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姓赵吗？”我问。她二十岁出头的样子，一张白净的瓜子脸，上面有几粒淡淡的雀斑。
她笑了，她真聪明，立刻明白我的玩笑之语。我们站在这个安静的院落里。正是夏日的午后，整个小城都在昏睡，空气潮湿而慵懒。院落还有那座二层木制的小楼，曾是郁达夫的故居。它也是富阳县城仅存的几座老房子。在九十年代末的城市改造浪潮里，灰砖、吊梁、天井、窄巷的旧痕迹被铲平了，取而代之的水泥、马塞克、蓝色有机玻璃的楼房与马路。这刻意保存下的故居，也不是往日的模样，它修缮一新，漆色浓酽，它也是游人必经之地。
房间里悬挂了郁达夫的画像，他与兄弟们的合影，玻璃橱窗里陈列着他各种版本的书籍，与鲁迅的通信，他临死前的照片，苍老、颓废，唇上是浓密的胡须。我还意外发现一张烈士证书，由民政部在一九八三年颁发——“郁达夫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兹褒扬”。
郁达夫成为了一名同志吗？我知道他死于日本的枪下，那真是令人悲痛、惋惜的一刻。他从中国逃离到吉隆坡、新加坡，在苏门达腊落脚，最终却未逃劫难，东京早在一个月前宣布了投降。
他的死亡，即使加上三十年代的左联经历，他就可以被称作“同志”了吗？在我心中，他永远是那个感伤、浓烈、放纵、焦虑的浪荡子，酒气、精液、热血混杂一处。他沉浸在个人的希望与幻灭中，哪有兴致加入了一致的、集体的、分不出个人面貌的同志大合唱。
我还记得多年前读到《沉沦》的感受。它曾让我激动难耐，那里面有形态、色彩、味道，难以言传的诱惑。是不是我们都曾瘦弱矮小，都会羞涩无言，因为对现实倍感无力，所以要在想象力与语言中自我放纵。女人的肉体与深情，是自我发现的最重要的途径。我没有到过冬夜的日本，却能想象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落魄、哀伤与愤怒，他满口酒气、涨红着脸，冲进妓馆，难言的兴奋与悔恨。我记得他对女人常用的形容——“高壮肥白的美妇”。
不过，在钟爱上“高壮肥白的美妇”前，他的情窦是由一位纤弱的少女打开的。那是晚清崩溃前的富阳城。十四岁的郁达夫还前额剃光、脑后留着辫子，不过，他读的已是新式学堂。科举制度永久废除了，四书五经更丧失了魅力，洋学堂取代了私塾。而穿着黑斜纹布制服的学堂生，则变成了众人瞩目的中心。古老的中国正进行着激烈的新陈代谢，她要抛掉旧时代，拥抱新世界，重新发现自己的身份。
在洋学堂里，郁达夫和同学们操着江南口音说英语，想知道有没有外国的《三字经》和《百家姓》，他们也开始谈论异性。县城里三位美丽、时髦的少女，让所有的男孩子痴迷，她们家境富有，穿梭在县城与上海之间，带来了新世界的时髦，是新女性的象征。郁达夫致命地迷上了其中的赵家小姐，她“皮色实在细白不过，脸型是瓜子脸”，性格开朗可人，拖一条长长的辫子。
两年里，她令郁达夫着迷不已，只要一想起她都不免头昏眼热。他为羞涩、自卑所困，这压抑了也催生了更多欲望。
直到学堂结业，要前往杭州求学前，少年人才有机会抒发自己。一个冬日的夜晚，接着送别会上的酒劲，他又来到赵家，只她一人，在一盏洋灯前练字。他走到她身后，吹灭了灯。“月光如潮水似地浸满了这一座朝南向的大厅，她于一声高叫之后，马上就把头朝了转来”，将近三十年后，郁达夫写道，“我在月光里看了他那张大理石似的嫩脸，和黑水晶似的眼睛，觉得怎样也熬不住了，顺势就伸出了两只手去，捏住了她的手臂。”两个人就在月光下，一言不发，看看彼此，看看月亮，直到她的母亲归来，方打破这奇特、深沉而陶醉的感觉。
自从中学时读到这篇《水样的春愁》的回忆，赵家小姐就留在我心里。如今，我到了郁达夫的故居，看到了他写了又写的富春江，只要沿江走上五分钟，就到了当年的新学堂旧址，它已改成了一所小学。赵家小姐的大厅在哪里，赵小姐魂归了何方？
可惜院落里的瓜子脸姑娘不姓赵，大学毕业后，她分配到文化局，郁达夫故居是她的工作范围。不过，她熟悉这段往事。“应该在不远的地方吧，可惜老房子都拆了”，她说话时也带着微笑。可惜。我不知道她的故事，她被谁等待。
二
“噢，郁达夫，我知道。” 在夜晚的恩波桥旁，算命师傅认真地说。
他穿中式的对襟褂，脸颊凹陷，鼻梁上架一副金边眼镜，眼睛小而窄。语速奇快，成串涌出的富阳话，让我似懂非洞。我们围坐在矮凳前，我的左手摊在他的眼前，他用扇子指着掌心的纹路，提醒我“命犯桃花”，明年冲太岁，务必不能向东行……我将信将疑，却也不知道怎么确认，或是反驳。
他说这算命的手艺是外公传来的，他已练习了二十年，他从不为了钱财而说吉利话，他有自己的原则，他从事的是某种科学。他的客人遍布广州到沈阳，一些人专程赶来，一些人邀请他远游去看风水。夜色中，他的话飘乎不定。除去我的命运，我们还谈了别的。他说毛主席精通奇门遁甲，全因此，他才逃过第五次反围剿，他还说黄公望的卦术惊人——我想起来了，在漫长的一生中，黄公望的确常靠算卦为生，不知他说了多少的谎话、做了多少人生的预测，是不是对人情变故的了解，让他画出了那缥缈的山水。
即使我对算命先生的博学做了足够的预期，也没想到他这样说起郁达夫，这个至少和黄公望同样著名的同乡——“他是个下流派作家”。
九十年前，他的确被很多人这样辱骂过。那个中国，仍旧在争辩寡妇是否要守节，要不要接受包办的婚姻，但郁达夫却那么赤裸裸地表达出自己的欲望，他渴望丰满的肉体、性的欢乐，他在乎个人感受与欲望，远甚于民族与时代的困境。他触动了年轻人的心，或许是错误的触动了，还因为他把个人的压抑与时代的压抑，联系到了一起，他在偷看日本女人洗澡时，却愤恨地喊出了“祖国呀，你怎么不早日强大起来”。但他所有的欲望，却又同时被他包裹在矜持、简约的文字风格里，他永远的天真则让所有欲望都显得并不恼人。
我该怎么反驳他呢？还是，由他去吧，下流派作家与奇门遁甲的毛泽东，是他愿意相信的世界。
我和同伴去富春江畔，说服一对渔家夫妇载我们在黑乎乎的江面上游荡一周。自由、率性的水边生活早没有了，如果被警察碰到，这算是违法的营生。我真爱这江面，宽阔、平静、迷濛，一如它的名字，富有春意。可惜，江岸边都是林立的高楼，霓虹灯牌闪烁不停，江南从来是富庶之地，也像一百年前一样，上海仍牢牢吸引着这里年轻人。富庶里却缺了些什么，街头的少年人，依旧嬉闹，玩弄着手中的iPhone。他们很难知“压抑”与“羞涩”的滋味，他们在马路的一家接一家店铺的明亮灯光下成长，随时把自己的小小的焦虑与思念发给同伴，寻求即刻的慰籍。
富春江的魅力也不如前了，黄公望、严子陵的故事，还有多少人谈起。在夜色江旁的招牌中，最明亮的一个叫“塞纳河咖啡”……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最近的一本书是《一个游荡者的世界》。）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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