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伟江 | 社会原子化，国家原子弹？评刑诉法的修改

　　
 　　刑诉法修改需反映社会进步
 　　十年磨一剑，霜锋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刑事诉讼法》实际上就是一把利剑，既打击犯罪，又保护无辜的人，司法该是侠之大者，以公正的司法，服务于任何一件不平事。
 　　
 　　何止十年，本次刑事诉讼法的酝酿修改，离上次修改96年，已经有15年，这15年，我国社会的变化，真不可以光阴计。96年离邓小平南巡不远，是思想再次解放的初期，这15年中，我国经历了入世（2001），2004年修改《宪法》增加依法治国，以保护私有财产的内容，2007年制定《物权法》。2008年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是全球第二。政府和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中国公民的私有财产，日渐丰盈，相反，社会组织化，却与日雪融。原子化的社会，慢慢显现。除了国企，很少有人视公司为归属单位。即便国企，企业办社会现象，逐渐消失。人们鸡犬相闻，邻里不相往来。
 　　
 　　在刑事司法领域本身，由于佘祥林，赵作海案的发生，导致中央高层也非常重视对死刑案件，刑讯逼供等的关注，2010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等制定了两个理念先进的司法解释，这些因刑讯逼供而产生的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2011年8月，在浙江宁波终于有了第一例的非法证据排除，理念先进的法律，由纸面走入法庭。
 　　
 　　这是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的社会背景。众所周知，刑事司法是国家机器的强力手段，在我国一贯称之为刀把子。如前所说，我国的公民越来越原子化，缺乏宗族、单位、阶层、社团的组织化保护，完全是个体对利维坦，应该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刑事诉讼的规则，更应倾斜于保护个体的权利，毕竟，我国也是认可无罪推定的原则。在没有定罪之前，任何人都可能是赵作海，佘祥林，因此，如何设定合理的规则，倾斜于保护人权，应该是本次刑事诉讼法的旨归。然而，具体看全国人大公布的刑诉法修改草案全文，笔者看到的是相反的立法宗旨。
 　　
 　　刑诉法草案，增加了公安、检察部门的窃听权，且窃听内容可以作为证据指控犯罪嫌疑人，批准窃听的层级很低，只有县级以上（含县级）公安局长。这就意味着刑事技侦（窃听且不止窃听）将广泛用于刑事司法，如何保障公民的隐私权，刑事诉讼法的平衡是不够的。刑诉法草案，默认了现实中一些非法行为，如将犯罪嫌疑人羁押于指定的非羁押地点，名为监视居住，草案将其合法化。草案将传唤滞留时间从现在的12小时，改为24小时，回到了96年修改前，时光倒流，让人咂舌，且不符合传唤不过夜的国际规则。刑诉法草案中亮点不多，诸如将侦查阶段律师介入从律师变为辩护人，然而代价是，涉及国家安全、恐怖活动，重大贿赂案件，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要批准，实践上，一般是不批准。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权利就消灭了。既不利于保护人权，也无法钳制侦查机关办错案。
 　　
 　　在长达15年的社会进步后，全国人大修改的刑诉法草案却看不出，其应反映的社会进步。刑诉法草案在酝酿阶段，关门修法，公检法博弈数年，最终的草案反映了一个规则，赢者通吃，有博弈能力的部门拿到最大，如公安、检察，得分多多，作为嫌疑人的代表律师，民众群体的意见，并没有多少体现在草案中。而全国人大给全社会反映意见的时间只有一个月。这种立法资源分配上的不合理，毋庸说，加剧了草案乃至最终法律内容的不公平。
 　　
 　　笔者理解公安、检察打击犯罪的良苦用心。但是，加强打击犯罪的重点，应该是侦查机关提高人员素质、水平和技术，而不是在剥夺社会个体的合法权利上。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侦查机关仍然依靠刑讯逼供那些陋习，不去提供自己的破案能力，恐怕，即便你剥夺了犯罪嫌疑人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最终仍可能造成冤案。
 　　
 　　我国逐渐步入公民社会初期，公民个体对国家的制衡是相当弱的.托克维尔说，平衡社会原子化的方法是，公民结社，在我国这点显然未开放，因此，在我国刑诉法的规则更应倾斜于公民个体。以强大的国家资源，来对付原子化的个体，国家本该胜券在握，和法治国家一样，应该规定嫌疑人的沉默权，律师在场权，和国际人权公约接轨，这些才能体现我国社会的巨大进步，而如今，草案规定甚至回到96年前，这种开历史倒车的立法，和社会进步现状之间的撕裂，必将影响我国的未来社会走向！
 　　
 　　刊于南方都市报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