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行长最近指出，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前景堪忧。与此同时，俄罗斯主流社会再次强调了对中国大陆政治制度的摒弃，这使得长期以来备受诟病的中国大陆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危机，再度成为焦点。一批重量级的国际政治与经济专家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阐述。
2011年9月2日，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智囊、著名政治学者尼科诺夫，在莫斯科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很明显，俄罗斯无法接受中国大陆政治模式，俄罗斯更不可能再倒退回苏联时代。俄罗斯著名政论家和记者舍甫琴科早些时候还警告，中国大陆可能重复苏联解体命运。俄罗斯的其他政治势力也对中国大陆政治制度抱持否定态度。
从历史的角度上看，本来中国大陆的政治模式是从斯大林模式蜕变过来的，本质就是一党专政，加上暴力意识形态。虽然现在，中国大陆在经济上可以与世界接轨即搞资本主义，但政治上还是要坚持一党专政，坚持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上，即专制政治。外界一直抨击，中国大陆实行列宁、斯大林模式的以党治国，专制统治，并给中国大陆带来了贫富悬殊、通货膨胀、官员腐败等种种政治与经济危机。
美国《中国大陆经济》季刊的主编斯塔德维尔在他的《中国大陆梦》一书中，把中国大陆经济比喻为“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随时有崩溃的危险。而最近出访中国大陆的世界银行行长佐力克认为，目前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模式亟需改革。他说：如果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大陆会使全世界及本身经济问题恶化和更不平衡，食物及天然资源价格更高、会呈现更多的环境损害、也更难应付日益老化的人口及过度仰赖海外市场。
中国大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进一步分析中国大陆经济政策方面的弊端，如中国大陆政府和金融系统的债务问题，政府操控出口汇率，以及房地产泡沫背后的原因。茅于轼说，“房地产泡沫的背后，是几个原因，最主要原因是投资管道不畅，收入分配不公，土地供给垄断，这些问题不解决，房地产问题好不了的。”茅于轼2011年8月29号在他的博客上推荐宋怀常的《中国大陆人的思维危机》，这本书指出，中国大陆领导人在国家政策方针及制度上，思辨力缺乏，判断错误，政策失误，给国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痛苦甚至是灾难。茅于轼认为，只有保护了人权，市场经济才能得到发展;“中国大陆现在这个市场经济也是不完善的，他的原因归根结底在政治上，市场经济要求一个有人权的，也就是需要有一个人权的保护。中国大陆的进一步改革，关键也在人权上，能不能没有特权，因为人权的敌人就是特权，要有人权就必须消灭特权，所以中国大陆经济的前景就看我们能不能消灭特权，保障人权。”
也就是近期，凯迪网再次转载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尹保云教授的《走出“封建”社会，迎接现代文明》。其文早在今年六月《北京大学教学促进通讯》第16期发表。尹教授这篇“万言书”显示，目前的大陆政治体制即使不从敏感的政治层面去表述，分析各级官府的世袭化;仅就经济体制分析，也绝非表面上的“国进民退”，而是可怕的中国大陆经济“封建化”，中国大陆社会大步回归“封建化”。这造成了中国大陆这些年是在三大陷阱中发展：“大政府”的陷阱、依赖国有企业保增长的陷阱、寻求文化自我的陷阱。实际上中国大陆还很落后，但官方却总在不断贬损西方，批评西方管理，西方文明，以及西方文化。
尹教授举例，当今中国大陆各大银行和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是“封建化”的突出代表，它们表面上是中央指导，实际上是各个高官大员的世袭领土。2010年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员工的平均年薪40多万，工商银行、中国大陆银行平均10多万，同行之间差距如此悬殊。说明银行系统已经封建化了，它们各自占领一个领地，领地好的赚的钱多，不好的赚的钱少。中国大陆的国企垄断主要靠政治力量的支持，是封建性垄断。这种封建板块除了金融领域，还有各种上游产业如中石油、中石化，都有来自政治权力的保护支持，别人不能进这个板块，让它能够保证赚钱盈利：赚多了就私分，赔了钱就由政府补贴。正是这种典型的封建社会特征的疯狂发展，成为近年中国大陆贫富极端分化的重要根源，让今日中国大陆私营企业无法成长，比10年前还大大倒退。如今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看起来数字很高，但是科技进步、社会结构的变化却与“现代化”背道而驰，很像唐宋时期的体制，主要靠政府牟利、民众谋生在推动经济。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封建主义的骨架，市场经济的表皮。这样的“封建化”结构，中国大陆永远也不可能真正现代化。
尹教授强调，人类历史上只有两种体制能够摧毁封建化：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一是苏联模式。前者依靠现代法律系统保障下的充分竞争而打破各个封建壁垒，后者依靠强大中央集权而实现一体化。但苏联模式已被证明为失败的模式，所以，今日中国大陆实际上只剩下一种选择了，即实行民主政治下的自由竞争的机制。
但今日大陆，如晚清拖延立宪一样拖延政改，就只有等着晚清那样的命运了。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金雁发表于2011年5月3日的《经济观察报》、但8月18日却被网民改题为《苏联解体二十年祭》，也在网上热传;其“中共苏共化”和“中共还不如苏共”的弦外之音，句句动人心魄。金雁首先指出，解体前的苏共有党员1900万，占全民总数近十分一，今日中国大陆党员只占全民总数十六分一;中国大陆已有逾8千万党员时的喜悦，却丝毫不能阻挡“苏联今天将是中国大陆明天”。金雁指出，“吃得再饱的奴隶也还是渴望自由”，前苏联并非因为经济困境而导致解体，恰恰相反，当时苏联的经济状态远比今日中国大陆好，苏联到1970年代就有免费教育、收费极低的儿童保育、廉价的住房、便宜的休假制度、稳定的养老退休制度、免费医疗;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居民的工资收入增长了一倍，远高于物价上涨水平，工作10年以上者81.3%的人可以解决长期住房，租房的费用只占月平均工资的2%-3%，而目前中国大陆工薪阶层房租占到了工资收入的30%，是前苏联的10倍;苏联的文化事业也高速发展，1987年苏联人均的影剧院座位名列世界第一;还有科技与军力，都仅仅略次于美国。这都在在警告中国大陆，幻想以让奴隶吃饱而忘却渴望自由，只是黄粱一梦。
金雁教授警告说，这就让人们不能不想：中国大陆虽然近年瞧不上苏联，却是既天天在“苏共化”，又还远远不如苏共。比中国大陆强大许多的苏共，经济好、军事强、文化高的苏共，尚且躲不过“8.19剧变，，中国大陆能有比苏共更好的出路么?!金雁教授说，世界历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中国大陆显然如苏共一样，在让中国大陆走“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这种伪现代化中，国家可以有高速增长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楼，可以有超过美国的核弹头总当量，可以有很多的钢产量，只要是党国认定需要的东西、事关脸面上的排场，自上而下地齐动员，一准能获得期望的效果。然而，所有这些不过是冷战思维下的“冒虚火”。因为这种以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一种伪民族主义，是一种封建帝国模式的伪现代化，中国大陆没有“人”只有“国”，人民成为被政府绑架的人质，成为国家强大的牺牲品。这种“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苏联模式最大的失败，也是“中国模式”不可逾越的前车之鉴。
在今天的年青人眼里，俄国只是发展中国大陆家，是“金砖四国”之一。他们很难想像，俄国的前身苏联，竟然一度曾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超级大国。“苏联经济世界第二”这样的话，当年在苏联和全世界似乎就是无需证明的公理。它反复出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领导人的讲话中、苏联的党政文件中和苏联学校的课本里，同样也出现在中国大陆的教科书和各种出版物中。《维基百科》的“苏联经济”词条中至今还有这样的记载：“苏联经济是世界上规模第二大(仅次于美国经济)的经济体，其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产量的五分之一”;该词条还列举了1990年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苏联国内生产总值(GDP)2659.5万亿美元、人均生产总值(人均GDP)9130美元等数据。从这些数字看，当时的苏联已经稳稳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然而，仅仅过了一年，这个超级大国竟轰然解体了。
原因无他，而在于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国家。在苏联，经济只是政治的附庸。1980年代担任过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即政府总理)的雷日科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实际生活中政治支配一切，包括经济这个‘灰姑娘’”，“党的高层在把各种经济决议下发甚至强加给部长会议的时候，是不对其执行情况负责的。若是一切都成功了——瞧，怎么样，荣誉属于党的领导人，经济工作者也是好样的。若是不成功——就拿部长会议、更低级的部门或加盟共和国的执行者是问。”人们不难想到，这样的体制必然伴随着好大喜功、浮夸造假。
1980年代中期轰动世界的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棉花案件”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1976年，该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拉什多夫，在实际仅出产了不足300万吨棉花的情况下，竟然开动政权机器，布置层层多报棉花产量，最后向苏共中央上报了600万吨的收成。他因此再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而参与浮夸虚报的各级官员也都得到了相应的奖赏。“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中国大陆如今和前苏联不分轩轾。
苏联自成立之日起，就设立了“把革命烈火烧遍全世界”的目标，并为此在国家生活中一直奉行“先军路线”。这在经济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自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苏联经济就贯穿着重工业优先，国防工业尤其优先的方针。对国防工业及与之相关的宇航业，苏联一向都是投入巨资和大量的尖端科技人才(仅在1990年，就有168万名学者和专家参与了军工的科学保障工作)，精益求精，不计成本。它的武器贸易曾一度在世界武器市场上占据第一位。例如，1988年在全世界武器贸易中，苏联所占份额为38%，而美国只占30%。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还在世界多个热点地区——中苏边境和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安哥拉等国——动用军事力量。为此，苏联付出了巨大的财力物力。例如仅1987年，苏联就为阿富汗战争耗资54亿卢布，每昼夜为1470万卢布。此外，苏联还长年养着一支庞大的军队。1988年，这支军队的总兵力达到513万。加上安全和内卫部队、军工企业和公检法系统的职工等，苏联与军事和治安有关的人数量应当在2000万以上(1991年苏联人口约为2.93亿)。这样，沉重的军事负担将苏联人民可能享受的经济成果又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
据一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讲，苏联国民经济的总产品中，有60%都是重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保障人民日常物质生活需求的轻工业和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实际上，自打斯大林时代起苏共对轻工业、农业一直采取能糊则糊、能混则混的态度，只要它们不妨碍军工的发展和政权的稳定，不妨碍其争霸世界就行。
对于这一点，许多80年代末到过苏联的中国大陆人都有真切的体会：笨重的黑白电视机在开机后要过好一会儿才显示图像，吸尘器工作时的声音出奇的响，电冰箱压缩机发出的噪音搅得人难以入眠，服装和鞋袜等日用品大多式样陈旧、做工粗陋……。与此同时，人们也看到，来华进修和工作的苏联人在回国时每个人都尽可能多地往家带东西——从丝绸衬衫、羽绒服、牛仔服、口香糖到录音机、彩电、照相机等等。据雷日科夫说，即使在经济好转的1986—1988年，苏联还是有“未满足的需求”，即“有钱买不到东西”。甚至出现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食品供应矛盾加剧”的怪现象。“1988年，食品短缺总额达210亿卢布。”这一缺口，相当于当年苏联食品工业总产量的1/6!
苏联政权从它开始存在的第一天起就想到：必须让一部分人感受到它给他们带来的实际利益，他们才会铁了心地跟它走。一开始，当平民百姓受到饥饿与死亡的威胁时，政权只是给这部分人发双份的口粮，提供紧缺的日用品和住房。后来，这种特权越来越大，享受特权的人也越来越多，结果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大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这些人可以得到舒适豪华的住宅、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特供、良好的教育、人身安全保护和各种生活服务，等等。他们还贪污受贿，参与非法经济活动。仅他们靠侵吞国有资产形成的“隐形经济”的规模就占到了全苏GDP的1/3。前面提到的拉什多夫在“棉花案件”中因多报产量套取的国家资金就超过100亿卢布。特权阶层的巧取豪夺，又将人民大众的经济利益大打折扣。
如前所述，1990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2659.5万亿美元。需要指出的是，苏联的货币发行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索科尔尼科夫被解除财政人民委员(即财政部长)职务后，就不受市场规律的约束力了。苏联银行成了为一个个宏大建设计划提供巨额投资的印钞机。失去贵重金属和实际商品支撑的卢布自然也就贬值了。后来历次货币及经济改革都未能改变这一状况。1989年下半年，按照官方的汇率，1美元可以兑换0.63卢布;但在莫斯科的市场上，1美元却能换到10卢布或者更多。糟糕的金融体制给苏联经济又打了一个大折扣。
这就是曾经世界第二的苏联经济。经济基础如此松软，上层建筑就难以矗立。
所以，苏联垮台了。
苏联的第一任领袖、伟大导师列宁，是否定美国的理论专家，难得说美国的好话，但在1920年代却号召联共(布)党员学习美国人的“求实精神”。以列宁苛刻的眼光审视美国，这次是说了罕见的真话。这大约是在苏联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马列主义初次碰壁的时候。
“求实精神”确实是美国人披荆斩棘，建设新大陆中自己的实践结晶，弥补了历史遗产的不足，成了经受两次世界大战考验的精神财富，尤其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先下手为强”，美国“后下手遭殃”的被动局势下，“求实”是美国克服天真，转败为胜的宝贵精神武器，一系列适合对日作战的策略，战略，战术由此产生。用马列的术语说，求实精神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用来认识日、德军国主义，不再存有一丝一毫的天真幻想。美国一些公司停止了对日本废钢的供应以及对德国法西斯的科技商售。
1945年美英联军诺曼底登陆之后，在德国境内的易比河与苏联红军会师，如何认识陌生的盟军，成了考验美国人求实精神的新课题。乔治?巴顿是美国出众的长胜将军，以对苏联帝国的深刻洞察闻名于世，在电影《巴顿将军》中，声言“与浑蛋干杯”时与苏联将军碰杯。当时惊世骇俗，都以为有失绅士风度，破坏了外交礼仪;其实乔治?巴顿是个有丰富文化教养的人，并非只会打仗的大老粗;作为美国绅士，巴顿当然熟悉交际礼仪，但作为军人，无权干涉政治，巴顿是在以惊世骇俗的外交手段，警示美国：苏联大帝国对人类是比德、意、日法西斯更危险的邪恶渊薮。
其实，导致苏联瓦解是内部原因，美国没做什么事。但美国总统的定义对全球思想界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饱受独裁专制侵害的苏联各族人民终于醒悟。
英雄所见略同，昔日戈尔巴乔夫从加入苏联共产党时就决心摧毁这个残害人民的邪恶党，他在历史给予的契机中起了决定作用。今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也强调，前苏联体制的垮台有其内在逻辑，关键是这个体制失去了民心。并不能归罪于哪个个人。
而因“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判囚12年的湖北政治学者秦永敏，并未因坐牢而失声，刚刚出狱就公开说，中国大陆的体制已经无以为继，“中国大陆这个整个结构，基本上是权力结构，是和他们的金钱的结构一致的，那么越到上层，掌握的财富越多，相反呢，工农大众，当年帮他们暴力夺取了政权，现在从法律上，从制度上踩到了最底下，这种制度，当局当年煽动工农帮他们夺权，那么今天他还想用这种制度来维持，这可能吗?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秦永敏还表示，中国大陆这种模式其实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的回光返照，不管他拖延多长时间，归根结底还是必须回归世界文明主流。
从上述苏联崩溃的原因，到与今日中国大陆现状的比对，无论是体制内的学者还是体制外的民间人士，甚至包括“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的囚徒，都在思考和质询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不能说都是“别有用心”。
一道选择题摆在中国大陆当政者面前：是走实行民主政治下的自由竞争机制的活路，还是重走晚清和苏联的死路。两者之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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