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特供不除,中国食品难有保障
(2011-09-21)
早报导读 |
● 邓聿文
在食品安全不断恶化的背景下,近日中国媒体曝出浙江一些权力部门和单位,如浙省国土资源、水利、农业等部门以及一些外地政府机关,在该省生态环境优越的遂昌县开辟农产品“特供渠道”,让当地一些绿色农产品基地,高标准保障其部门和单位内部供应,引起了舆论很大反弹。许多人就质疑,当官员,尤其是监管者通过权力,能够享受到无毒无害的有机食品,自己的食品安全得到保障后,他还会尽心尽力地去打击各种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吗?
百姓的诘问是有道理的。某种意义可以说,正因为政府部门,尤其是对食品安全负有监管之责的部门,对日益泛滥的有毒有害食品根除没有信心,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建立食品特供渠道,先把自己小圈子的食品安全保障好。只要自己能够吃到放心的蔬菜食品,百姓能不能吃到,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客观上无疑会松懈食品安全的保障力度。惟有监督者自己也随时受到有毒有害食品的威胁,才可能尽心尽力地去考虑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问题,从而对各种有害食品安全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这乃是人性使然。
但现在监管者选择了先确保自己的食品安全。权力部门这样做,当然是因为他有条件如此行事。这就说明,不管监管者自己是否明确意识到头脑里的特权思想,社会依然客观存在特权和等级现象。一个社会,要完全杜绝特权和等级是不可能的,总会基于各种条件,产生特权和等级,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竞相去效仿,建立自己的特权圈子,而社会并不去阻止。
现在中国的问题恰恰是,“特供食品”并不只是媒体曝光的一些案例,而是大面积存在,几乎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特供农场和蔬菜养殖基地与渠道,从商家喜欢为某种产品打上“特供”来看,社会也普遍存在着“特供”心理需求,这又进一步反证了目前的食品安全的确堪忧。
事实上,中国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对“特供”这个字眼并不陌生,它曾经高调地存在,代表着物资紧缺时代,普通人难以得到的好东西。任何特供,都表明一种物品的稀缺性。计划时代如此,当前的各种食品特供现象依然如是。只不过前者是普遍的物资短缺,现在则是让人放心的物品短缺,可称之为一种结构性短缺。
因此两者之不同是:计划时代的特供,是作为一种制度,一种按权力大小分配资源的特权和福利,普遍存在于官员队伍里的,它明确与权力和官职挂钩,权力越大,官职越高,所能得到的特供也就越多;当前的特供,则还未形成一种明目张胆的制度,它只是少数部门和单位借助于权力,为自己部门建立的一种福利,享受这个福利者,不单是单位领导和官员,普通职员也能得到。但不管怎样,特供存在本身,说明特权现象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
特供的寄生虫本质
假如社会多数人都想通过特权来谋取建立特供体系,从而使自己免受物资匮乏或免受有毒有害食品之苦,结果必定是食利者众多,生产者愈少,出现更多的物资匮乏,更多的有毒有害产品,最后导致整个社会不堪重负。
苏联就是前车之鉴。有研究者认为,二战后,苏联的生产效率一直在提高,但是国民生活水平改善缓慢,原因就在于庞大的特供体系,霸占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特供体系下,特权与职务挂钩,并扩大到家属,致使党政机构设置越来越多,干部队伍越来越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权食利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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