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供”造就地沟油

食品安全频频触及底线，是社会道德底线失守、监管制度形同虚设的强烈信号。

有关食品专家推算称，用全国每年食用油使用量减去每年国内食用油产量和进口量，两者差值可能就是地沟油的使用量，这个推算的数字可能不是很准确，但基本上能反映地沟油重返餐桌的全国规模。在2009年，这个差值是400万-500万吨，而中国一年食用油的消费总量大约是2250万吨。

地沟油多年来屡屡成为重要新闻，但现状仍未改变。反省的原因不出所料，食用油标准失当，各部门职责不清，卫生、质量监督、工商管理、环保、市政、城管、公安等诸多部门相互推诿，都成为地沟油屡禁不止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在反省中被遗忘。

包括地沟油在内的食品安全，达到人人恐慌的程度，这与市场的权贵属性分不开。

监管部门不作为，使民众失去区分安全食品与不安全食品的信心，只能把所有的食品都打上安全问号。

这时，市场会有两种做法。一是在民众督责下，使监管部门厘清责任边界，重新设定标准，严格执法，换取民众对食品安全与政府监管部门的信心。有关方面在做，公安部门对地沟油的打击就是案例，但相比泛滥的“化学食品”，质监部门、工商部门的作为少得令人绝望。二是恢复权贵特供经济，与资金堆砌的小农经济。

权贵特供经济，是将官员食品排除在市场体系之外，运用权力使官员成为低价绿色菜的受惠者。官员利用权力把自己排除在有毒食品的受害群体之外，从青菜、鸡蛋到牛奶，可能都存在特供体系。《洛杉矶时报》9月16日的报道说，在北京顺义的一座农场，1.8米高的铸铁栅栏环绕周围，农场的滑动铁门有保安把守，只对特定的一些轿车敞开，这显然不是一座普通的农场。据附近一位村民说，这座农场只向官员们提供产品，它种植的有机蔬菜并不向公众出售。特供菜的有限产出被供应给了政府官员、以及顶级运动员、驻华外交人员和其他精英阶层的餐厅。

特供范围可能下移，每一级官员都会如法炮制，让自己成为有毒食品中的安全孤岛。9月16日，新华视点报道，浙江丽水遂昌县的绿色农产品基地保障了浙江一些部门和单位的内部供应，因而变成“特供”农场。报道指出，遂昌高坪乡高坪村 “桃源尖”牌的瓜果蔬菜主要供给对象也是一些高档酒店和上级机关部门。浙江省国土资源厅、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农业厅以及上海黄浦区环保局等一些外地政府机关，都是这里的定点用户。当地农业局进行了反驳，但网络上依然群情汹涌，这片深山里的绿色桃源，被贴上权贵的标签。

腐败的特供机制，是封建时代“御用”思维的当下投射。在特供思维中，没有市场意识，缺乏现代管理理念，有的只是权贵权力在食品领域弥漫的一股腐烂之气。如果市场权贵难以制止，假以时日，中国将回归低价而质优的特供体系，御用菜、御用茶、御用陶瓷等层出不穷。

直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御用体系从未停止，特供陶瓷等均已曝光。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三十年之后，却依然要靠特供体制保障食品的绿色与安全，是对市场经济的讽刺，说明缺乏对市场规则的驾驭能力，而只能保一己之安全。最终，这一方净土必然阻挠公平市场的进程，成为中国市场建设中的最大拦路虎。

资金堆砌的小农经济，相比权贵的特供经济少些腐败之气，多了暴富的骄矜之气。许多有钱人在市郊农场中租几分地，包几个菜农，关起门来“直供”绿色食品。

绿色蔬菜农家乐，本可以成为前景光明的产业，却在泛滥有毒食品的衬托下，沦为暴发的盛宴。城里人可以到农村种菜消除疲劳，可以将自种的绿色蔬菜发展成庞大的市场，但这一美妙的设想难以实现，一旦离开熟人社会的信任感，消费者对贴上绿色标签的食品照样不信任。

大多数时候，在食品恐慌倒逼之下，绿色蔬菜的小规模种植，成为小农经济的复归。诚信的缺失，使人们认为其他行业的人都是投毒者，人们对改变体制感到悲观，宁愿回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小农经济时代，导致社会整体交易成本直线上升。

运动式的食品安全执法是常态管理手段，但运动执法无法建立起市场规则的根基。如同以往历次执法，没有人因为大范围的有毒食品泛滥被问责，有关部门官员施施然互相指责，群情激愤之时社会信任感再次后退。

可怕的食品安全显示出社会道德无底线，诚信彻底缺失，公平市场规则的沦丧，最重要的是，统一的、安全的内需市场无法建立，中国在外需动力减弱之后，不得不面对千疮百孔、权贵横行的内需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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