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高中毕业，我和全国千万个毕业生一样，“响应”毛泽东号召去农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是壮劳力，虽然经常被农场总部召去画《你办事，我放心》之类的“革命”宣传画，但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干挖粪、割麦、除草等地道的农活。
下乡劳动有报酬，以“工分”计算。壮劳力干满一天十分，妇女和老弱农工一般计八分。十分到底值多少钱，要看生产队年底的收成，刨去成本再一平均，就能算出来。
记得1976年， 我所在的第十二生产队每十分值人民币一元多，我一个月挣两百多分。那一年我挣到两千五百多工分 ，意味着我挣了250元人民币，刨去一年的伙食钱，大概分得100多元钱，那是我生平得到的第一笔巨款。
年底分红工钱到手，给父亲买了一条香烟和一瓶生产队自产的白酒，把剩余的钱和一本手抄的《印象派画传》小心翼翼地装进中学使用过的黄色旧背包里，踏上了回家的路。
农场并不远，搭乘长途汽车两小时到乌鲁木齐市郊区，再转乘市内公共车就可到家。那是个叫做“石油新村”的中转站。那是冬天，昼短夜长很短，想回家的人很多，车却很少。在人群中往最后一班车上挤，当我抓住门把手的刹那间，斜挎在身上的背包掉落了。
那是一个单薄简陋的挎包，仅仅是些许棉线将带子与草绿色背包连接起来。装有白酒、“手抄本”和“年薪”的旧挎包，不堪疯狂的拥挤，包带断了，车已开动。虽然夜已降临，但在白雪的映衬下，我清楚地看到，断掉带子的背包变成黑色的剪影落在地上，瞬间被人群和黑暗吞没。
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
从此，我就很注意各种挎包背包，从质量到形状，从品牌到设计，从公文包到双肩背包等等，无一不做仔细观察和欣赏。比如在机场等行李，我会一点都不着急，津津有味地欣赏传送带上移动的每一个箱包。我甚至学会从箱包的质量、设计来判断主人的身份和品味。
后来工资多到能够买得起好点的包时，就开始买包。到现在，我已经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箱包，有便宜的，也有昂贵的。
这次在美国西雅图国际机场的免税店看到一种在国内标价四千多人民币的TUMI牌包，在那里仅卖一百多美金，实在忍不住又买了一个。这是一个制作精良的背包，从拉链到提手，细节讲究，质量上乘。。
我想，如果当年有这样的背包，“手抄本”、“年薪”和给父亲的礼物就不会丢失了。
这次买的TUMI牌挎包，连接件均为黑色哑光金属质地，防弹布料，极为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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