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好社会，应该是人民不会被欺压，而且也不会被轻易收买。
这句话意思是说在一个好的社会，政治家不敢随便欺压或者欺骗老百姓，因为欺骗或者欺压的成本太高；在一个好的社会，人民靠自己能力工作生活，有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不会随便因为一点钱或虚伪的承诺而被收买，而在一个不好的社会，人民是很容易被收买的，而不是所谓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换句话说，正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一个不好的社会里人民就更容易被收买，在没有长远预期的社会每个人都会追逐眼前利益，这是看得见的。
一些转型社会刚步入民主体制，选票总是变成贿选的情况，也许这就是一种在专制体制下，或者朝令夕改，一朝天子一朝臣做草民的心态在民主制度下的延伸，当然，这很容易被人说成是民主的错，进而鼓动人民抛开虚伪的民选体制，回到一个真正公平的“民主”体制里面来。
熊培云先生的随笔《重新发现社会》就是一本关于社会职能和社会上公民行为的很好的启蒙书，书中介绍的思想基本是由西方思想家提出，在实践中经历了思考和反思，经过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并为步入现代社会的不同国家所认同的人类社会的模式特点。
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说法是国家应该是“小政府，大社会”，对应的一种模式就是“政府包办一切”，当然，不管是那种模式，它们都宣称自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仅仅从口号和承诺上讲，我们普通老百姓是很难立即看出到底哪种国家管理模式对自己更有利，在选择的时候，也许更容易为政客具体言辞的承诺所迷惑所困扰。
好在我们可以用更大更广的视角看看历史和当下，远的不说，说日本，日本最近又换首相了，换了一个之前谁都不太熟悉的名字，野田佳彦，他接任的是菅直人，一个在任只有一年零三个月的首相，可菅直人已经是5年内在任时间最长的一位日本首相，这还得托了日本宫城大地震的福。每次日本首相更迭，都成为我们国家报纸感叹日本社会出了问题，日本的民主体制出了问题，每次都要感叹“日本首相“短寿”为哪般？”之类的话题，进而引导我们拥有一个伟大的党，坚强的政府，英明的领袖的幸运感。但反过来我们也得承认，一个经常换首相的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崩溃，发展虽然停滞但经济一直在升级前行，人口虽然老化但人民一直在安居乐业，政治虽然僵持但社会一直在高效运行，比方说，你很难想象因为换了一个首相，日本高铁就会出现追尾事故吧？我们国家才撤了一个铁道部部长，动车高铁从运营到供应商，全部折腾了遍，你说咱们是愿意呆在经常换首相的日本有安全感呢，还是呆在天朝更有安全感？
另外一个看得见的案例是比利时，2010年6月13日，比利时举行全国立法选举，按照常规，将由议会多数党或党团推举首相并组成内阁。在立法选举中得票最多的7个政党分成法语区和荷语区两大阵营，在国家体制改革问题上争执不休，选举无果而终。从这天开始，比利时进入了真正的无政府状态，这个国家一直到今天，在创下了无政府状态国家吉尼斯世界纪录多日后，都还没有摆脱这场政治危机，这可是一个拥有北约，欧盟两大总部的国家！但是，好像我们还没有听说过比利时人民因为缺乏政府领导而出现骚乱和动荡。在我们国家的标题里常常饱含同情的写到“比利时有望结束14个月无政府状态”之类的标题，却很少分析下一个国家在没有政府领导下14个月，为什么比利时整体的社会秩序与机能仍维持正常运作，民众几乎没有无政府的明显感受，大众交通系统、警政保安措施等，依然井然有序。
在中国，对一个好社会的期待往往已经被异化成对一个好政府的期待，假如总是这样走下去，历史也好，现实也好，总是让我们不断步入误区。
所以熊培云先生这本书第一章专题探讨“国家和社会”，熊先生想通过中外现实和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不能被异化为“国家为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人类社会出现时，没有国家，按马克思主义观点，进入共产主义后，也没有国家，但是人类社会肯定还存在，所以一个社会的存在及运作的可靠性，才是人类幸福生活目前所能依赖的更可靠的组织保障。
要培养这样的社会，人类必须树立严厉的私有财产产权保护机制，并阻止一切公权力用任何神圣的理由侵犯他人的私产，比如所谓的公众利益或者国家利益。遥想当年英国人说一个破魔防，风能进，雨能进，没有主人的允许国王就是不能进的典故，联系当下拥有合法产权的房屋不断被强拆的现实，老百姓应该明白，任何具体的公民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时候，你就不值得为任何抽象的伟大的目标去牺牲，那可能最后会异化成一个骗局，哪怕开始大家都相信它是真理。
如何保护社会公民的私产和物权，也是熊先生这本书讨论的第二个重点。
有了私产概念的民众就会组织起来，形成社会中的各种力量，来平衡国家机器，并发展出多样化的运作机制，这种运作机制越灵活越多元越复杂，社会的可靠度就越高，越有可能抗拒出现民主制度下也能民选出希特勒这样的悲剧。所以本书一篇附录《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很值得一读。
对于社会的异化，也是熊先生这本书讨论的第三个重点。
显然，熊先生谈的大部分观点已经是现代社会的常识，我们国家显然还不是一个现代社会，更不是一个体现了人类生产力先进性的国家，所以在别人履行常识的时候，我们国家还在规定N不许，N不搞之类的规定，胡耀邦同志说得好：“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民族怎么可能与其他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那中国未来到底有没有希望，熊先生想告诉我们，有的，因为教育毕竟已经被普及，互联网已经让大家有办法绕口信息屏蔽，公民私产保护毕竟已经起步，只要我们慢慢努力，历史总会沿着自身的规律把我们带到应该去的地方。
这所谓的好社会，我还是认同美国总统佛兰克林·罗斯福1941年在美国国会大厦发表演说时提出的这应该是一个““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社会，当然，那个时候他叫这个是人权，现在我们叫这个“四大自由”，现代公民社会人权不可分割的四个部分。
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国家历史的探索也提出了四大自由的概念，最早是梁启超先生提出的政治、宗教、民族、生计的自由，后来大陆在“土地改革运动”后提出农村中应允许农民有借贷、租佃、雇工、贸易的四大自由，当时因为这四大自由获得了农民的支持，赶走了国民党，当然等文革提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四大自由后，我看农民有借贷、租佃、雇工、贸易四大自由已经荡然无存了，要知道，“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曾经被写入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一个社会被异化成只有这四大自由的时候，我们就因为《致命的自负》而走向《通往奴役的社会》。
当然美国实现四大自由也经历了200年的时间，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大国走到那一天，也许还需要一个200年，关于耐心这个话题，顾准先生的文章是看得很透彻的。
虽然熊先生的书还不能算一本学术专著，也没有重新发现什么，只是在中国，我们不得不花费很大力气去了解一些经过人类最精华思考智慧结晶而成的常识。这本书朴实的文字和文风，让我值得认为推荐大家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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