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苗蛮子 | 评论(0) | 标签:时事观点

——回应9月17日个论《举国体制里的茅台酒》

正如人是物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混合体一样,一件商品也大抵如此,而被烙上特定文化、制度的印痕。比如,茅台酒,本来是一种高端酒精饮料,但在中国,茅台也如手表一样,承载了太多的社会功能:既是官员展示自身权力地位的象征,也是暴露官员腐败的一个信号。正因如此,茅台被公众戏称为“人情酒”,乃至“公款酒”、“特权酒”。

显然,茅台酒被“污名化”,并非茅台酒本身的问题,而是买酒、喝酒的人有问题,更进一步说,这是有病的社会文化制度结下的一个怪胎。不过,对于茅台酒的腐败论,财经观察人士陈宁远并不以为然,认为“这种论断毫无意义”,是很荒唐的。在他看来,“不只是茅台酒和大部分人无关,大凡稀缺的好东西都是属于少数人的,这不是公平正义的道德问题,而是天然如此,须宽心接受。”(9月17日南方都市报)

的确,若单纯以市场经济的角度来审视茅台酒及其涨价,当然没问题,我亦完全赞同。比如,“大凡稀缺的好东西都是属于少数人的”,“价廉物美的商品和具有稀缺性的商品在市场上并不冲突,也无高低贵贱之分,就是同一个市场的不同组成部分。”以此来看,其实无论是从市场价格配置,还是从我国是奢侈品消费大国但自有品牌却寥寥无几这一现实来看,茅台的价格仍有大幅提升的空间。大可以让茅台酒如法国红酒一样,成为中国人的骄傲。

但正如前所述,看待一件事物,不能脱离现实语境,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地在做单纯的学理分析。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观察,茅台酒及其价格问题,恰恰正是一个关涉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问题。不可否认,在近年来茅台酒每一次涨价所引来的众怒汹汹中,不乏“喝不起”的声音在。但更多的声音,恐怕是公众对天价茅台背后的腐败现象的不满和担忧。换句话说,公众关心的或许不是能否喝得起茅台酒,而是担心政府官员将茅台消费转嫁到纳税人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茅台的每一次涨价,都间接地增加了纳税人的税负感。

当然,政府官员喝茅台,只要不用公帑埋单,公众没啥意见。可实际情况如何呢?尽管目前茅台酒的消费总额中,公款消费所占比例不得而知,但从茅台酒的市场流向也可见其端倪。有业内人士称,茅台年产量要达到3万吨才能保持市场基本的供求平衡,而目前只能生产1.1万吨,且其中40%供给了中央部委、国家企事业机关,只有60%在市场流通。而且,从“喝的不买,买的不喝”这一“潜规则”来看,即便这60%,恐怕大部分也属于公款消费。如果再碰上由政府操办的大型活动,比如奥运会、亚运会、世博会、大运会等等,茅台酒的流向也就越集中,用公共财政支付的比例也就越高。

故此,茅台酒的价格不断飙升,甚至在广州已超过700m l马爹利蓝带和轩尼诗XO,而据最新消息称,茅台出厂价将在国庆节前再提20%-30%。这对于公众——确切地说是中国的纳税人而言,显然不是好消息。在“三公”消费居高不下、财政不透明的背景下,茅台酒价一飞冲天,与其说是价格市场化的产物,不如说是“特供”坚挺之下的怪胎。这样的“国酒”,当然不是国人的骄傲,而恰恰是一种羞耻!

值得一说的是,这种脱离现实语境的纯学理分析现象并非只是个案,而已然成为一些专家公共表达的通病。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知名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了。从药家鑫案“弹琴说”,到湖北纪检官员身负11刀或是“自虐式自杀”,充分见证一些专家公共表达上的鸵鸟心态和日益象牙塔化——躲进学术之塔成一统,无视公共担当与大众关怀。公允地说,一些专家的公共表达并无恶意,但在事件真相未明以及权力生态恶化的背景下,专家的学理分析很容易成为权力者反击舆情的工具,而专家则在无意中成了“帮凶”。

在公共表达上,专家们或许应铭记《南方周末》的报训:“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绝不说假话”。后半句无需赘言,前半句也很珍贵——在某种特定语境下,“不说真话”其实也是一种良善,一种对自身羽毛的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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