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恒均《911断想：恐怖分子拉登真的输了吗？》一文有感
昨天，发了一条短信遥祝异国他乡的杨恒均博士节日快乐，阖家幸福吉详。今天早晨打开杨恒均博士博客，发现了杨均恒博士的《911断想：恐怖分子拉登真的输了吗？》一文。认真拜读大受裨益之余，也有不少存疑和困惑之处。于是去短信请教杨博士，他及时回复：“君子和而不同，观点不同尽可提出批评”。于是，将如下“不同”或困惑之处提出，请杨博士解惑：
“断想”一：
杨恒均断想：希特勒并没有完全输掉。他成功地迫使西方世界不惜一切、抢先研发出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原子弹！
李悔之断想：二战结束后，与日本战犯在本国广受右翼人士顶礼膜拜情况绝然不同的是：希特勒不但被德国民众彻底唾弃，其家族36名后裔皆改名换姓以该姓为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希特勒是完全输掉了；原子弹确是“最邪恶”，但它却是防范、制服邪恶的最有力武器。况且，美国罗斯福政府是在获知希特勒德国正在加紧研制原子弹的情况下研制原子弹的。
杨恒均断想：日本军国主义也没有完全失败，他最终使一直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美国向日本城市投下两枚原子弹，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对平民的大屠杀！
李悔之断想：与德意志民族的彻底反思和悔改相比，日本军国主义确实“也没有完全失败”。
美国在日本投放原子弹逼使日本投降是否存在“道德亏欠”？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不少人提出的问题。
1945年初，美军开始实施对日本本土作战。决心誓死抵抗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之时进行全国总动员，集结了多达二百四十万部队和八千余架飞机，准备与美国决一死战。
2月16日到3月26日，日军和美军为争夺小小的硫磺岛，约2.3万人日本守军，让美国付出伤亡28686人（死6821人）的极为深重的代价。日军视死如归的武士道精神让美国人胆战心惊。美国相关军事情报机构分析：如果用常规战争攻打日本本土，美军至少要付出死亡一百万官兵的代价。鉴于此，美国政府最后决定采用投放原子弹。
不用原子弹而改用常规战争，美军至少死亡100万以上官兵。而日本也绝不会只死亡22万人。至少会是22万×15！！！
换位思考：如果美国的角色由中国人扮演，而杜鲁门总统的角色又由中国人扮演，中国人会选择常规战吗？
杨恒均断想：本拉登虽然被击毙，但他仍然有赢的机会：如果美国使用恐怖的手段去反恐，用侵蚀人民自由的办法去捍卫自由，用侵犯人权的行为去保卫人权，用不民主的手段去推广民主，原本想用恐怖袭击达到这一目的拉登可能会咸鱼翻身、含笑九泉……
李悔之断想：从理论上而言，我同意“本拉登虽然被击毙，但他仍然有赢的机会”观点。
世上没有绝对的东西。不能用个别性（特殊性）代替一般性（普遍性）。
这些年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中，确是存在“着用恐怖的手段去反恐，用侵蚀人民自由的办法去捍卫自由，用侵犯人权的行为去保卫人权，用不民主的手段去推广民主”的个别现象。而且，这些现象大多由美国自身媒体曝光于世界。而这些曝光者不但没有受到“组织处理”，也没有被痛斥为“美奸”。
如果美国“着用恐怖的手段去反恐，用侵蚀人民自由的办法去捍卫自由，用侵犯人权的行为去保卫人权，用不民主的手段去推广民主”成了“一般性”行为，首先叫“NO”的就是美国公众！——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媒体曝光美军虐囚事件中可以看出。
美国政府为了对抗恐怖主义，曾一度授予执法机关前所未有的权力——容许监控自己国民和外国人的电子邮件、手机通话、金融交易、图书馆和网页游览记录，并将资料存进庞大的资料库。美国人民生活受干扰最明显的地方是机场，所有人都必须通过严密的全身检查才能登机（这一点中国做得绝不比美国差）。
为了反恐，美国人牺牲了某些个人自由和隐私权。——虽然这些“牺牲”对中国人而言简直不值一提。
如果没有“911”，上述牺牲对视自由为生命的美国人而言，是难于容忍的。然而，为了不付出更大的自由代价，大多数美国人默认了这种牺牲（这十年间并不见有多少美国人对此上街游行抗议）。
如果美国“着用恐怖的手段去反恐，用侵蚀人民自由的办法去捍卫自由，用侵犯人权的行为去保卫人权，用不民主的手段去推广民主”成了“一般性”行为，纵然是美国的盟友也会同声谴责。然而当今世界，只有高喊“主权高于人权”的极少数国家在谴责美国“着用恐怖的手段去反恐，用侵蚀人民自由的办法去捍卫自由，用侵犯人权的行为去保卫人权，用不民主的手段去推广民主”。
杨恒均断想：波普尔说：“我们不得不承認，希特勒成功地降低了西方世界的道德水准”。他是说正义的力量為了抑制纳粹使用原子弹征服世界，而不得不抢先发明这种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武器，并率先使用它。
李悔之断想：真理向前多走一步就是谬误。常识还告诉我们：权威的话经常是靠不住的。波普尔赞扬的“天才的哲学家”马克思的理论，更让世界陷入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灾难之中。
换位思考：在灭绝人性的法西斯即将研发出原子弹之际，“正义的力量”是否应当“抢先发明这种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武器？”在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法西斯决心与“正义力量”玉石俱焚之际，“率先使用它”，将牺牲降低到最小是否应当？
杨恒均断想：人类任何历史时期的道德水准都不是由邪恶势力划定的，而是代表道德与正义的力量在同邪恶斗争中能够守住的那条底线。在同邪恶对阵中，正义往往不得不降低他们的标准。可如果你把这标准降低到同对手差不多的高度，正义与邪恶的界限也将会变得模糊不清。
李悔之断想：“在同邪恶对阵中”，“正义”确实“往往不得不降低他们的标准。“可如果你把这标准降低到同对手差不多的高度，正义与邪恶的界限也将会变得模糊不清”——此观点也无可厚非。甚至应当受到称赞。
但问题是：杨博士前述所有“断想”是否在质疑“正义”与“邪恶”的长期较量中，在道德上存在着“半斤八两”之处？
如果仅是警醒告诫，诚然极好。
“断想”二：
杨恒均断想：十年了，每年的这一天，三千多位受难者的名字都会在世贸废墟的上空响起。可每一年死于恐怖与反恐的人数，又何止成千上万？回首十年反恐，难怪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一定要以这种方式反恐？真的没有选择了？
李悔之断想：9.11恐怖袭击最终造成近3000人死亡。美国在随后的全球反恐战争至今有至少3521名美军战死阿富汗和伊拉克沙场，这还不包括其他北约成员国部队阵亡人员。当然更不包括更多的平民伤亡。
今年6月29日，美国布朗大学公布了名为《战争代价》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指出，“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花费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战争上的开支预计在3.7万亿美元到4.4万亿美元之间。这项研究还指出，美国纳税人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最终支付的开支可能要远远超过国会和联邦政府提出的总预计额度。
“为了保卫美国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为了保卫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与国家安全，更是为了捍卫美国人的价值理念”，十年来，美国人付出的代价十分高昂。这就难怪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一定要以这种方式反恐？真的没有选择了？”
其实，上述困惑和质疑，也是千百年来世界上太多思想者的困惑和质疑。
“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它“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克劳塞维茨），所以，几千年来，它历来是阶级社会、不同宗教、民族、国家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最高形式。
当代反恐战争，本质上是战争在当代条件下的另一种表现。只要地球还存在着人类，战争（包括反恐战争）便将无可避免地继续下去——只是规模大小，程度轻重而已。
面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暗杀、人肉炸弹、汽车炸弹，正义的一方除了用反恐战争手段制止邪恶，还能有其它办法吗？
这里，我要由衷祷告：God Bless America！（愿上帝保估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因为美国后来的参与改变了正义和邪恶的力量天平。最终使人类避免了更大的灾难。当今世界，在世界政府缺位的情况下，正因为美国在国际秩序中充当“领导与伙伴”的角色；正因为美国的巨大付出和牺牲，世界才得于拥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局面。
“断想”三：
杨恒均断想：伊拉克、阿富汗之战让先前一些相信民主自由理念是普世价值的美国人开始反思：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够推广你的自由、民主理念。甚至有些美国人得出了结论：也许有些国家，由于特殊的宗教与文化，根本不适合民主制度？那里的人民更愿意被奴役，不知道自由的可贵？
李悔之断想：当今中国，有人一再将“普世价值”化简为繁。其实，所谓“普世价值”，就是民主，自由，法制，人权。——这些东西除了金氏父子、卡氏兄弟、卡扎非之流，以及他们的“特色”兄弟之外，哪一个国家的人民不欢迎的？
正因为有人一再将“普世价值”化简为繁，导致当今不少中国在“普世价值”面前疑虑重重。
有不少网友问：李先生，啥为“普世价值”？是不是西方的阴谋？对此，没多少文化的老李回答道：人与猪一样，要吃喝，要睡觉，要拉屎尿，要性交，这“四项基本原则”是人与猪，以及所有动物最本能的生理需求。也是人与猪，以及所有动物的“普世价值”。
但人不是猪。不是动物。他必须有精神需求！
所以——
吃喝、睡觉、拉屎尿、性交，是人的生理“普世价值”；
民主，自由，法制，人权，是人的精神“普世价值”！
除非是猪，没有人“愿意被奴役”！
关进笼中的小鸟尚不断用头拼命冲撞笼门——向往“自由的可贵”，何况人乎？
杨恒均断想：自由与民主理念，必需深入到那些国家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心里，只有当民众真正愿意去追求、去拥有做人的权利的时候，自由之花才能开花结果。到那时，你用恐怖与专制的手段，也无法挡住。而在此之前，使用枪炮强加的民主制度，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记住了：自由、民主与人权这些东西，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使用枪炮从外部强加，可能会得不偿失，甚至会适得其反。
李悔之断想：历史经验告诉人们：社会的进步，历史车轮的变轨，总是由极少数精英推动的。大多数自顾不暇的民众总是被历史车轮推着走的。
无论是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最早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还是后来西欧、北欧等后实行民主的国家，有几个是等到“自由与民主理念”已经“深入到那些国家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心里”才建立民主制度的？
历史的经验还告诉人们：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国家，在实行民主的道路上，都必将有人跳出来反对。甚至用武力对抗。
欧州的资产阶级革命，可以说是拿破仑“使用枪炮从外部强加”的。日本民主制度的建立，则是美国人“使用枪炮从外部强加”的。两者皆取得巨大的成功。
伊拉克、阿富汗的民主，也是美国人“使用枪炮从外部强加”的。从伊拉克、阿富汗民众的民主投票热情中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努力并没有“适得其反”，反而是受到人民的普遍欢迎。
有人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民主乱象”深感忧虑。对此，我的回答是：杞人忧天！——纵然是老牌民主国家——英国，美国和法国，民主之路也是从艰难坎坷走过来的。美国建国之后不久，甚至发生过长达四年、死亡人数超达六十多万人的南北战争！
“自由、民主与人权这些东西”，对某些“自由多与少”的国家而言，确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然而对“自由有与无”的国家而言，却未必！否则，二十二年前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不知说得在理否？——在一个任何民间团体都被取缔、社会彻底沙粒化的国家；在一个连“集体散步”都受禁止的国家；在一个连“批判的武器”都不准使用的国家，杨恒均博士眼中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将在城管的棍棒之下彻底失效！
目光再锁定——“自由与民主理念，必需深入到那些国家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心里，只有当民众真正愿意去追求、去拥有做人的权利的时候，自由之花才能开花结果。到那时，你用恐怖与专制的手段，也无法挡住。而在此之前，使用枪炮强加的民主制度，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按上述观点，一百多年前的辛亥革命是否根本没必要的？
同理：中国当今是否也需要等到“自由与民主理念”已经“深入到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心里”之时才适宜？如果是，杨先生的“十年大限论”可能就会彻底失灵了。
从杨博士的某些言论中，我似乎看到了摩罗的影子——这是我最忧虑的。
幸好智慧的杨恒均不是摩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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