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战争、冲突、动荡与紧张事态似乎比以往更多一些。从2001年的“911”事件开始，紧随其后的是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以及席卷西亚北非的大变局和利比亚战争，而所有这些重大事件并非此起彼伏，而是彼此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相互关联，相互交织叠加共振，连续不断地冲击整个世界，至今依然在发展。如今，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冷战结束甚至可以回溯更早时间以来已经形成的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等进程仍在发展，在延续的同时呈现一些新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进程长期持续发展所累积的效应，加上“9？11”事件以来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冲击、洗礼和催化，推动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安全等不同程度地开始经历转型，转型的长期性、过渡性、渐进性、曲折性和多变性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领域时有不同显现。这些特点使得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的发展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非传统安全问题大幅凸显
“911”事件是迄今国际恐怖主义的极端之作。事件发生后，美国小布什政府随即高举反恐大旗，把反恐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对内检审和改革国家情报机构，组建国土安全部等，对外以反恐划线，很快发动阿富汗战争，并加强金融和情报反恐合作。受此冲击，世界首先在安全领域发生变化，那就是恐怖主义与反恐迅速上升为国际政治与安全方面的焦点议题，其他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受关注程度相对下降。
从恐怖主义威胁的发展看，继“911”事件之后，除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针对美军和北约部队的持续不断的恐怖袭击之外，又发生多次针对西方国家和西方游客的重大恐怖袭击，诸如2002年印尼的巴厘岛爆炸案、2004年3月11日西班牙马德里汽车爆炸案、2004年9月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2005年7月7日英国伦敦地铁爆炸案、2008年11月印度孟买系列爆炸案，等等。2009年9月被挫败的纽约地铁爆炸阴谋和2009年12月未遂的圣诞炸机案等，也使世界感到惊悚不断。在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备受追剿的情况下，阿拉伯半岛“基地”分支机构、印尼“祈祷团”、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其他与“基地”组织有关或无关的恐怖主义组织日趋活跃，整个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呈现分散化、多元化、本地化和小型化等特点。对于美欧来说，本土的而非外部输入的恐怖主义所构成的威胁近年来明显上升。
从反恐方面看，美国通过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种方式来打击恐怖主义，十年的实践不仅已经充分证明效果的有限性，而且表明将激起更多的恐怖袭击。也许正由于此，美国才在也门采取了出钱出枪而不是直接军事介入的办法来推动萨利赫政府反恐。国际反恐合作在“9？11”事件之后迅速成为“主旋律”，尽管在伊拉克战争后合作动力和势头有所下降，但至今已然发展成为基本趋势。随着美国历经10年努力最终于2011年5月2日击毙本？拉登和本土恐怖主义的威胁不断上升，美国一方面在海外进一步施行“情报+精确打击”的反恐策略，同时开始把反恐重点转向国内。8月3日，奥巴马政府公布题为“提升地方伙伴能力，防范国内暴力极端主义”的战略，表示要以社区为中心开始提高美国国内防范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极端主义的能力。其他主要国家也纷纷把反恐作为比较优先的事项来处理。
在恐怖主义与反恐占据国际安全议程焦点位置的同时，社会层面因失业严重、福利水平下降、宗教和种族矛盾加剧等问题导致的反对政府、破坏稳定的威胁明显上升。金融危机、粮食危机、自然灾害（地震、洪灾、旱灾）、大规模传染病疫情等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国际安全议程中的地位也不断攀高，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强调更加全面和更具综合性的安全理念，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普遍大幅加强应对非传统安全的能力，甚至为此调整军事战略，包括调整军队职能和相关机制，变革军队结构、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等。非传统安全合作作为国际安全合作的新领域和新亮点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主要大国实力消长加剧国际关系重组
美国是“911”恐怖袭击的直接受害者，其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安全自信心遭遇空前挫伤。小布什政府无论是被激怒而采取了非理性的报复战略，还是顺势利用“9？11”事件提供的契机既打击恐怖主义又大力推进早已有所谋划的地缘战略，总之其后来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举动，不仅使美国付出较大的软硬实力代价之后至今尚未完全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而且持续激化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至今尚未缓解。再加上金融危机对美国金融和经济的严重影响，这一连串因素共同导致美国从小布什上台之初盛极一时的权势地位相对下滑，迫使其越来越多地注重国内问题，对外政策从单边主义到多边主义再到发挥自身巧实力和借助外部多方力量维护地区和全球领导地位的趋向日益明显。
从全球战略层面看，过去十年国际战略格局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美国在“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冲击下，实力和影响力相对下降，“全球领导作用”的发挥所受制约增多。这一突出变化，加上欧日实力稳中有降，以及新兴大国实力地位相对上升，导致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的相互差距有所缩减，彼此关系重组明显加快。美国起初与主要大国合作反恐，之后大行单边主义发动伊拉克战争，再之后寻求与各国共同反危机抗衰退，如今则是一边强化与欧日等西方盟友传统关系，一边增加对中印等新兴大国借助，以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受此牵动，大国关系过去十年的演变呈现合作加强——分歧上升——合作加强——分歧上升的波浪态势。
如今主要大国都在为各自未来的战略优势加紧战略谋划，调整内政外交，积极展开竞争。一方面，主要大国都在着眼解决各自国内发展面临的中长期重大问题；另一方面，都着眼争取各自在国际和地区格局中的有利地位而展开布局，美欧围绕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全球经济治理方向，美俄围绕中亚和中东欧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动，中美日印围绕亚太格局重组走向，不同层面的博弈都在交织发展，明显增添了国际战略格局变动的错综复杂多变程度。这轮竞争和博弈的结局取决于谁调整方向正确、谁调整速度快、谁率先调整到位、谁的战略和政策实施顺畅有效。
国际机制转型深化推升权利博弈
正如前述，世界在“911”事件以来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的连续冲击下，从安全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开始转型，诸多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泛起，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加快，所有这些变动都势必逐步浮现于国际机制，推动“911”事件之前早已开始的国际机制和平渐变加速。
从全球层面看，联合国体系作为当今国际体系的主要支撑，其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改革小有进展。2005年成立了建设和平委员会，用人权理事会取代人权委员会，改善和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开启安理会改革进程。2009年有关安理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正式启动，各方博弈艰难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股权结构和职能调整取得进展，根据2010年通过的改革方案，两大机构分别向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转移6%和3.13%的投票权。从金融稳定论坛变身而来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围绕强化信用评级机构和衍生品监管等问题进一步调整和探求发展方向。世界卫生组织寻求在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疫情发布、疫苗研发、治疗指导和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大力帮助应对全球粮食危机的同时致力于将其下属的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改造成“最重要、最广泛的消除世界饥饿的国际交流和政策协调平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寻求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升温的背景下向新的国际气候治理机制转变。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继续增强适应核裁军和核不扩散新形势的行动能力的同时，以帮助应对日本核辐射危机为契机，着力强化在核能和核电安全方面的国际领导力。
从大国关系和地区层面看，成立于1999年的二十国集团（G20）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催化和全球经济治理需求的强劲拉动，上升为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开展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全球经济转型的主要平台。八国集团寻求重新定位，酝酿扩容和调整职能。“金砖四国”峰会从概念走向现实并扩大为“金砖五国”，朝着兼顾有效务实合作和准机制化的方向发展。北约加快全球化转型，力求成为与“民主国家同盟”理念相配套的全球性“磋商国际安全事务的中心”。欧盟在债务危机的洗礼中探求进一步整合成员国内外政策，穿越“转型时刻”迈向一体化建设的新阶段。亚太地区的上合组织、东盟与中国（“10+1”）、东盟与中日韩（“10+3”）、中日韩峰会、美国与东盟（“1+10”）机制、东亚峰会（“10+6”）、亚太经合组织（APEC）、“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等多个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竞争互促。南美洲国家联盟向共同体建设迈进。非盟把“非盟委员会”提升为专门负责防务、外交与外贸谈判等事务的“权力机构”，阿盟在应对诸多挑战过程中寻求整合阿拉伯世界，二者都力求在中东大变局的应对过程中加强内部协调和提升影响。
这些变化部分是各种机制调整自身以适应全球和地区治理新形势的需要，部分是新崛起者为争取与自身实力地位相称的权利而促使既得利益者让渡部分权利，还有部分是主要力量围绕地区和国际体系转换中的规制权和影响力展开角力。和平条件下权利重新划分和规制厘定的艰难决定了国际和地区机制变革演进的缓慢，外交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使得国际和地区机制的新旧部分在相当长时期内将并存、交织、磨合和竞争，不断优化重组，权力结构将更趋多元化和网络化，整个体系的运行将变得更加复杂、充满变数甚至显得有些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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