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中国意在控制流动人口

北京――谢振清花了12年时间将一排破旧不堪的老房改造成了红星子弟学校，这是一所低成本的民办学校，接纳了1400名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民工子弟。就在本月，只不过短短的几个钟头后，政府的拆迁人员就将它夷为平地，仅剩残渣瓦砾。

“政府的这种做法简直没有良心，”身为红星学校校长的谢振清不无愤慨地说道，她的学生的家长们正争相赶在周四，新学年到来之际为孩子们寻找新的学校。 “我不会再搞农民工子弟学校了。”

红星学校属于北京30所条件欠佳的违规自办学校之一，在官方展开的一场据宣称是针对安全和卫生条件不达标的校舍的整治运动中，近几周以来，这些学校已经接连被夷平或是关闭。总计有三万余名学生在今夏失去了上学的教室。知情人士警告说，首都还有另外130所无牌学校中有许多可能会成为下一批遭清洗的对象。

一些观察家注意到了这场运动背后的动机，包括北京市政府为了填充金库而表现出无止境的卖地热情。红星学校曾经的校址现在已经被售价高昂的高层公寓楼盘和一个新地铁站所包围。

但有学校管理者、家长和许多北京人认为暴力强拆只是一种想要控制外来人口的做法。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在首都1,960万居民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是来自中国腹地的农村，自2000年以来，这一数字增长了约600万。

诸如此类的数据令执政的共产党感到忧心，他们对这些生活在城市贫民窟中的人们来到北京表示特别厌恶，也担心他们会成为扰乱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

虽然它们提供的教育质量可能有问题，但如红星这样的自办学校往往是低技能民工的子女们唯一的选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没资格享有法定的北京居民才可获得的免费公共教育。这些民工被广泛地蔑称为”外地人”，干着廉价的体力活，是他们的付出才使得中国富裕阶层有充分的条件下馆子，聘请全职保姆，以及在像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地方搭乘新修的地铁线。

“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愿看到那种贫困，但没有这些民工所付出的廉价劳动，他们也无法生存，”研究中国城市化政策的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教授陈金永（Kam Wing Chan）这么说。

政府为了应对庞大的流动人口――和自身的恐惧――靠的是一套可追溯至毛时代的内部户口登记制度，这样一来，一个人要获得教育、医疗保健和养老金将得和其父亲或母亲的出生地挂钩。正如其名所示，户籍制度在许多中国城市造就了两个阶层：有法定居住权的那些人和没有的那些人。

陈金永说，虽然城市化被列入为共产党制定的最新的中国五年经济规划的一个重要指标，但若不对户籍制度加以改革，预计未来15年搬迁到城市的2.5亿农村移民可能会成为造成社会动荡的源头之一。 “拥有那么多二等公民的中国城市将会危险重重，”他说道。

获得一座城市的居留许可，也就是户口，并非不可能，但这只是针对那些钱财不菲或有着高层社会关系的人，所以这些苦苦挣扎的农村移民就只能生活在一片灰色地带，在这里，看病得自掏腰包，住的是脏乱不堪的租屋，孩子们上学要到未注册的学校，最幸运的也不过得到质量平平的教育。即便他们能负担得起一套房产的首付，谜一般的财产所有权和繁琐的银行贷款规则意味着绝大多数持农村户口的人会被排挤于住房市场之外，。

在读完中学后所面临的挑战更令人心寒，这个时候，这些民工子弟要么得返回父母家乡去念高中，这样就得和父母分开生活，要么辍学。 “这是一个残酷且不公的制度，它阻断了人们追求梦想的道路，”倡导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ject)的研究员宋英权（音）这么说道。

阻力来自各个方面，如工厂老板，他们希望这些民工维持这种缺乏安全感的状态，和劳动力的廉价；阻力也来自都市精英，他们害怕如果居住条件放宽，更大规模的农村移民将会蜂拥而至。但最难以克服的阻力也许是来自地方政府，若这些移民同法定居民享有同等权益，地方政府就得考虑替他们负担医疗、教育及其他福利开支。

在去年的一次罕见的有协调的抗议中，全国十多份报纸联合发表了一篇共同社论，呼吁政府开启棘手的户籍改革进程。社论宣称：”我们崇信人生而自由，人生而拥有自由迁徙的权利！” 然而，在几小时之内，社论就被从这些报社的网站上被删除，几名编辑受到了处罚。

自此之后，一些中国学者一直不愿站出来就这个议题发表看法――事实上，在采写本文时，有六名专家拒绝了就此问题发表评论。有愿意讨论此问题的其他专家警告说，户籍制度的现状将引发中国领导层极力避免的局面。

“如果官员不想让我们的小孩在首都上学，那么我们就回到我们真正所属的地方，”一名受废品的外来人员说道，他在这个月将他的两个已到学龄阶段的孩子送回了河南省。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毫无尊严地在这里生活。”

这立即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应，由此也促使了在几个区的教育官员放宽了禁止非户籍学生进入北京公立学校的限制。尽管如此，许多家长抱怨补救措施不足或难以实现，并说在2006年一连串的学校被拆事件后所作出的承诺最后被证明只是空头支票。

32岁的李海欣（音）是红星学校的一名数学老师，她六岁的儿子也在此就读，她说当儿子亲眼看到课桌椅和学生艺术作品被埋葬于一堆残砖碎瓦中时，他受到了惊吓，静静地站立在那里。虽然她现在失业了，李海欣说，她即使借钱也要设法把他送到一所费用更高，但依法登记了的私立学校去，不会让孩子在政府承诺作为替代方案的临时校舍里上学了。

“这只是在玩花样，”她谈到了这场针对非法学校的行动。 “让我们面对现实，他们只是想要将我们赶出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