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危险的是消极政改
作者：passe01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9-19
本站发布时间：2011-9-19 11: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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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在《辛亥百年，从世界演变看中国改革路线图》中，为我国改革开放设计了分三步走的路线图，认为自从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以后，“表明改革开放进入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阶段。这个阶段，需要花大约15年到20年左右时间，如果从“十二五”规划算起，大约用两个多五年规划，到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十二五”期间正是启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公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事业，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内容。这也是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主要要求。所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就是中国的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解决30多年来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所积累起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体制改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承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务，又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这个路线图万万要不得。顶层设计如果采纳了这个意见，必然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
胡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已经明确警示全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四个考验和四个危险。周老在文章中比较具体地阐述了四个危险之所在，说明“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已是现实的存在，对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构成了现实的严重威胁，而不是一些人所说的“避免”出现的问题。面对这四个危险，应该采取有力措施，使其不至于发展为社会动荡和动乱，避免出现暴力革命。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首要任务，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万万麻痹不得、轻视不得。
而四个危险的消除，有待于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因为，每一个危险的形成都同苏式政治体制有直接关系，都是因为在新的经济体制下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造成的。
为什么“精神懈怠”?因为执政党掌握了绝对的权力，如同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所说苏式执政党垄断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不允许反对党存在，这就使得执政党缺乏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做官当老爷，精神振作不起来。
为什么感到“能力不足”?因为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严重存在，党组织的手伸得太长，包揽了很多行政事务，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因而感到力不从心，没能收拢五指抓好自身建设。
为什么“脱离群众”?因为权力来自上面，而不是群众授权，只要讨好上级就能步步高升、稳坐钓鱼台，何必去联系群众?
为什么“消极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条定律，并且已被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实，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不例外。权力不受制约，并且来自上级的授予，又包揽了那么多行政事务，这就为行贿受贿提供了诱因和条件，光靠严打怎么能从根本上消除?
这说明每一个危险都同苏式政治体制有着内在联系，不改革从苏联移植过来的政治体制，这些危险是消除不了的。如果说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腐败主要表现在对高干的特殊供应的话，在市场经济体下则集中地表现为行贿受贿进行权钱交易。这种权钱交易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阶层不仅包括受腐蚀的执政者，而且包括通过贿赂干部富起来的一些企业家，他们沆瀣一气，上下内外勾结，极力阻挠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
想想看，如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并为周老所关注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事业，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怎么能顺利实现?如果人民不能当即做主，政策的制定怎们能体现人民的意志?两极分化怎们能得到抑制?官员的财产怎们能及时公布?高达天文数的三公消费怎们能降下来?财政收入怎们能向民众倾斜?国民收入怎么能得到调整?这些问题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而是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其根本原因不就是因为人民没有真正当家做主，而是权贵们在“为民做主”吗?如果现行的苏式政治体制不进行改革，存在的问题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吗?四个危险会从根本上消除吗?
总设计师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八十年代就一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遗憾的是，自从发生八九学潮和苏东剧变以后，他就没有能够推动这项事业，以致延误至今，造成危险四伏的严重局面，威胁着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迟迟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形成的既得利益者逐渐成长为权贵资产阶级，成为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目前的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欲进又退，主要是这个阶级在作怪。如果在二十多年前就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既得利益者就不会形成一个阶级，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就会顺畅得多，我党的执政地位也会巩固得多，四个危险也就很难出现，形势会好得多。如果如周老所说再延续十五到二十年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权贵资产阶级必然继续做大，到那个时候再改革政治体制就很难了。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吸取苏联的教训：斯大林用残酷手段消灭了异己，七十年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很庞大很巩固，所以改革推而不动，结果导致国家解体苏共解散。我国的路线斗争虽然也很激烈，但并没有把异见者消灭掉，并且在十年动乱中把建国后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打倒了一大片，当十年动乱结束后以总设计师为首的异见者再度掌权时，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被解放后还如梦初醒时很快又被“离休”了，这就为推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扫清了道路。只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结果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又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决不能再拖延了，不然的话只能增加新的阻力。现在进行改革政治体制虽然已晚，但时机还没有完全错过，因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我们党的历史功绩彪炳史册，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政治体制不会威胁到执政党的地位。如果拖到建党一百周年时再去改，其结果如何就很难说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对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有紧迫感，消极拖延是最大的危险。中央决定“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积极”是前提，只有积极，“稳妥”才有保障。如果消极拖延，错过时机，就根本谈不上“稳妥”了。所以当务之急是下大决心排除既得利益者设置的重重障碍，尽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正如周老在文章中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自己改自己，共产党改共产党，政府改政府，官员改官员，所以相对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而言更困难一点，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要有自我改革的决心和献身精神。”这是一场新的革命。革别人的命是痛快的，得到权力和使用权力是舒服的;革自己的命是痛苦的，失去部分权力是难受的。但是，有失才有得，失去的是部分权力，得到的是民心、是继续执政权。
除了改革开放后新形成的既得利益者以外，在建国后十七年形成的既得利益者和在十年动乱中形成的既得利益者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都想把历史拉向后退，企图恢复当年的美好时光。在三种既得利益者中，十年动乱中的既得利益者尽管还在大呼小叫，但是已经臭不可闻，对我国的政局发展不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对十七年形成的既得利益者则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因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是改革开放后新形成的既得利益者当中的一员，他们一方面受传统教育很深，不会背叛自己的革命家史，另方面也受到改革开放后雨露的滋润，具有一些新思维，其政治取向和在新的领导核心中所起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今后的发展道路，已经引起国人的极大关注;改革开放后新形成的既得利益者只想维持现状，巩固既得利益，是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祖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内现代改革派身上，但愿他们能左右改革的大局。
从非民主向民主的转化主要取决于权贵与民众之间的博弈，其中又以中产阶级的状况决定转换的路径。这种转换的总趋势是民众得到更多的权利，权贵失去一些权力。当两级分化严重，权贵和民众严重不平等时，社会就会发生动荡、动乱，直至暴力革命。面对这种形势，权贵就会在镇压与否上做出选择，而镇压既有成本高低的问题，也有能否成功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产阶级的状况如何起着关键作用：当中产阶级比较贫穷时，他们就会倒向贫困的民众一边;当他们比较富裕时，就会倒向权贵一边。无论倒向那一边，都会阻止暴力革命的发生：当这个阶级由于比较贫穷倒向贫穷的民众一边时，就会迫使权贵们放弃镇压，与民众达成和解;当他们比较富裕时，就会说服权贵们做出一些让步，避免革命的发生。这是一个起缓冲作用的阶级，在某种程度上起领导作用。因此，培植中产阶级，使其足够强大，是各方达成和解，避免发生暴力革命的保障。我国的中产阶级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这就为向民主政治过渡奠定了阶级基础。
周老的文章是“从世界演变”的大视野“看中国改革路线图”，不可谓视野不广阔。但是，不能只看到民主政治创立者艰难的长期的探索历程，由于他们是开路先锋，没有平坦的道路可循，只能披荆斩棘，摸索着前进，即“摸着石头过河”，时间当然会长一些;还应该看到后起的民主国家由于有了成功的道路可循，并没有一步一个脚印地跟在民主国家后面爬行，而是直接采用他们成功的经验，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走完了民主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步入第二波、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国家都渐次缩短了民主进程，我们更应该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不必再去到河里瞎摸，如同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完全可能的。不“照抄照搬”说的是不原样抄袭，但不等于不抄不搬，反对“全盘西化”也不等于一点不化，对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就应该照抄照搬，就应该像西方那样现代化，否则就是顽固不化，只是在具体形式上要符合我国的特点，不能照抄照搬他国的模式。
总之，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不能消极应付，要有危机意识，要有急迫感。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稳妥有余、积极不足，迈不开步子，需要引起全党的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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