渴望赛场，战将踏上疆场。正所谓：“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耀邦的真传，是耀邦的灵魂所在。
耀邦离开我们已经22年，改革仍在半途。先看经济体制改革。北大副校长刘伟说，当下，与通胀相伴随的一个现象是，垄断国企有钱不愿投资，民企想投资却拿不到贷款。这是因为金融市场化严重滞后。他批评说，劳动力要素市场比商品市场混乱，土地市场比劳动力要素市场滞后，而金融市场化水平比土地市场化水平还落后，金融市场基本上是国家垄断的。前一段时间，茅于轼和汤敏在山西农村试验小额贷款，被国有金融机构扣上“扰乱金融秩序”的大帽子，长时间拿不到执照，属于“违法经营”之类。后来吴敬琏到山西农村考察发现，凡是小额贷款覆盖的地方，农民的生活都好了很多。吴老感叹地说，只要把金融自由还给民众，民众的生活就能改善，小企业发展就顺利得多。
我曾在中央财经大学和杭州企业家俱乐部演讲说，政府应该积极推进金融自由。温州民间六千亿人民币游资找不到出口，要想成立贷款公司吗，却碰到不少拦路虎。比如要求挂靠大国企，注册资金额度层层加码，另外还有只能放贷不许吸收储蓄等等。其实，挪威、日本的民间小额贷款公司都可以吸收储蓄。结果迫使温州等地民间金融地下运行，高利贷屡见不鲜，这不是逼良为娼吗？政府又时不时发起打击“地下钱庄”的运动，这样两头一堵，民间简直没有活路。外国人可以在大陆办私营银行，为何国人不可以办私营银行？
还是耀邦讲得透彻：“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丢掉那个把人们头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够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是改革的焦点和难点。
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块，以近年来博弈甚为激烈的“两个公开”来看（政府预算和官员财产公开），有退有进，各界颇有烦言。
广州市财政局去年公布了市属全部114个部门的预算，今年却只公布了20几个部门的预算。北京市去年公布了45个市属部门预算，今年却只公布了24个部门预算。为什么呢？原来财政部去年下发文件，缩减了地方财政部门公开预算的权力。过去地方财政部门是预算公开的主体，财政部门与各部门沟通之后，将各部门预算公开。然而财政部的新精神却规定：“各级政府财政部门负责本级政府总预算、决算的公开，各部门负责本部门预算、决算的公开。”这一来，各个部门成了决定本部门预算是否公开的主体。如果有些部门不愿公开呢？那财政部门就没办法了。也许财政部下发这样的文件是受到压力所致，但从客观效果看无论如何是一个倒退。
财政预算是关乎国家治理的大事，是国家治理的核心。一个不公开预算的政府，是“看不见的政府”。如果预算不向社会公开，我们就不知道政府在做哪些事情，所做的事是不是政府应该做的，也不知道该不该花这么多钱去做这些事情，以及谁是最大的受益者。既然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既然这些财富都是人民的财产，为什么不能公开呢？
好消息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委主任高强在今年两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央预算部门的“三公”总支出（公费出国、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将在6月的中央财政决算报告中首次公开。各部委“三公”支出，也将在今年公开。
另一个瞩目的“公开”，是官员财产公开。近年先后有新疆阿勒泰、湖南浏阳和浙江慈溪等地敢吃螃蟹，实现官员财产公开，但后来一个个无疾而终，令人失望。自生自灭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国家缺乏相关制度设计。地方自发试验遇到阻力的时候，就缺乏合法性支撑。在今年两会上，监察部部长马馼说该部已在起草《官员财产公示法》。但愿早一点跑完这艰难的马拉松。
前些日子我在浙江，听到当地企业家发牢骚说，现在一些官员稳字当头，什么都不动，改革停滞，影响了生产要素流通。土地资源、金融资源和劳动力都不能正常流动，导致企业空心化，员工流沙化。有位企业家慨叹道：“耀邦时期有一句话：‘可以犯错误，不能不改革’，今天却变成了‘可以不改革，不能犯错误。’”
关于改革的命运，一直是近年来争议的焦点。耳边不断听到“社会溃败”，“共识破裂”，甚至“改革已死”的说法。改革是中国的生命，改革死了，中国还有生命吗？因此人们怀念耀邦的改革精神。耀邦曾经把改革和建设事业比喻为登泰山。他说，好比登泰山，已经到了中天门，前面还有三个十八盘，要爬过这一段路，才能到达南天门，再往前，就向玉皇顶挺进了。
就我们目前情况来看，顶多只到了中天门。既不能被“风景这边独好”的颂词迷住，不思进取，也不能害怕十八盘的险峻，畏葸不前。耀邦的精神就是召唤。时至今日，只有痛下决心推动改革不断突破，才能解决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增加各阶层民众的认同感；才能为积聚的熔岩开出一条涌流和疏解的通道，和平完成渐进式转型。
据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回忆，耀邦在与党校理论动态组的谈话中，多次讲到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发展民主的问题。胡德平在书中说，耀邦对叶剑英和李维汉提出的中国要破除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见倾力支持。粉碎“四人帮”不久，耀邦在分析国内问题时说：“国内根源我看也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和‘正在走的走资派’，林彪、康生、江青这些人搞的是封建专制主义那一套。”耀邦对中央党校研究室主任吴江说：“封建主义在我们这里还很有市场哩！”耀邦所说的封建主义，是专制主义的同义语。1979年底，耀邦去医院看望中共元老李维汉。李维汉结合自己在党内50多年经历，对耀邦详细谈了必须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问题。耀邦力劝他直接找邓小平谈。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向邓小平阐述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获邓小平支持。8月18日，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把“制度改革”首次摆上桌面。这个讲话是1949年以来中共领导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最尖锐、最深刻的论述。耀邦热心推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事例远不止这几个，他这方面的思想遗产，有待开掘和丰富。近来温家宝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几次讲话，应该说是耀邦这一思路的延续。
借用朱镕基一句话来结尾：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本文发表于《上海书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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