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十 | 精卫填海声声慢

作者：王小平 | 评论(0) | 标签:读书看电影

拜读杨啸兄大作《杜鹃啼血声声愁》，指东打西，随意自如，如同杨过飘然来去，啸傲红色江湖，好不自在！心羡之余，不禁起了应和之意。要做应答文章，当然先得从题目上做工夫，于是就有了这篇《精卫填海声声慢》。

既非词坛圣手，亦非诗国骚人，却要来故作风雅，冒充名士；于是在“白头搔更短”，捻断七根须之后凑出来的这个题目，七字之中倒有两个字是与原题相同的，实在诒笑大方！不过从杨兄的“声声愁”，到我这里的“声声慢”，其中颇有一番讲究，并不是完全生搬硬套出来的。若学诸葛孔明摇摇笆蕉扇，或是铁扇公主摇摇鹅毛扇的话，可以说“别有深意存焉”。要问其中奥妙，还是让我们先从“声声慢”这个词牌名的起源说起。

《声声慢》原名《胜胜慢》，最早见于北宋晁补之笔下。晁补之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也是一个颇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的人。他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在首都开封府和礼部考试时都名列第一，可谓一时无两。颇有唐时孟郊《登科后》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之神采飞扬。补之当时， “晁张班马手，崔蔡不足云”之言也已传世。这是黄庭坚称赞当时的他和张耒就像司马迁、班固一样，而远超过汉代的崔瑗和蔡邕。但正是这样一个才气纵横，一心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却一生潦倒，功名蹭蹬。说起来，这和他的老师苏轼有莫大关系。

其实所谓“苏门四学士”，并不是真的是苏轼的学生或座师下的门人。他们只是仰慕苏轼文名，甘愿在为人为文方面以苏轼为楷模；而苏轼对真正有才华的后生从来是不遗余力地推荐褒赞。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中，交游唱和的常态，当然在性情志向投合之外，也在最忌讳“朋党”之议的朝廷上，隐藏着一种士人集团政治上的联合与站队。晁补之、秦观、张耒、黄庭坚四人难得的是，始终以苏轼的立场为自己的立场，与倒霉的老师共同进退。即便是在新旧两派都不喜欢的苏老师因“诗文谤上”而下狱，被活生生制造出一个“乌台诗案”的千古奇冤之时，依然没有弃之他投。在那个党争混乱是非难辨的大气候下，殊为不易。

晁补之因为老师牵累，官场不顺，生活一直比较困窘。好在他生活在宋代而非共和国，至少在表面上，“歌儿舞女以终天年”是太祖皇帝在世时就为大臣们定下的优惠政策。为鼓励大臣们尽情享受生活少生异心，宋代给朝中官吏们的俸禄是很优厚的，更鼓励大臣蓄养家妓。但买人不是一次买断，而有一定的年限。大多雇用婢女约定个三五年，最高年限为十年。有的小妾和婢女期满后不忍离去，但如父母不同意，也不能留下。若婢女几经转雇，其身价往往看涨，具有特殊才能的婢女相当昂贵。即使如苏东坡、辛弃疾这样人品学识堪称楷模的人，在当时大风气下也不能免俗，家中大多养有许多家妓。一般士大夫家庭期满后多送婢女还乡，让其婚嫁。所以宋词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送别家妓的词。那些玲珑聪慧的女孩子，如果跟主人建立了超出寻常的感情和关系，也有可能被收为妾，但并不容易，必须要征得女孩家人的同意，并不能强娶。

官场失意的晁补之，在赌场上表现如何，是否和韦小宝一般官场上下大小老婆通吃，我们查无史据，已无可考。但在情场上，倒是颇为顺遂的。他当年就有一个家妓，名叫荣奴，有两首词专门是为她的离去而作。一为《点绛唇》，另一阕则是他首创的《声声慢》了，词曰：

朱门深掩，摆荡春风，无情镇欲轻飞。断肠如雪，撩乱去点人衣。朝来半和细雨，向谁家、东馆西池。算未肯、似桃含红蕊，留待郎归。

还记章台往事，别后纵青青，似旧时垂。灞岸行人多少，竞折柔枝。而今恨啼露叶，镇香街、抛掷因谁。又争可、妒郎夸春草，步步相随。

这首词的题序，明言是为荣奴的离去而作，言下对荣奴的离去甚是不舍，为她今后的命运担忧。荣奴为什么一定要离开，我们已不知道，但明明知道她此去有可能是“灞岸行人多少，竞折柔枝”，可还要问“抛掷因谁”，这其中的感情几分真几分浅， 倒也无意深究了。中国传统士人，一直就这么不尴不尬，活在日益紧逼的君权与有名无实的民权之间，结果连自己的“士权”也无从持守。非但仕途中载浮载沉，身不由己，甚至连自己喜爱的女子，也只能眼睁睁看她身世飘零，从此下落不知。虽非死别，却已阴阳永隔，实在让我们今人叹息不已。伤感之余，更对那些包二奶小三不断，日记照片视频不绝，计划五年里达到睡一千五百个女人的宏伟目标，甚至以收集阴毛三百根而矜然自喜，却对诗三百一无所知的我党大人先生们，感到如吃活苍蝇般的恶心。

要说《声声慢》这个词牌序列，蒋捷所作《声声慢·秋声》当然也不俗。但若论其中翘楚，当然还得数易安居士的那篇千古名作：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1084－1155），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属山东）人。她出身于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仕宦家庭，父亲李格非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丈夫赵明诚历任郡行政长官，是金石收藏和考据家。李清照与夫婿志同道合，感情深厚，常一起校勘金石，鉴赏书画，唱和诗词。靖康之变，宋室仓皇南渡，李清照一家也随之避乱江南。不久赵明诚去世，他们苦心搜集的金石书画也在流亡途中丧失殆尽。李清照只身漂泊于杭州、越州、金华一带，在凄凉孤苦中度过了晚年。

后世常有关于她丧夫南渡后因生活艰难，被迫改嫁的传闻，大体上属于乡野之谈，经不起考究。其实居士家世名门，自幼工诗能文，又长于词，是文学史上卓越的女作家、女词人。当从其词作气韵风度来看，恐怕也做不出改嫁这样的事情来。尤其分明的是：其词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词主要描写出嫁前后的闺阁生活，活在自己的小天地，象牙塔内，自然内容比较单一，词风清丽婉转；后期词则一改前貌，经历种种国破家亡，人间惨淡后，多写内心的凄惨心境和痛苦感情，流露出故国之思和昔盛今衰之感。其词风沉哀凄苦，我们从她的《漱玉词》中，可以有更深切的感受。

从晁补之到李清照，所处时代各异，所吟的对象也全然不同，我们却可以看到一种弥漫，贯穿于词中的，共同的哀伤和无奈。这就要看到，虽然中国传统有“儒道互补”的传统，儒家士人爱自我标榜什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其实从来都是穷的时候多，达的时候少。从其整体运命来看，更是穷的比例极多，达的比例极少。对那些寒窗十载，侥幸得一点功名的士子来说，一旦官运不好，或是在党争中失败，无意中触了皇帝，外戚，宦官，权臣的逆鳞，结果往往讨不了好去。别说被当廷杖责而死或下诏狱而死，甚至满门抄家抄斩，牵连九族（方孝孺更倒霉，被朱老四诛了十族，不单是其血亲姻亲，连和他毫无血缘关系的门人子弟，甚至偶与之信件往来的无辜者也被杀光了），能够被贬到边疆或穷乡僻壤去老死等死，已是万幸。

既然在这种制度困境下，根本不可能伸张士权，抑制君权，以此实现胸中抱负，那么大多数的士人在失官或致仕之后，往往只能强迫自己忘情山水，或是沉浸在文艺的狭小天地里，自伤自悼，自哀自怜。也难怪有国外的，较清醒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说，作为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大传统的诗词文章（在传统四部之学的视野里，小说向来属于下里巴人，是民间文学，是小传统，难登大雅之谈），中国数千年文学成果中除了空洞无物的道德讲章，八股时文，颂圣之作，真正代表其底色的，就是那一种挥之不去的悲苦愁怨之感。无论在种种形式平仄的束缚之下，其诗词技巧到了多么高明的地步，但始终是没有生命力的。就其整体观感来说，这是一种怨妇式的文学传统。

正因为这种制度的羁绊，这种身份上的进退两难，同时又背负着道德楷模这个与生俱来的人格象征，使得被官场潜规则折腾无休的中国的文人，士人，官人们，往往过得极端压抑而扭曲。在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被千年沉重压抑扭曲得不成人形之下，也就自然而然将这种压抑，扭曲传导到整个社会中去——尤其是那些地位，身份上远不如他们的体制外底层民众身上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士人历史上，有各种不正常的现象，从一个朝代传递到下一个朝代，而且不断累积，直到成为一种无可医治的社会痼疾，成为中华文明这个辉煌机体上丑陋的疮疤。像一直盛行的“男风”，“娈童”，“乱伦”，明清以来“情色文艺”的大兴，或是对更不幸的女性的“小脚金莲”的痴迷，从身体，身份到灵魂，都把人类的另一半禁锢得无以复加。

不幸的是，这种被传统君主集权制度，被道德至上主义的传统文化扭曲的社会心理积淀，更进一步蔓延到了我们今天的时代来。而且更因新的现代黑暗专制和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政治改造，造就了新一代压抑的，扭曲的，伪善的“士大夫”群体。我们不说黑幕重重，烂到极点的那个官场，即便是那些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体制内知识精英，同样谈不到真正的独立，理性和批判性。

关于这一点，在《理尚往来》一文里曾有较详细的讨论，这里姑且做一回文抄公，原文照录一番：

“可惜儒家的德治和礼法主张，终究因为其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而无法落到实处。严重的制度依赖之下，就是治乱循环不已，而儒家士大夫们总是有心无力，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或者本身也和这个王朝一起葬送；或者就此息影山林，学隐士坐忘；或者干脆和五代的冯道一样，放下廉耻，成为伺候“五朝十帝”纪录的官场不倒翁（想起了仰望星空）。尤其是西汉以后，先秦儒家的仁政内核逐渐被边缘化，被消解掉了，成了专制制度的美妙装饰，随着科举制度的设立，地方豪族或朝中士大夫的地位也朝不保夕，不断跌落。明朝时朱元璋首倡廷杖，当着宦官打大臣的屁股，折辱士人尊严，又大肆屠戮朝中和军中开国大臣，取消丞相，钳制兵马，大搞特务政治，大兴文字狱（请参看谢苍霖，万芳珍两位先生所著《三千年文祸》）；到了清朝，更是个个下跪，自称奴才。至于共和国，毛更是集传统（尤其是明太祖）与苏俄专制之大成，将知识分子贬低，打击，迫害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也从整体上塑造出其奴性人格和盲从权威，投机自利的阴暗心理。

在西方于1500年前后起步的时候，中国的明清两代却固步自封，傲慢无比，结果陷入漫长停滞，终究要后来者付出代价。虽然主要责任在于其封闭性的权力安排，在于这个专制制度和层出不穷的暴君，昏君们，但也同后来儒家一反先秦的“大丈夫”气概，不断的自我矮化，甘于臣服与自我腐化有关。可以说，后世的儒家，在修身养性，谈玄说道上固然有一套，但在治国平天下这半截，却是要扒下其冠冕堂皇的博带峨冠，好好打一顿屁股的。”

如果我们对古来的君子士人，尚且只能抱一种“理解的同情”的态度（陈寅恪，钱穆，余英时等先生都是如此），因为毕竟在那个半封闭的，名为“天下”实际上极为停滞不前的世界里，他们的视野有限，能做的事情不多；况且历代都有真正的大丈夫挺身而出，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对于今日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却不能如此轻易的放过。为什么？因为他们掌握了最丰富的思想资源，控制了最全面的渠道资源，在见识上，早已远远超越了过去的儒家士人阶层，可是他们却因为对记忆犹新的整肃历史，杀戮前人的恐惧，因为自己的一点名利地位而完全背离了自己的学术操守和个人良知。他们仅仅满足于做专制体制的一部分，做权力集团的一个传声筒，苦心为自己所属的特权阶层辩护。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得眼花缭乱的“社会主义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派和所谓的“体制内改良派”。

对于前者，我实在没有闲心和他们辩论，因为这种政治主题先行的，只讲权力不讲道理的，赤裸裸的为共产专制唱赞歌的左派们，实在无法沟通。和这些钻到牛角尖里去死也不肯出来的朋友说来说去，简直浪费生命。而对于后者，却是我近来着墨颇多的一种人。因为他们表面上推崇“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同时有限度的揭示一些局部的社会问题，却在整体上，在根本问题上有意识的忽略制度之恶，鼓吹依赖体制内高层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这种挂羊头，卖人肉的新时代洗脑方式，却很可能蛊惑了越来越多天真善良的小朋友，大朋友，老朋友，结果大家都蹲在原地，无所作为，同时又满怀希翼的期待这个制度能有渐进的，和平的，非暴力的进步。到头来，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愈演愈烈的，每况愈下的国家一样，不过为专制噬血机器奉献了更多无辜的牺牲祭品罢了。

谈到这个问题，就要回到杨啸兄的《杜鹃啼血声声愁》，在他文章中提到的《山坳上的中国》这本书。关于这本当年盛行，后来却被禁的八十年代出版物，其实小弟就收藏有一本，有时侯翻一翻，想想中国的体制内知识分子，真是为他们感到悲哀。要么沉默，要么唱赞歌，好不容易曲曲弯弯说点老实话，却无人问津，反而给自己带来不幸（正如当年写《现代化的陷阱》的何清涟，又如那位用“我没有敌人”换来十一年的先生）。为什么何博传先生二十多年前的忧虑和预言，今天一一实现？甚至很多已经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中国也从山坳跌落到了地平线以下？其实和我在《第一百口棺材》里谈到的，老朱做了五年总理却只能发点火气骗点民心结果自己家族也富可敌国一样，在于此制度是无可救药的。如杨兄所言，古代的明君，神话里的人物，或许会听子规啼血，退位让贤，可是在现实中，已经不存在任何谏言的空间了。

就如杨兄文中所引用的，“央视名嘴，他的节目总是带给观众以思索，因为他说实话爱深究”白岩松，曾有下面一番说话：他到美国参观了一家报纸博物馆，这里珍藏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报纸。美国9.11恐怖袭击后，世界几乎所有9月12号的报纸头条都是关于9.11的报道，唯一只有中国的报纸头条是领导人的接见活动。白岩松感慨道，中国与世界脱节最大的是普世价值，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得不到朋友。

想一想，体制内的不堪，中国一旦走出邓当年定下的“韬光养晦”之策，开始要鼓吹“大国崛起”，“北京共识”，马上在世界上遭受空前的孤立，难道这一切真的仅仅如白岩松所误导的，不过是形而上的“价值观”的不同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同样和中国取一套价值观的东欧，以及被视为最保守的伊斯兰世界里的北非中东能实现民主变革，而我们至今偏偏就不能？显然在意识形态之下，还有这个制度，这个权力专制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之所以我们对体制内专家学者需要高度警惕，就因为他们总是说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或是即便难得说点真话，也只说半截，或是严格的自我审查，将问题和主张限定在一个极其狭小的范围内。就像七二三之后，举国媒体都只敢将矛头指向一个虚幻的铁道部，或是某些具体部门，人物，却对整个制度的恶集体失声一样——即便是这种近年来罕见的抗议，也只能是通过非常曲折隐晦的开天窗的方式来表达。诸多“三七开”之下，一分真话，九分假话之下，结果，非但无助于人们认识问题本质，还让国人误入歧途。

至今，还有很多朋友以为只要经过漫长的思想启蒙，等民智开了，到时候中国自然而然的就会转入民主通道。这种想当然，实在是有问题的。即便是毛的好学生卡扎菲，早已国内国外，众叛亲离，不是至今还在垂死挣扎吗？不是还在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身家性命，疯狂杀戮本国民众的生命，把四十多年来掠夺的本国资源疯狂破坏挥霍吗？何况是远出于卡扎菲之上的我党？我们中间奢谈“民主”，以之为画皮的很多人，往往纸上谈兵，把问题想得太简单。或者说，有意将问题简单化，将对象模糊化，将整个制度的深层次问题统统偏移到某个局部的，浅层的枝节上，从而让人们失去对现实的真实观照，无法作出针对性的反应。这样被刻意抬升的，举国上下的盲目乐观，是要吃大亏的。只不过到时候，体制内那些鼓吹“改良”的人毫发无伤，吃亏丧命的，都是相信他们的群众而已。

当然，也有自认为客观中立的朋友出来打圆场说：他们这是不得已，是在严酷的制度钳制下一种策略性的选择和表达方式。这需要一个过程，即便改良派开出的药方有问题，但至少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揭露了部分真相，说出了一些民主理论，做了一些常识普及。可是我就奇怪了：既看到了专制的黑暗，却又对这个体制本身的问题不发一语，非但聪明的绕道而行，甚至还甘心情愿留在体制内，按照官方学阀的布置安排，老老实实讲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从而在更广泛，更深远的程度上起到了蒙蔽大众的“蒙启”作用，这不是自相矛盾又是什么？我在前文早已说过，即便在一切的不自由当中，人类依然有最后的自由，这就是放弃的自由。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你真的才学满身，即便退出体制，放弃被豢养的资格，依然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可以立身，可以养家，可以真正自由的说点自己的话而不用日复一日作种种违心之言，可是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体制内改良派依然义无反顾的选择留在体制内？直到自己成为宣传教育机器的一部分，成为特权阶层的一部分，直到自己被异化？

他们一边抬出国外的几个虚幻偶像（如曼德拉，甘地，米奇尼克，我在《两个精神病，一群比傻人》一文中已明白指出其非暴力的真义，绝非国内盛行的那副面孔，只不过该文又被删除了），高喊“非暴力不合作”，可自己却连最起码的“不合作”也做不到，那么所谓的“不合作”，不正是为口号另一半的无条件的“非暴力”打掩护吗？究其根源，不正是因为他们一方面舍不得放弃专制施舍给自己的那点名利地位，光荣头衔，同时又害怕失去体制保护后，遭受到类似那些民间异议人士的迫害，所以干脆一边留在体制内，一边自欺欺人的说些漂亮的民主口号，希望两头讨好卖乖，结果非但对体制没有任何真正的触动，以至我们的国家一步步走到悬崖的边缘，反而连自己也彻底沦陷了吗？

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是对人格分裂的，一边在CCTV说着冠冕堂皇的官话，一边在网络微博说点人话的白岩松先生，以及他代表的那个庞大群体的有感而发。因为他也算是体制内改良派的代表之一了。其实他说的，都是人人可见的事实，常识，更多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而非理论的批判（当然他也不可能走到这一步）。记得以前曾说过，他们依靠体制内的影响力来说点自己的话，在这个被禁锢的世界里，已算不容易，的确可以惊醒一些人，但还不够。现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站在事实的原点上，如何去进一步改变这个制度。结果呢？这些说了点真话就轻易骗取民众信任的体制内，却异口同声的把希望寄托在制造一切不幸的凶手身上，因此误导了任由汹涌的情感，盲目的信任代替清醒的理性分析的民众，阻止了国民及时，有效的开展民主运动，这就适得其反了。在这一点上，显然我们与体制内改良派是完全殊途的。

谁也无法否认，由于黑暗专制的长期统治，由于体制外民主派尚且弱小，而且无时无刻不遭受着钳制，民主转型需要一个过程。但很显然，中国经不起无休止的等待与内耗了。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指导思想的错乱往往将带来整个运动的失败。将好不容易积蓄的一点民智，民力尽皆耗尽而无所寸进。更何况，这片土地每天都有无辜的生命伤残或死去，每天都在发生冤案，都有人自杀，都有触目惊心的人和事被压制，被掩盖，被抹杀。不知什么时候，不幸就会轮到我们自己头上。

就像精卫填海，身为上天的女儿的化身，一只精卫鸟在汪洋大海面前固然显得徒劳；可是如果是一千只精卫呢？一万只精卫呢？十亿只精卫呢？想象一下，十亿个石头被投如海中，将会是怎样沧海桑田的巨变？别忘了：“声声慢”也可以解为“胜胜慢”。只要坚信目标，坚定意志，那么即便走的艰难，走得缓慢，胜利也终将如期而至，属于每一个为自己，为同胞的幸福，尊严而真正斗争过的人。

拉杂说了这么多，也不知道这篇文字，究竟当不当得起杨兄的法眼？自己想来，“应和”云云，也许只是借杨兄之文，浇胸中块垒罢了。写到这里，为免杨兄失笑，还是打住。在文章最后，我必须说：杨啸兄一改往日文风题材（至少就我在部落里拜读到的来看），写出了《杜鹃啼血声声愁》这篇坦然，悲愤而又有见地的文章，实在让人佩服。尤其值得欣庆的是，这位老兄一生为人师表，为善一方，虽经小难，健康一如往昔，实在希望以后能读到他更多的佳作！同时也要澄清一点：天下叫王小平的实在太多，可能杨兄又被百度摆了一道。我这个王小平，非彼美籍华人的王小平。哈哈。

（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