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从美国公务员花钱，比照中国大陆的体制

出门坐经济舱，吃“79元总统套餐”，这就是美国高官在中国的“三公消费”。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带来的这股节俭风显得是那么刺眼，甚至让人怀疑美国的公务员是不是都如此“寒酸”。事实上，美国公务员“三公消费”都受严格限制，想乱花纳税人的钱门都没有。

头等舱：除残疾，赶时间等特殊理由外不批准。美国各个联邦部门对公款出差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公款出差必须遵循两个基本标准：确实出于公务；花费最少。按照《联邦旅行守则》的规定，美国公务员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乘坐头等舱。第一，出差者是残疾人，在经济舱内无法方便的活动。第二，有重要会议或活动参加，须在24小时内赶到，在此时间段内无法订到经济舱。第三，随身携带重要机密文件，或有特工随从，飞往对美国不友好的国家。其中，乘坐头等舱的公务员需提供书面的医院证明且每两年必须复查一次。如果是无法订到经济舱的情况，须提供各大主要航空公司的票务信息。

商务舱：旅行时间少于14小时不批准。正如新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所说，美国公务员出行，时间在14小时以内的，一般只乘坐经济舱。按照美国国务院规定，这14小时包括飞行时间和在机场的等候时间（国内航班2小时，国际航班3小时）。公务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乘坐商务舱，且需事先申请并得到上级和旅行审核部门的批准。可以乘坐商务舱的特殊情况与头等舱大体相同，但额外增加了数种特殊情况。例如，外国航空公司的经济舱如果不能提供卫生的旅行设备时可以乘坐商务舱；陪同重要人物一起出行时，如果对方选择商务舱则自己也可乘坐。但并不是所有超过14小时的因公旅行都可乘坐商务舱。按照美国国务院《报销手册》的规定，只有出行时间在14小时以上，且第二天需要工作的公务员才可乘坐商务舱，如第二天无需工作，飞行时间再长也不会被批准乘坐商务舱。美国各部门还对因公旅行所获得的里程积分有不同规定，农业部允许其雇员使用公款旅行获得的里程积分用于私人目的；商务部和国务院只允许积分用于公务旅行，其中商务部允许用积分升舱；国防部则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积分使用。

住宿标准：每年根据目的地物价指数调整，北京每天257美元。美国公务员出差的住宿标准分为两种，国内出差和国际出差。每年美国各驻外使领馆会根据当地情况制定出美国公务员的国际出差标准，经过联邦总务管理局的批准后成为正式标准。该标准极其详细，会规定某个国家的具体城市的标准，并每年根据物价指数调准。例如在中国的住宿标准分为29类，每个城市之间的差异很大。如果在北京出差，住宿的标准高达257美元（1644元人民币），如果在重庆出差，住宿标准就只有99美元。此外，美国公务员在出差时每天还可得到数额不等的杂费。杂费的标准和住宿标准一样，也是因城市而异。例如在北京出差时，每天的杂费是23美元，在重庆出差时，杂费为19美元。除了杂费，公职人员还享受其他一些补贴，例如电话费等，但此类补贴也有着较严格的规定。给家里打电话的补贴标准是每天5美元，超过部分需自己买单。

省钱指南：只报销签约公司的机票，提供免费停车场位置图。由于存在严格的出行规范存在，各部门会提前为员工提供“省钱绝招”。例如美国政府会跟航空公司或租车公司合作，签订长期的优惠合同，以最大限度的降低政府的开支。财政部和国务院都规定自己的雇员必须选择与政府签有合同的航空公司，否则不能报销。商务部会建议租车的员工在长途旅行前在租车公司处加满油，因为租车公司为长途旅行的客户提供优惠油价。农业部还会提供出差时当地免费停车场的具体位置，以减少停车费的报销。

公款用车粥少僧多，严格受限。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公务车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年增长率在1%左右。由于旧车淘汰的缘故，有些年份公务车保有量甚至有所减少。公务车中，还包括了消防车，救护车等。联邦政府公务车总数65.2万，公车私用上司也要遭“连坐”停职。在美国，所谓的公车消费其实包括三种：开公家的车，开自己的车办公事以及租车办公事。这其中，第一种情况非常少见。根据有“联邦管家”之称的联邦总务管理局统计，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公务车数量的总和仅为65.2万辆。这一数据不仅包括了轿车、巴士等载人机动车，而且涵盖卡车、救护车、邮政车等。州一级政府，公务车往往不足万辆。如新泽西州仅7600辆，北卡罗来纳州为8500辆。美国公车不仅数量少，申请使用也极其麻烦，申请人需提前说明理由并经过上级批准。比如在美国农业部，只有部长，授权的保安和执法人员以及一天内需要到不同地点工作的雇员才可申请使用公车。

对“公车私用”者，处罚相当严厉。联邦政府规定，公务员若“不当”使用公务车将被停职一个月以上。如果“不当”使用行为是受到其上司批准的，上司也将遭“连坐”停职。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威斯康星州公务员西蒙·勒尔斯因让太太搭乘自己的车去上班，结果被他人举报，随即被州府办公室扣去6个月的油耗津贴，停止6个月行使州经济法高级谘询师权力的资格，并作为“丑闻”记录在本人的信用档案里。

私车公用可报销0.55美元/英里，办公产生罚款不能报销。当公务员使用私家车执行公务时，汽车的报销标准是0.55美元/英里，摩托车为0.52美元/英里，每天封顶91美元。各部门在自己的公车使用手册上都会着重强调，该标准是以车为单位，而不是以人为单位。比如4名公务员同乘一车时，4个人的报销标准总共也只有0.55美元/英里。各部门对私车公用的报销还有着种种额外的限制。比如报销的里程只包括当前所在地到目的地的距离，如果公务员在办事途中办了私事，报销距离中将扣除这部分距离。开私车办公时产生的罚款也不能报销。

比打的便宜才可租车办公事，商务部租车停车费每天限报销8美元。没有公车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一般鼓励公务员乘坐出租车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美国商务部的员工手册强调，只有在确认比出租车便宜的情况下，公务员才可租车办公事。政府会报销租车的费用，但不会报销交通罚单和超时停车等其他费用。对于租车公干产生的停车费，商务部规定的费用标准时每天8美元，国务院为12美元。此外，美国的各政府部门不仅可以向私营的租赁公司租车，还可向美国联邦总务管理局租车。该局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向各政府机关租车，每辆用于给公务员租赁的汽车都有专用的银行卡用于加油、日常维修等业务以防滥用。北卡罗来纳州还要求每辆公务车每月行驶里程必须达到1700公里的下限。如果需要使用公务车又达不到里程要求的部门，可以向州车队管理部门申请租车。

公款吃喝：贵为美国副总统，拜登吃面太过“寒酸”。相比较美国官员在北京的饮食报销标准，拜登的这顿“79元总统套餐”实在过于节俭。北京饮食报销标准一天113美元，分早中晚三顿。美国公务员的公款吃喝分为出差时和非出差时。就像住宿标准一样，当公务人员因公出差时，可报销的饭钱也因地而异。还拿中国的城市来说，北京的饮食标准是每天90美元，重庆的标准是80美元，丽江的标准则为62美元。客观来说，美国公务员在外出差时的饮食标准并不低。尽管每人一天饮食标准是113美元，但这并不代表公务人员可以一顿吃掉113美元，这113美元中分别包括早餐，午餐和晚餐。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规定，113美元中早餐为17美元，午餐28美元，晚餐45美元。参照此标准，早前美国副总统拜登一行5人在北京姚记炒肝吃炸酱面才花79元实在是太过“寒酸”。5人的午餐报销额加起来共有140美元，约合896元人民币。

“牙签法案”严控游说者摆宴席请官员吃饭。相比较在国外出差时的高标准，美国公务员在没有出差任务时基本没有公款吃喝的机会。国会和地方议会为了控制公款吃喝不仅严格监管，还制订了很多相关法律，其中以“牙签法案”最为著名。根据这条法律，企业或者行业的游说者不得摆宴席请官员吃饭，只可以请他们参加酒会。酒会上所有的食品都只能用牙签或者手指头拿着吃（是以也有人称做“指头食品立法”），不得有正式的饭菜。法案一经通过，华盛顿各种经营甜点和下午茶的餐厅立马火爆了起来，而那些只提供传统正餐的餐厅则生意惨淡，门可罗雀。

如果仔细阅读美国政府关于“三公消费”的规定，最大的感觉就是事无钜细，甚至有些时候显得“婆婆妈妈”。但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规定，表现出了政府对纳税人最大程度的尊重。但中国大陆，“三公消费”近每年2万亿元人民币，公务员吃喝玩乐穷奢极欲，只因为中国大陆是公务员当家作主的“官有制”（官方美化其为“公有制”），老百姓血汗钱，都被官们无耻地挥霍掉了。官媒居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嘲笑美国大使坐公务舱是“提醒美国欠中国的钱”，殊不知这些钱都是中国大陆官方为了贪图美国政府的利息而主动的投资行为，与一般的贷款、“借钱”扯不上边，且这些钱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敲骨吸髓而来，大陆官方为了一己私利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本身这个钱就充满血腥和和暴力，官媒却拿来炫耀。

中国大陆官方自身穷奢极欲和对百姓敲骨吸髓，已举世闻名。近年，中国大陆人民的税负，在国际上的名列第一（名义上比法国低，但法国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而中国大陆一切都是“国家机密”）。每一次国际税负榜单出来，都引起热烈反响。但中国大陆官方从来就是既做婊子又要立牌坊，自欺欺人。比如2011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刊文否认福布斯“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说法，称《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科学性较差，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理由是，计算方法存在多种缺陷，包括名义税率不等同实际税率、最高边际税率适用范围很小等。而福布斯方面则立即回应，说衡量方法可能存在不足，但不能说它不科学，税负痛苦程度主要取决于税收是否“还之于民”。这一回击的耳光，着实响亮。

有专家指，当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政府行政管理费用挤占了民生支出。据《新京报》报道，19日当天下午，《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对《人民日报》文章逐条回应。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周健工强调，“这个榜单的目的，是为了在全世界各国的税负之间寻找一个可以比较的尺度，因此对各样本国家一视同仁地选取了各国政府通行的税种和最高税率。”《福布斯》认为，一般税率越高，纳税人越痛苦，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没必要争论。而“财政支出结构需要更加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一点，很有道理。周健工也认为，之所以该话题如此受关注，一是因为今年原本个税改革等话题就很火热，而深层原因是纳税人意识的觉醒。他也指出，眼下关键是要有一个透明的、程序化的、通过财税制度的方式来表达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的方式。这在中国是欠缺的。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经济学者马光远认为，目前中国税负总体确实过重。数据显示，中国大陆财政收入远高于GDP和居民收入增速，而财政收入过快增长必然导致国富民穷。“税收太高肯定是不对的，在初次分配中，国家拿得太多，这不合理。”马光远说。

著名财经博客、专栏作者余丰慧撰文评论，中国到底税负高不高、被征税对象痛苦与否，专家与其反驳不如反思。以数据来说话可以看到：2007年中国大陆累计完成税收收入49449亿元，增长31.4%；2008年全国税收超过5.4万亿元，同比增18.8%；2009年全国税收收入6.31万亿元，增长9.1％；2010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7320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2011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0028.43亿元，同比增长29.6%。从中可以看出，除了金融危机的2008年和2009年税收增速低于20%以外，2007年、2010年和2011年上半年都高于20%，既是在金融危机的2008年仍然高达18.8%。从绝对额来说，2007年全国税收只有接近5万亿元，而到今年全年可能达到10万亿元，短短5年时间增长两倍。除了金融危机时期的2009年以外，2007年和今年上半年税收增长都高于GDP增速20个百分点，2008年和2010年高于10个百分点以上。2007年和今年上半年税收增长高于城乡居民扣除物价以后的收入增速20个百分点以上，2008年和2010年高于10个百分点以上。同时，加上每年几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归财政和不归财政的每年几万亿元的各种收费，“中国内地的税负并不轻，痛苦指数居世界前列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文章中说，税负痛苦指数主要痛苦在普通百姓和中小企业身上。普通百姓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税收负担。2007年个人所得税完成3096.8亿元，增速高达29.8%；2008年个人所得税完成3722.19亿元，同比增长16.8%；2009年，全国个人所得税完成3944亿元，比上年增长5．9％；2010年个税收入4837亿同比增长22.5%；2011年上半年个人所得税完成3554.78亿元，同比增长35.4%。五年中除了2009年金融危机外，其余四年增长都在15%以上，今年上半年竟然高达35.4%。而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徘徊在7-8%左右；二是百姓的间接负担。中国企业税负过重，但是，企业将税负最终转嫁到了最终商品成本里，普通消费者和百姓是企业高税负的最终间接承担者。物价持续走高，通胀难以回头，高税负是刚性推手之一，而最终都转嫁到百姓身上。

财讯网文章“税负痛苦指数的实质是公共服务性价比”评论，福布斯的计算虽不够严谨，但其排行选用的标准是连续、一致的，既然是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统一指标，中国的“痛苦”程度较高并非无稽之谈。文章分析指，税负痛苦指数反映的是“公共服务”的性价比，仅仅比较国家之间的税负水平，而不考虑公共服务的供应，意义不大。比如北欧的大政府在全球是出了名的，但北欧的公共服务和政府清廉程度也是出了名的。高税收高福利，再加有民意的支持，因此这是一种理性选择。而之所以许多人相信福布斯的税负排行，就在于能感受到公共服务提供不够。例如以小口径宏观税负(税收收入占GDP比例)为例，中国大陆2009年的数值为17.46%，这个数值与发达国家相关数值接近，但反观中国大陆的公共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服务，却未赶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教授则认为，虽然《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有不科学因素，没有考虑到各国税收制度的差别，但它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法定税负的指数仍是合理的。施正文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指，当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财政支出过多地用于政府行政管理费用，甚至是三公消费，挤占了民生的支出。从纳税人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来看，中国大陆的税负“痛感”确实很高。他并指，由于这两年财税收入增长很快，业内比较认可的数字是目前大口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35%左右。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专家多表示，收税的数量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关键是财政的支出应该更多地倾向民生，从而提升纳税人享受公共服务。《新京报》报道指，在美国，中高收入人群是纳税主要群体，而低收入家庭一般会得到政府的退税。2009年，美国有47%的家庭享受这一优惠。而中国大陆百姓，对税负痛苦有认同感，就在于对日常生活的感知，政府只增税往往不减税，而公共服务的相关投入，又落后于许多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

然而，让老百姓深恶痛觉的，却不仅是税负。据报道，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起草的“关于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下发，新一期北京《瞭望》新闻周刊披露了这项消息。报道指，加强廉政风险防控如今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机制建设；从高层的强调看，这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该消息，引起两岸三地媒体关注转载。台湾中央社引述《瞭望》报道指，中共中央要求加强廉政风险的“重点防控”，要突出防控的重点对象，把领导干部，尤其是掌握人事权、执法权、司法权、审批权、监督权等权力的领导干部作为重点防控对象。此外，还要突出重点领域的防控。如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等容易发生腐败现象领域的防控；并且要加强征地拆迁、教育医疗、社会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生产等民生领域的廉政风险防控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毛昭辉对此表示，目前整个制度的设计还是一种闭环系统，依托于纪检监察机关、党政机关来构建。但社会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内容，在现有廉政风险防范机制体系框架里没有凸显得很清晰。实事求是的说，如果没有外部监督的参与，就容易出现制度的效果不明显，甚至流于形式的情况。中国监察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廉政建设中心主任李成言则认为“这一步难度是很大的”。他提到，“正确的方向是，什么情况下违法，什么情况下不违法，不能由人说了算。”

据《瞭望》报道，截至目前，全中国31个省（区、市）有21个开始部署廉政风险防控工作、10个在试点，部分机关、国企、金融机构、高校等企事业单位也开始了这项工作。有关毛昭辉所言的舆论监督、社会监督，众多借由网络发言的民间舆论——中国网民们，对此纷纷表达看法。有网民表示，防控对象，重点是各级地方党委书记。一言堂现象突出，无人监督，不敢监督；运动只能是一阵风，起不了多大作用。能起根本作用的是制度创新，是公开透明的政府行为和宽松的舆论监督环境。民众关注的是实际行动，而不是口号

也有网民指出根本问题：“毛昭辉说：目前整个制度的设计还是一种闭环系统，依托于纪检监察机关、党政机关来构建”——揭露体制秘密了。我们说“监督”，说“民权”，说“司法独立”，说了多少年了？有些官员上任初期，也许原本还是好人，是体制让他们变成了贪官污吏。我们恨贪官，但我们更恨体制；口号喊了很多年了，不公开，不透明没人信！

“我们恨贪官，但我们更恨体制”，一语道破中国大陆所有症结。从美国公务员花钱，可以看到的是美国体制的优越，从中国大陆公务员的穷奢极欲、官方对老百姓的敲骨吸髓以及中国大陆的官富民穷，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体制的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