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潮州的时候，自认为是深圳人，我回深圳的时候，又自认为是广州人，我在广州的时候其实都不是。我痛心的是，深圳改变了我，却把它身上我最珍视的东西扔了；它自己变了个样子，但它还自称是原来的深圳，就好像我把我曾经最珍视的东西扔了，但我还自认为是以前的我；在哲学上我被这个我讨厌的城市改变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被迫和他拥护同一种自我理论，我们根本无法通过过去和现在的相似性，而只能通过某种连贯的叙事来为自我的同一性辩护。我越恨它，我就变得越像它！
深圳
文/陈纯（中山大学）
七月从广州回深圳，有一天和朋友约在中信广场见面，走进大剧院的地下隧道，左绕右绕，出来的位置都不对，最后面对朋友客气的质问，我只好苦笑道：“深圳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太陌生。”
我在外面读书或旅游，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我经常含糊其辞地说，我家在深圳。其实这句话说得不完全，我应该说：我爸妈住在深圳。我人生的头八年和我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潮州的乡下，此后在深圳上学，直到读研去了中大。我在深圳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代，我在这里鱼龙混杂的图书馆和经营不善的书店里学会了自我启蒙，我对某些带着严重深圳烙印的街道有着深刻的记忆，我做过的梦都浸透着深圳的空气，可我的“家”不在深圳（当然，我也不觉得我的家在潮州），深圳的土壤注定了它只能飘过无根的蒲公英，扎不下盘根错节的参天大树，深圳只有过客，没有居民。我甚至觉得，由我这样一个游牧人来批评这样一个游牧人聚集起来的城市，是现代性和我开的一个玩笑。
我们家在深圳搬过四五次，前几次都在一个区域内打转，我现在还有印象的一个家，由橘黄色的灯光、柔软的红木色被子和几本新到手的《叮当》（那时还不叫哆啦A梦）点缀而成，九四年的圣诞夜我买回了崭新的水彩笔，模仿着《叮当》里的构图画了一只狮子，打算以此开始我的漫画家之梦。我六年级喜欢的那个女生后来成了艺术家，第一件上市的作品卖了一百多万，昨晚我和她出来逛的时候（巧的是搬了几次家，我们依然住得很近）她告诉我，深圳越来越不适合她这样的人生活了。
我后来有两个家都在红岭路和红桂路交叉口的“求知书店”附近，我用吃饭省下的钱买了现在书柜里摆着的《莎士比亚悲剧集》、《泰戈尔全集》还有《约翰·克利斯朵夫》，其他时间就在书店里瞎看，也没被赶。现在书的种类摆放次序我还记得，但大剧院装修那会儿，书店被一家婚纱店压得粉身碎骨。我当时伤心了很久，有整整一年不想回家。我在书店里站着看过各种各样的书，有《鲁迅先生纪念集》，有《王小波门下走狗》，有《悟空传》，有《周渔的火车》，我的中学生活除了书，就是书里扑面而来的思想和感情在我生活中的延伸，它怎么能这样就被拆了呢？
那个年份的生活极尽单一，上课在抽屉里看书，下课在桌子上看书，回家吃完饭把门一关，倒在床上看书，半夜被我妈揪着耳朵去洗澡，洗完看一会书就去睡了，作业是基本不做的，第二天抄。当初中的数学老师把我的书从抽屉里抓出来时盯着封面说了一句：“莎士比亚？什么玩意儿？”我就知道这个城市不适合我生存，比辛瑶遥早十年认识到这个问题。后来我看《浮士德》，被张亮取笑我看《圣经》，我也就习以为常了。
不得不说，我的情感结构有一半以上是被这时期读的书所塑造的，初三那年第一次接触《少年维特的烦恼》，我正处于初恋。上个月把那时的日记和情书翻出来看，一点都不觉得幼稚，反而有点羡慕。我很怀念那个天色如墨的下午，我把裤腿卷到七分长，拎着一把老爷伞，心里砰砰直跳地送她回家，第二天江良恰如其分地说我们的同行是美女与野兽的相遇；我也没有忘记她第一次带我去琴行，拿着我完全不熟悉的乐谱若有所思地哼着，侧身用苍白的手指在琴键下按下几个音符。《小曼》里等车的描写完全来自于和她的经历，不同的是，现实里我每天都在担心着这种生活会随时结束。后来确实结束了，事情的发展没有像《维特》那么激烈，但也足够让人失望。那个暑假我读着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读到男主人公坐上离别的船，眼泪簌簌地流下来，心里十分有共鸣。
也正因为第一段感情如此让人失望，我对小曼的喜欢，也很难说不是带着亦真亦幻的遐想。首先我和她恢复联系的方式就是不真实的，我有她的电话，但从来不敢打，更别提约她出来，我连她的Q号都是辗转问同学要的。每个周末，我洗好脸，穿上最好的衣服，经过当时正在建造中的荔园酒店，拐进红宝路，去到一家能给我安全感的网吧。她不是每次都上，所以我后来经常因为她的猫头像忽然出现而手指颤抖。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中她答应和我通信，次年四月份她和一个男生恋爱，年底她就飞往澳洲读书了。我和她的故事单调得很，初中毕业后我们只见过两三次，在网上聊得其实也不多，大部分来自我的想象，我终年走在红岭路和红宝路，回想着她和我说过的每一句话（其实她根本没和我说过什么），我以为高一永远不会结束，她的行程将永远遥遥无期，我以为希望总是有的，但她走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是哪一天。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我那时真是一个朋友也没有，零二年和零三年的元旦倒数，我都是一个人去的。我高中班的同学找以前的同学出去，初中班的同学又和现在的同学出去，周五我趴在桌子上听着他们津津乐道着元旦前夜的节目，心里寒到极点。当晚我陆续碰到高中一班的同学、初中六班的同学，还有我同班的一对情侣，插着口袋，或跩着脚步，稀稀拉拉地往中信那边走，对小曼的思念突然强得无以复加。回去的路上我见到诗平和他前女友，他站在一个孩子旁边，掏出五十块钱给他，然后告诉我这个孩子是个流浪的孤儿。“流浪的孤儿”，我嘀咕着，此后这个隐喻一直在我脑海挥之不去。
漫长岁月里除了书里的故事，我对人情世故几乎没别的认识，书完全嵌进我的记忆里。我在罗湖图书馆办了张借书证，长期奔波在图书馆和学校之间。一起去借书的一个同学，曾经尝试和我做朋友，有一回我们一起从图书馆出来，我没有问她在哪里坐车，竟头也不回地走了，人世浮沉后再见，她告诉我，她就是那时死心的。我笑着说，我何尝没有回头呢？那次我们的研究性学习小组在书城购买资料，分别的时候我站在台阶下回头看了你很久，你一直在和别人说话，你的笑容和你头顶的几颗星星一样灿烂，那时我就已经死心了。
我的英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书里和他的东家，和他的同僚，和德国音乐界的所有同行都闹翻了，他把他们臭骂了一顿，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榜样！我当时也和老师，和同学，和我的家人全部闹翻，按照他们对我的预想，我要么爆发，要么不学无术到高三然后考进一间很烂的学校，事实上我高三成绩相当好，但最后还是考进了一所很普通的学校，按照他们的预想，我应该很不甘心，一蹶不振颓废到毕业，并且继续保持我那糟糕的性格，事实上我大学过得相当滋润而充实，人缘翻天覆地地好，最后如愿以偿地考进自己一直想读的哲学系。讽刺的是，因为一个人的推荐，我后来喜欢上了克利斯朵夫最厌恶的勃拉姆斯。
我以前从来没思考过深大对我的意义，由于它以最快的速度接纳了我，我一度认为它不是深圳的一部分，我的英语系同学还有报社的朋友，对我看哲学通通报以敬仰的眼光，付健在第一年的寒假还和我讨论柏格森和休谟的几个问题；最近我想了想，不对，我和深圳的战斗，在深大这里才投了降，至少是部分投降，虽然我最后叛变杀出重围，但我身上已带了那么多投降的烙印：我冷漠、自私、工具理性，抛开我的兴趣和志向，我和这个城市的大部分人毫无区别。请君入瓮之计，我被深圳反噬了。
以前我脾气暴躁，多愁善感，有自闭症，但毕竟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我也曾经笃信过某位浪漫主义诗人的话：是爱情让人变得崇高。由于频繁地受挫，由于米兰·昆德拉的不良影响，我忘记我当初看哲学是为了写小说，忘记我写小说是为了表达苦闷中的情感，哲学本身变成了目的，而且这让我多么自豪，我凭着哲学的轻舟从深圳逃了出来，沿路把我对感情的各种向往逐一抛弃。在他人看来，我就是在报复社会。
我和文章开头的朋友吃完饭往“求知书店”的那个十字路口走，我说我想去看看我以前的家，看看他们把我的家拆了，到底建成什么样的东西。在那个十字路口，面对那个绿帐轻架装饰起来的高大水泥怪物，我无法原谅这个城市。我心爱的书店被改成了婚纱店，后来又变成了家乐福，我的弗兰德公路（红宝路）建起了物欲横流的京基百纳，对面荔枝公园那长长的中铁围墙从零八年到现在一直没拆，里面的游乐场设备早被扔到垃圾堆填区了，我的记忆被这个城市的发展践踏得面目全非，这些我都无法原谅。两个月前我骑着单车在沙面逛的时候心想，要是有一天这些民国的旧建筑要拆了，应该有很多人会像我一样伤心吧？所幸的是广州人是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
我回潮州的时候，自认为是深圳人，我回深圳的时候，又自认为是广州人，我在广州的时候其实都不是。我痛心的是，深圳改变了我，却把它身上我最珍视的东西扔了；它自己变了个样子，但它还自称是原来的深圳，就好像我把我曾经最珍视的东西扔了，但我还自认为是以前的我；在哲学上我被这个我讨厌的城市改变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被迫和他拥护同一种自我理论，我们根本无法通过过去和现在的相似性，而只能通过某种连贯的叙事来为自我的同一性辩护。我越恨它，我就变得越像它！
昨晚我和辛瑶遥说，不管我以后去哪里，我一定不会回到这里，我最好的朋友都散落在天涯，在深圳的这些，迟早会结婚生子，我不知道和一个孩子的父亲或母亲还能说些什么，我关心的他们早已不再关心，他们关心的也许我这辈子都不会去关心。尽管在外貌和经历上我和这个讨厌的城市如此相像，在内核里，我们还是不一样。它的变换不断的现代性最终还是要和人间的价值（如家庭）相承接，而哲学者的城邦不是在理念中，就是在天上，我无法适应一座传统的城市，也一样无法适应一座现代的城市。它们各自在我身上落下痕迹，但通通不是我的家。
零二年元旦，那个流浪的孩子，拿到诗平的钱一点兴奋的表情都没有，他们两个走后，我看着他静静地往公园深处走去，就像他已经熟悉了所有的孤独，就像他的希望根本不在未来，他心里是经历过什么样的痛苦啊。
(采编：麦静 责编：麦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