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中国社会最重要最需要的一个改变

2011年9月22日，刚刚卸任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来到美国费城参加国家宪法中心为他举办的2011年自由勋章奖的颁奖典礼，在颁奖仪式前，盖兹与部份来自圣‧约瑟夫大学空军士官生、爵硕大学的陆军士官生以及部份媒体互动，分享他在过去五十年中，在政府公共事务，美国国防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看法，并回答了现场观众和媒体提出的问题。

在回答关于中国的问题时，盖茨表示，他认为“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面，已经不具备威胁性，即使是在中国，中共已经沦为一个被利用的工具，它在意识形态上对人民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了。”在军队方面，盖茨表示，中共在一些局部地区可能比较有威胁性，但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不构成威胁。今年68岁的盖兹，生于美国堪萨斯州，曾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在美国情报界工作了达26年。2006年11月8日，盖茨获美国前总统布什提名为美国国防部长候选人，2006年12月6日，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盖茨担任国防部长。他以捍卫美国军队而被人们誉为“美国军人的部长”。美国国防部长对共产主义似乎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盖兹的前任拉姆斯菲尔德在2005年华盛顿呼吁抛弃共产邪灵，盖兹接任国防部长的职位，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为两个不同党派执政期间服务的国防部长。

而近日在大连召开的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论坛上发表演讲并和企业家交流，又再次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但也并没有获得高层的回应。近日有学者在博客中引述网友爆料称：新华网要全文发布温家宝，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和问答，居然有地方政府宣传部询问说“你们发布这些内容，不需要我们领导过目吗？”该博文一经发出，立即被各大网站论坛转载，引发关注。

在署名信力健的博文中，作者提出温家宝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和问答，何以能触动某地方宣传部官员的“敏感神经”？笔者分析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那个政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本来是几代党和中共领导人确立的大政方针，可是，不知是何因，某些人一提到政改，就“神经过敏”，“紧张过度”。文章说，温家宝的呼吁，对于某些作风专制、思想僵化的地方领导人而言，肯定是敏感的。在他们看来，政改是不能随便提的，那是一个永远都只能被供奉于高堂之上的“时隐时现”、“远不可及”的“神物”。对他们提政改，就像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剪长辫子”一样，会令他们“心惊肉跳”。温家宝最近一两年频提政改，但不仅未获得中共高层的认同，关于政改的讲话，有经常无法全文发表或甚至被消音。对此，信力建在文章中写道：你见过哪国总理说了什么话都不能够在纸媒甚至网媒上出现吗？你见过哪个国家的总理喊政治改革、自由民主却只能在国外吗？

文章还提到，还有网友爆料，新华网要全文发布温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和问答，居然有地方政府宣传部询问说“你们发布这些内容，不需要我们领导过目吗？”信力建认为，一个五毛就有权力决定总理的话对不对外发布，这是不是很神奇？信力建还指出，这不只是一国总理的悲哀，而是一国人民的悲哀！一个总理想说的话都不能说，平民百姓怎么办？谁去保障你的权利？信力建提起，前中共国家刘少奇在文革中惨死，即使是国家主席拿着《宪法》都无法维护自己的尊严，死去的时候连名字都没有。

信力健是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著名时评家和思想启蒙人。

近期的维基解密披露，温家宝因作风偏向“自由改革派”，近年面对中共内部不少批评及压力。他因不喜欢官僚主义作风而下属为其感到头疼。根据中共官员的综合观点来看，温家宝不喜欢亲信和地方官员的“做秀式”工作态度，并在地方视察过程中不完全相信当地官员提供的统计资料，而是亲自向当地居民确认民情，因此让众多地方官员感到不满。有分析指出，倡导政改的温家宝在党内受到孤立，并且在任期末还不断遭到种种“非难”，其原因是因他在任的9年正是经济高度增长导致各阶层欲望爆发、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温家宝虽然能抓住平民百姓的手听他们抱怨，但却解决不了他们面临的问题。

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博士叶科表示，温家宝是有他个人的亲民的形象。温家宝也说过，希望中国能够有民主，让百姓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甚至也替民工讨过债。叶科还据例说，在汶川地震时，温家宝当时调动不了军队，当时发了火：要记住是人民养活了你们。他以前到农村去视察的时候，故意绕开官方给指定的路线，他是真的想看一看中国农村和农民是什么样子。可是那么多年了，大家看到温家宝流了不少泪，可是中国社会底层的民众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善。所以，像温家宝，或者这样类似的人物，不管他们怎样希望为国为民做一些事情，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即使他们有这个心，即使有这个能力，在那种环境下，他做不了什么事情。就是他们身上都戴着铁链，都是共产体制的囚徒。他们不管什么样的愿望，最后都碰的头破血流，折戟沉沙。

叶科表示，他有时也很为他们的这种命运感到叹息。在共产体制下，作为一个总理那么有权力的时候，可是他竟然不能按照自己意志去好好地为老百姓做几件事。叶科指出，现在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最需要的一个改变，就是改变共产机制，改变人的思想，能够跳出来，能够真正看到中国社会现在很多问题、很多困境、很多悲剧的原因。从最根本上说，这些都是共产体制所造成的，所以必须从那开始改变，中国社会才会有好的改变。

所谓共产体制，就是苏联模式的体制。“选举网”曾转载了周有光老先生在刚刚出版的《拾贝集》中的一篇文章，题为“残暴的专制导致苏联最终解体”。周老先生的文章记述了俄罗斯的历史（从862年的基辅罗斯、1243年的金帐汗国、1547的沙皇帝国，到1917的苏联、1991年的俄罗斯联邦），苏联74年的寿命（7任领导，5人死后卸任，2人政变下台），还描述了苏联的经济（高速工业化、计划经济、农业集体化），苏联的文化（人造卫星、普及教育、禁锢思想、摧残科学）和苏联的政治清洗等等。文章提出：“苏联模式被人诟病的畸形特点，都是专制制度的表层现象，来源于沙俄奴隶封建专制的帝国。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是帝王的光荣。斯大林跟沙皇相比，小巫见大巫。残暴是专制的工具。秘密警察、集中营、大屠杀，是沙皇的传家宝”。“对苏联的专制制度来说，透明性和民主化不是福寿膏，而是催命羹”，“理论是资本主义结束之后发展社会主义，事实是社会主义解体之后发展资本主义”。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观点。但文章并没有展开论证为什么“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文章有一个2003年的版本，题为“苏联历史札记：成功的记录和失败的教训”，《拾贝集》中保留了“苏联历史札记”的原题，还另收录了“三垄断和苏联解体”一文。所以，不能要求该文进行论证，该文的目的不是论证，只是一篇非常好的“札记”。

但当原编辑用“残暴的专制导致苏联最终解体”定题，目的不仅是在于吸引读者，而且在于认同这个说法。1，“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2，“精英转变”导致苏联解体。

“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是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提出的观点。在苏共亡党十年的祭日，久加诺夫提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所以，“三垄断制度”就是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行政特权制度。“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也就是“残暴专制”导致苏联解体。与“西方和平演变（绿色革命）导致苏联解体”的“外因论”相比，“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是一个更加接近问题本质的“内因论”观点，它以鲜明的立场获得了许多中国读者的认同。

“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的判断非常解恨，可冷静推敲起来，它其实等于什么都没说。“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就是“专制导致专制解体”，这样说毫无意义，因为不是“专制导致专制解体”，难道还是“民主导致专制解体”？可“专制制度导致专制制度崩溃”像是三岁孩童的同义反复和自言自语。更加致命的是，等到把“三垄断”的罪证罗列清楚，人们发现，“三垄断”已经不是在论证“专制崩溃”，反而倒是在论证“专制巩固”了。原因很简单，“三垄断”最黑暗的斯大林时期专制最巩固，反倒是“三垄断”最松动的戈尔巴乔夫时期专制才开始崩溃。正如周老先生中肯地说：“对苏联的专制制度来说，透明性和民主化不是福寿膏，而是催命羹”。但是，如何调解这句话与周老先生的另一句话（“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之间的明显矛盾？说“专制是专制解体的深层原因”，同时又说“民主化是专制的催命羹”？到底是“专制导致专制解体”还是“民主导致专制解体”？！

有人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说“三垄断导致老百姓不满，老百姓不满导致专制崩溃”；可不幸的是，“老百姓不满”本来就是“专制导致专制崩溃”隐含着的观点，把隐含的观点表露出来，并没有改变“专制导致专制崩溃”的内涵，也根本不能使“专制导致专制崩溃”显的更加正确。举个例子，最近中东闹革命，沙特政府也因为“老百姓不满”而惴惴不安，但是，国王阿卜杜拉大打出手、软硬兼施，结果现在依然稳如泰山。有人又提出：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专制早晚要导致专制崩溃”。可同样不幸的是，它还是没能告诉人们“如何才能早晚崩溃”。是“老百姓不满”还没到极点呢，还是专制本身出了什么问题。

如果研究历史研究到了这个份上，被常识所困的学者跟中学生已经没什么区别。什么“不满还没到极点”？“不满到了极点”又能怎样？斯大林从1930年代开始的“政治大清洗”，使苏共十七大的1961名代表有1108名被捕，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98人被枪杀，767名陆海军高级军官有512人被镇压；其中，肃反运动前的6名元帅有4名被处决，195名师长有110名被杀，220名旅长有186名被处死，海军舰队司令员最后只留下1人。几十年下来，死在斯大林手下的人数以千万计，最后他还不是寿终正寝？谁能拿他怎么样？“不满到极点”了又怎么样了？“敢怒不敢言”罢了。

在相反的方面，许多新兴民主国家根本就没有出现什么“不满到极点”，可是，这类国家的军事政变和政权崩溃还不是接连不断？海地曾经是如此，阿根廷也曾经是如此；不仅拉美，非洲也是这样。结果，根本不是因为“老百姓不满到极点”才导致政权崩溃，相反是因为政权老崩溃，才导致“老百姓不满到极点”。问题到底出在哪呢？很明显，方法论有问题，不可能是别的问题。“感情用事”可以“解恨”，却根本不可能“解疑”。

专制的历史跟人类本身的历史几乎一样长，说“专制早晚要导致专制崩溃”，可我们已经“早晚”了至少几千年了。这几千年专制去了又来，还要怎么个“早晚”法才有个头？很明显，不是“老百姓不满”或“不满到没到极点”的问题，肯定是专制本身某个未被注意的方面有问题，它不仅导致了专制崩溃，还导致了专制一有机会就死灰复燃。关键之处是，不能因为痛恨专制，希望专制马上玩蛋，就老觉得“专制快完了”、“专制迟早要导致专制崩溃”了。与久加诺夫的“三垄断论”不同，俄罗斯前副总理沙赫赖花了6年的时间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最后在《苏联解体的谎言与事实》中提出，西方的两个流行观点都是错误的，其一是“计划经济崩溃论”，前二是“戈尔巴乔夫促成论”。沙赫赖提出的“精英转变论”认为：苏共上层精英的大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他们与其他集团结盟，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资本主义。沙赫赖相信，计划经济在把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上比资本主义优越，但由一些精英掌权的制度是不持久、不稳定的，这些掌权者手中握有转向资本主义的权力，一旦他们认识到符合自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崩溃。这不仅适用于解释苏联解体，也适用于解释东欧的剧变。

社会主义要长久，必须使从社会主义得到好处的人同时得到权力，人民必须有真正的主权。沙赫赖以自己的经历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切身体验，但他的分析却充满了逻辑混乱：关于计划经济，他否定计划经济导致社会主义失败，却不承认纯粹的计划经济根本不可能持续和有效。关于政治权力，他一方面强调人民必须有真正的主权，另一方面又虚幻地认为真正的主权不是民主制度。沙赫赖还把“苏联解体”的“政权崩溃”含义与“联盟解散”含义混同起来，并含糊地以为“符合精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精英转变论”比“三垄断论”更接近了问题的本质，但它还是不能解释类似于下面这两个相关的判断：“苏联崩溃是因为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苏联崩溃是因为搞政治改革导致自由化失控”。真正的解释不能回避这些问题。

在西方，有许多人曾认真地预言过苏联的崩溃，例如卡特时期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１９６９年的《困境中的苏联政治变革》，安德烈·阿莫尔里克１９７０年的《苏联挺得过１９８４年吗？》，埃马纽埃尔·托德１９７６年的《终极崩溃》，还有美国前总统里根，以及奥国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但多数的苏联问题专家一般只能说明为什么苏联会保持稳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会崩溃，更不必谈预测何时崩溃。对此，英国工党政治家凯文·布伦南在2004的“苏联学的失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学研究的失败是因为它运作在一个鼓励失败的环境中。各种政治立场的苏联学研究者得到极大的激励去忽视某些事实，把兴趣放到别的方面。这并不是说存在一个什么阴谋。只不过，挑战传统智慧根本不可能发展出事业来”。可见，左的和右的“愿望型学术”到处存在，因为“挑战传统智慧根本不可能发展出事业来”。在苏联崩溃后，人们联系十月革命、斯大林模式、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各个阶段的社会性质进行分析，结果，苏联解体原因还是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现在，无论中国大陆还是海外，都认为中国社会最重要最需要的一个改变。但最重要最需要的一个什么样的改变以及如何转变，却没有一个人开出一个良好的药方。预言共产体制的垮塌，实际上它已经垮塌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种权贵专制，一种大国沙文主义专制，而且看来这种专制似乎比斯大林主义的专制更有“活力”和“生命力”。面对这种窘境，理论界学术界都莫衷一是。

看来，中国大陆包括俄罗斯，冥冥之中都逃不过一种命运，即没有经过欧洲中世纪黑暗，必须补课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