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网友：毛澤東辩护士章立凡先生的大作《〈中苏密约〉文本真伪考》终于在香港《开放》八月号上发表了。在他只有3700字的作品中，有将近2000字都是他人材料和注释所堆砌的，而剩下一千多字的个人论述中，也大部分是一种鹦鹉学舌式的重复。看过这份作品之后，人们会产生疑惑：这是一个专家学者写的还是一个言之无味却强词夺理者所写的文章？！

　　中國有句俗话，叫做“小人得志便猖狂”，当《开放》编辑金钟先生向章立凡先生约稿，准备为他发表文章时，他那手舞足蹈的高兴劲立即表现了出来。他相信《开放》一定会登他的文章，就马上给我们发信说：“无兴趣与您继续作无意义的争论，但金钟先生来信沟通，于是决定就作伪文件的来龙去脉作一考证……”“金钟先生邀我将自己的观点整理成文（日后您会看到的，这里就不赘述了）。”他还以教训的口气要我们好好学习他发给我们的材料，说“随手附上一束关于中苏条约的研究论文及档案译本，望好好学习。日后听您谈学习心得。”想不到我们这些被中共黨文化洗了六十多年的脑，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后的七老八十的人，还要接受章立凡先生的这套“贫乏谎言的再教育”束缚，不然的话，他就对我们破口大骂，他骂我们“找抽”，“被社会唾弃的人”，“这辈子的罪白受了”……在章立凡发给我的信中，那更是恶语伤人，脏水四溢，称我是“逻辑混乱，言不及义”“心智昏聩”的“脑残人士”。而我所写的文章则是“只是为了不断制造文字垃圾，制造得越多，留下笑柄也越多”东西而已，只有像章立凡那样充当毛澤東的辩护士，才算是像样的作品。

　　我本想为此事作一了断，不再回应。但是细细一想这不是又为章先生找到了许多口实吗：朱先生这下子“沉默无言”了吧，“蔫”了吧，“无法回答”了吧，“退却”了吧，“心虚”了吧……于是我又提起笔来写了这篇文章《签订〈中苏特别协定〉的几种可能性》，用理性来说服这个狂傲之徒。我准备把此稿投寄给《开放》，看看他们会不会刊登？在我印象里，香港回归后很快在变化，这“一国两制”好像在向“一国一制”迅速过渡，曾是融汇全世界普世价值的国际化都市香港，许多报刊媒体越来越变得像共產黨的喉舌和工具了。我不知道《开放》杂志是不是中共在香港地区的喉舌和工具，仅以这次而言：《开放》杂志是月刊，每月出一期，七月号刊登了铁流的文章《中苏特别条约曝光》，其实这篇文章是我所写，有人却冒用铁流的名字发表，经过质疑，《开放》编辑答应更正向作者道歉。八月份的《开放》上才能刊登这些更正和道歉，或者再以朱忠康的名字把文章重新发表一次，发表时可以加上编者按语。然后是章立凡先生看了我的文章之后，对我引用的材料提出伪证的质疑，他的文章应该在《开放》的九月号上才能刊登出来。如今却是在八月号上刊登用“朱忠康”名字发表《中苏特别条约曝光》一文，同时又发表了章立凡的一篇文章《〈中苏密约〉文本真伪考》，对朱忠康文章中所引用材料的真伪提出异疑。这样《开放》挽回了面子，他不用如此麻烦了：既要公开发表更正声明，又要向作者表示赔礼道歉：一份香港刊物竟向一个小人物道歉多丢人现眼！如今不但可以避免，而且还从“暗箱操作”过渡到“明箱操作”进行一次性完成。于是《开放》不得不令人怀疑它是不是也从一份公开公正公平的讲普世价值的民主刊物，向着中共的喉舌和工具转变？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签订《中苏特别协定》的几种可能性

　　我曾写过一组《用事实说话》文章，它由两部分组成：一组是《用照片说话，揭开惊世罪恶之谜——公布〈中國同胞的地狱〉〈日本战犯的天堂〉照片集》；另一组是《用文件说话，揭开惊世罪恶之谜——公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友好同盟特别协定〉》。文章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后又发给了网友，于是其中的一篇用《文件说话》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命运。先是《开放》七月号上以铁流名字发表此文，标题为《中苏特别条约曝光》。为此我向《开放》提出质疑，要求澄清。《开放》以实事求是精神表示更正和道歉。就在我们双方交流之际，冒出了一个章立凡先生，来信指出我引用的材料是伪证，并以共罪论谴责说：“必须谴责一切卖国行为，同时谴责屏蔽伪造历史；但以伪造历史文件的方式来谴责，相当于以伪证伪，把自己降低到作伪者的同等地位……”章是玩弄文字游戏的高手，这段话的意思说卖国行为可恶要谴责，伪造这份材料的人也很可恶要谴责，而引用这份假材料的人也同样的可恶要谴责。也许章先生可以反驳称他没有说过此话！是我自己按上去的！但是请问“把自己降低到作伪者的同等地位”不就是与和作伪者一样可恶吗？章先生的这段话真可谓是一箭三雕。章的“共罪论”证耍了个花招：汉奸卖国贼不怎么样，揭发汉奸卖国行为的人也不怎么样，都是半斤八两！而在章立凡先生的眼里，可能汉奸卖国贼不算什么，可恶的倒是揭发汉奸卖国贼的人，因为他们用假证揭发别人汉奸卖国贼的行为。

　　这样章立凡先生的假面具真面目终于暴露无遗，原来他想用这篇文章把毛澤東的汉奸卖国贼行为一笔勾销，变成一个英明伟大的领袖。章先生的腔调与中共官方的论调是何等“相似乃尔”，不愧为被操控的五毛分子。在他的“以伪证伪”这句中有两个“伪”字，这前后两个“伪”字可谓是大相径庭完全不同的概念：前一个“伪”字，有不同的含义：一是指《协定》是“伪”的，一是指把伪材料取来作“伪”证的人；而后一个“伪”字，就是一个真的人被作“伪”了。也就是说原本英明伟大的领袖——被伪证者作伪后变成了汉奸卖国贼了。章立凡像耍魔术一样，竟把毛澤東大汉奸大卖国贼行为说成是别人给他伪造的，当然那饿死四千万人的罪行也不是他一手造成的，而是“国策”不是阴谋。相反我们所有揭露毛澤東滔天大罪的人倒变成了有罪的人。

　　为此我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对他进行了驳斥。他又来了第二封信，我对他这种学霸文痞式争论进行了驳斥。当他来第三封信时，我不理睬他，他却对支持我的两个网友发起了攻击，一方面他称我“沉默”了“理智”了，不是像第一封信里指的那样“心虚”了。另一方面又大骂他们“找抽”，“被社会唾弃的人”，“这辈子的罪白受了”等脏话，给人印象这不是有修养的历史学家，倒像个嘲骂别人的地痞流氓。他还把寄给我们的材料教训我们要好好学习，并要向他汇报。我们这些被中共洗了六十多年的脑，至今已经醒悟，难道又让我们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样，去“接受贫乏谎言的再教育”吗？

　　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人，怎能忍受如此对待，于是我又不得不提起笔来作了回应。他又骂我是“逻辑混乱，言不及义”“心智昏聩”的“脑残人士”。而我所写的文章则是“只是为了不断制造文字垃圾，制造得越多，留下笑柄也越多”东西……这究竟是在为《协定》真伪争论还是在进行一场打架的对骂？

　　现在我要对他的这篇文章作一次理性的回应。

　　首先我要为“引用”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引用网上的材料可不可以？章的文章大量引用了沈志华和栾景和的文章，都是正确的，而我引用网上的文章就是不正确的，难道他引用的文章比网上材料更可靠吗？

　　第二、网上的材料有真有假，我们这些网民怎么知道有些是假的呢。就像消费者在商店超市不小心购买假冒伪劣商品一样，我们究竟谴责谁？难道要谴责不知情而无辜的消费者？而章立凡现在做的就是把消费者摆在与出售假货者同一地位来谴责，甚至与生产假货者一起来谴责，这公平吗？章立凡不去找制作伪材料和发布伪材料的单位和网络，却找我引用者纠缠不止，甚至以共罪论证，这公平吗？

　　第三、今天是信息化网络时代，它拥有强大的优势和众多的网民。而中國的网络又是受中共当局严格控制的部门，任何一两个敏感词组都逃不过层层过滤和筛选。我相信经过严格筛选后侥幸存下来的材料呢？还是相信个别专家学者教授的研究成果呢？我相信网络上的材料，哪怕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正确。何况还没有确定这份材料是真是假。

　　现在我们再来理论这个《中苏友好同盟特别协定》（以下简称《协定》），这个《协定》是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下简称《条约》）签订前两天签订的，即1950年2月12日签订的。章始终回避这个问题，却大谈2月14日公诸于众的这份《条约》及当时签订的几个附加协定，而他所引用的材料也是签订《条约》时的情况。章立凡应该举证12日那天毛澤東和斯大林没有签订这份《协定》的证据来，如毛澤東周恩来去外地参观去了，他们去串亲访友去了，以证明这一天不可能签《协定》的。

　　章立凡是用想当然来论证《协定》真伪的，第一封信中说如果有这协定，那是“完全背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国际关系及中國国情”的，“足见伪造者缺乏基本的历史知识”是“荒诞不经”的。此谬论被我驳得哑口无言：当时二战之后，冷战开始，世界划分为社會主義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两大军事集团。欧洲德国分裂为东西德，亚洲发生了朝鲜战争，中國出兵一百多万，核大战迫在眉睫。专以斗别人的两个好战分子坐下来签订《协议》共同对付帝国主义怎么不可能呢？

　　在理屈词穷情况下他又搬出了人口理论，称毛澤東说过“人多好办事”“ 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说毛澤東决不会订减少一亿“人口”协定的。我们知道毛澤東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言而无信”的人，他的所有摆在台面上的正确的话都是对别人而言的，而他自己则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整风运动中，他刚说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两个星期之后，已经在“暗箱作业”准备反右运动了。

　　而对于在大跃进运动中饿死数千万人的人类浩劫，章立凡先生竟还为毛澤東的罪恶开脱，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是国策错误，而不是预定的阴谋！”把毛澤東好大喜功，一心想当“馬克思加秦始皇”暴君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为毛辩护说是“国策”错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而且竟是从五七冤民儿子的嘴里说出来的。

　　现在我们再来论理这份《协定》，它究竟有没有签订过？是不是存在过？回答这个问题最权威的是签订此条约的当事人。可惜这些当事人都已不在人世。即使他们还活在世上也是没用的，因为双方已经在《协定》第十九条上写明：“协定系机密性质，缔约国双方均有义务保守秘密，不得公布。”

　　既然见证人不能开口，我们只能让档案文件来说话了，只要能翻出这份文件来，一切都迎刃而解了。但是数十年以来，政治家们从合纵到连横，从冷战到热战，世界格局在变，形势在变，中苏两国从蜜月期很快走到了对立动武的地步，就说明了这种瞬息万变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领导者和子民们无不都在干着有利于本身的事情，于是见证时代变迁的档案材料也就经历着不同的命运。

　　我们可以把档案材料的遭遇列出几种可能性来：

　　第一种可能：这份《协定》正如章所说根本没有订立过，现在网上公布的是伪造的赝品。

　　第二种可能：这份《协定》的确签订过，网上公布的是真的。

　　第三种可能：这份协定的确签订过，但是原档被销毁了或是弄丢了。所以沈志华先生没有找到这份档案，并不表示未曾签订过此协定。我们知道斯大林办公的地方不单单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内（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有两套住宅），他还在近郊孔策沃别墅和远郊祖巴洛沃别墅里办公过，各处都有存放他档案的地方。1953年3月2日斯大林中风，5日死亡。死后内务部长贝利亚就把斯大林家里所有物品都搬走一空，不知去向。他不是为物品而来，而是为档案而来。许多档案都是成包成包地烧毁，因为这些档案也记录着这些后继者们过去助纣为虐的记录，他们不想把那些丑事暴露在别人面前。

　　斯大林死后，继承者的政治斗争加剧，先后有许多人轮番下台，贝利亚被处决，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被赫鲁晓夫打成反黨集团，最后赫鲁晓夫也被赶下了台。每一次黨内领导人的更迭，首先都要把不利于自己的档案销毁。所以沃尔科戈诺夫曾指出：“他（斯大林）去世后，其私人文献遭到不止一次的清洗。”（转引自《斯大林鲜为人知的剖面》一书第80页——新华出版社出版）现在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实际就是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第二套住宅，可以想像饱经几度沧桑的住宅，留下的还会有什么？

　　第四种可能：这份协定的确存在，只不过没有被中國学者找到。因为苏联过去的档案多如山海，它们不是集中放在一个地方，而是散落在各处。在苏联有许许多多档案馆，除了现在放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外，过去还有人民委员会、黨中央、政治局、国防部、外交部及其它部委的档案馆。而各加盟共和国也建有档案馆，甚至下面还有档案馆，如乌克兰政治局档案馆等，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获得一份目标档案，犹如是大海捞针。

　　第五种情况：许多档案还没有公开公布，一位中國通的苏联外交官叫列夫多斯基，曾在中國工作了十年，先后担任过苏联驻华大使馆秘书、驻北京总领事、驻沈阳总领事，与国共两黨领导人都打过交道。退休后专门从事苏中关系、苏美关系问题的研究。他在《斯大林与中國》一书中曾写道：“由于新闻检查和长期保密的档案文件虽已开放，但有限制，而许多档案文件迄今仍未解密……”此书后面还附有翻译陈春华所写的《译后记》，他说：“近年来苏联档案虽已开放，但开放的并非全部。许多档案对俄罗斯学者也有限制，而对外国学者根本不开放。”“‘冷战’结束后，这一题目需要根据不久前才解密的档案文件作全面研究和重新认识，而许多文件现在仍不对研究者开放。这不仅指苏联和俄罗斯档案馆，而且也指外国档案馆。”

　　像这样一个苏俄外交官要弄清一个问题搞到一份真实的资料都很困难，那么沈志华先生就这么容易把中苏绝密的档案资料都搞到了手，难道都是全面的都是正确的吗？

　　章立凡提供的沈志华先生从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收集来的材料，难道就都这么可信吗？中苏的档案是不是都全部收集了？有没有遗漏的？有没有还未曾公布过的？有没有已经被销毁的？

　　其实有没有这份《协定》章立凡已经作了肯定的回答，是有的，只不过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吧了。

　　我们知道毛澤東访问苏联之前已有两批高级代表团进行过互访：1949年1月2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肩负秘密使命出使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与中共领导直接会谈，为了保密，他化名为安德列耶夫，在那里一直呆到2月8日。接着这年夏天刘少奇率领了一个代表团于6月26日秘密抵达莫斯科，8月14日刘少奇带着百名苏联专家离开莫斯科回国，刘少奇在苏联呆了将近五十天。此时中共尚未建立政权，但已经与苏联在做秘密交易了。所以当毛澤東于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时，许多事项早就准备就绪了。当毛澤東于1950年2月17日离开莫斯科时，他已经在苏联呆了两个月。中共两个领导人在苏联呆了超过百日之久时间，难道仅仅只签订这几份表面文章的条约吗？

　　章提出十九条《协定》的母本是来自1947年5月《哈尔滨协议》十三条、1948年12月《莫斯科协议》七条和1949年12月26日《中苏协定》十三条等等，“这三个文件的共同特点，即发布者均为国民黨官方‘中央通讯社’，消息来源据称都来自国外，均无可质证的同时期证据材料，实际上只是冷战时期常见的宣传品而已。”章先生承认这是冷战宣传品，但没有说这些材料是真还是假的，而且前两份材料还被台湾学者引用过，可见十九条《协定》决非空穴来风而是它脱胎于其它三个协定的。

　　于是章立凡先生的论点已经处于十分荒谬荒唐的地步：他一口咬定十九条的《协定》是不存在的，但是《协定》的母本《哈尔滨协议》十三条、《莫斯科协议》七条、《中苏协定》十三条倒是存在过的，而且十九条是十三条的“扩展本”。章立凡可能会说我没有说过这些都是真的啊，我说的是这些是冷战时期宣传品，是国民黨官方“中央通讯社”和来自国外的消息，在章的眼里这些都是不可靠的。那么请问中共喉舌和造假机器制造出来的消息就这么可信吗？中共中央权威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大跃进期间每天刊登的粮食亩产十多万斤，三年饿死了四千万人是自然灾害，五七年反右不是黨开展整风运动引起的，而是右派向黨进攻造成的，连章的父亲粮食部长章乃器也在进行着反黨反社會主義，而章立凡竟相信造谣机器的喉舌，却把有着普世价值的自由世界新闻报导称为冷战宣传品，章立凡充当毛共辩护士是否太露骨了吧！

　　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如果毛澤東与斯大林的确签订过这份协定，中國的历史学家们敢不敢写，写了之后，可不可以出版。那些《红太阳的陨落》、《墓碑》、《毛澤東和他的女人们》、《毛澤東私人医生回忆录》、《毛澤東不为人知的故事》不都是在境外国外出版的吗？何况此《协定》属于高度机密文件，在大陆谁敢捅这个被中共《保密法》紧紧捂着的《协定》，只有国外媒体才敢于做出这惊天动地的事来。最近7.23动车撞车事件的发生最能说明问题，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事故刚发生不久，伤亡人员尚未全部救出前，中共就出动大功率工程车进行了切割、砸碎和掩埋工作，进行着毁尸灭迹工作。配合这项犯罪行动的还有曾被毛澤東称为“阎王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了不使这件丑事在黨的生日蒙羞，几次下达禁令，不许记者进入现场采访，不许新闻媒体公开报导。许多媒体不得不纷纷撤下已经排好的版面，用开天窗的方式进行无声抗议。

　　在暴政如虎的体制下，只有像章立凡先生那样的应声虫和中共辩护士们才能活得自由自在，当然谁想发表《协定》真本，其后果可想而知。台湾学者张玉法在《中國现代史》一书中曾引用过《哈尔滨协议》和《莫斯科协议》，章立凡听说这位作者还健在，他就确信如果他的书再版的话，“上述引文不会保留”了。章立凡说这番话时，简直像是一种隐形杀手的威胁，为了使“上述引文不会保留”，他们将会采用除了变相的暴力專政手段外，可能还会采用流氓地痞的手段。从中共对待7.23事件中的态度中，也可窥见中共在推行黨文化时的專制和粗暴！

　　章立凡先生为了辩证一件历史事件材料的真伪，锲而不舍斤斤计较。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证明大跃进期间饿杀4000万中國人只不过是国策的失误，而不是毛澤東蓄意的阴谋。这是我第一次领受到毛派人物为消灭毛澤東罪证的辩护，如果按章的逻辑推理，五七的反右运动只不过是毛澤東的“阳谋”，而非阴谋也。毛澤東在建政后开展的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运动，也都是国策而非毛澤東的蓄意的阴谋了！

　　令人惋惜的是充当辩护士角色的人竟是五七受难者的儿子。可见，中共的黨文化教育不但能把杀人魔王日本战犯改造成人，把毛澤東的受害者变成毛澤東的辩护士，还能把杀父、杀夫的仇人家属和谐到一笑泯恩仇的地步。这是中共洗脑和驯服教育结出的硕果，不啻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次奇迹。但是历史又告诉我们：凡是拥毛崇毛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刘少奇最早歌颂，最先崇拜，林彪举得最高，喊万岁喊得最多，他们也是受害最深下场最惨的人。

　　如果章先生真的具有历史学家的客观和良知，他应该把曾被篡改涂抹伪造过的中國近现代史，来个正本溯源返璞归真，把千千万万件曾被颠倒过的历史再次颠倒过来，还其本来面目，那将是国家之幸事，人民之幸事。

　　2011-8-20

　　作者:朱忠康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8-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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