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小学二年级，是班学习委员。“文革”开始不久，学校在操场举行了开展文革运动的动员大会，我在平日领操站的小土台上，当着全体师生的面，念了一篇不知哪个老师写好的稿子。内容记不清了，但发言末尾高呼的口号倒记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等等。
接下来，我们学红卫兵大哥们斗地主抄家的劲头，参加了红小兵，蠢蠢欲动。
我们的班主任名叫刘冰，是个慈祥的女老师，戴眼镜。当时不知谁散布消息说她是地主的女儿。
得知此消息后，班里同学内心充满了义愤：革命后代竟然接受阶级敌人后代的教育，孰不可忍！那个年代，我们早就被洗了脑：地主是敌人，是剥削阶级，是人民的仇人，不是人。
于是，同学们就商量怎么整她。那时我已对绘画有了兴趣，立志长大做画家。我自告奋勇，学着当时丑化“走资派”的流行风格画了一幅班主任的“肖像”，画面上是个青面獠牙的女人，还写着班主任的名字。
当晚我们把“肖像”贴到了黑板上。第二天一早，刘老师进教室第一眼就看到了漫画，脸色惨白，什么也没说，继续在贴有自己“肖像”的黑板前讲课，我的内心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但快感占了上风，因为“阶级敌人的”女儿显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长大以后我逐渐才明白，面对一夜之间反目的学生，老师当时的心情一定是万念俱灰吧！我开始理解文革期间为何自杀者众多的原因了！
现在，只有在讲述这件事的时候，只有在创作作品《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的过程中，因少年时摧残过他人尊严而产生的负疚感才会减轻一点。
“文革”期间，作为普通人，我们难道没有施过虐，或成为过帮凶？，难道不应该有一个忏悔和自省的精神？
时隔多年，我又开始大画特画起巨幅肖像来。不过，这次和当年画侮辱老师的肖像不同，而是以系列肖像切入“文革”历史的方式来使自己获得一个忏悔的机会。
和当初第一幅“肖像”联系起来看，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又在哪里？这也是人们经常问我的问题：你为什么画‘文革’人物肖像系列？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用？
我的回答是：这个作品最重要的意义是对自己内心的救赎，其它意义都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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