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本文是即将出版的《谁害怕中国？》一书的引子章节的节录。在这一节，迈克尔·巴尔（Michael Barr）概述了”中国恐惧症”的自我指涉性质，以及这和中西方关系之间的关联。
原文：Excerpt: Who’s Afraid of China?
作者：Michael Barr
发表：2011年9月21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如果中国突然民主化，它还会不会被打上”威胁”的标签？在迈克尔·巴尔（Michael Barr）即将出版的新书， 《谁害怕中国？》（Zed图书出版公司）中，他认为，那些持”中国威胁论”的人对中国的恐惧常常是和他们自己有关，而和正在崛起的这个大国没太大关系。巴尔用电影、教育、媒体、政治和艺术等方面的例子说明许多中国的软实力应对之策未能点明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它的国际形象之间的有可信的联系。这里是引子一章的节录，巴尔概述了”中国恐惧症”的自我指涉性质，以及这和中西方关系之间的关联。
对中国的恐惧
这本书的想法来自英国广播公司（BBC）电台第四台的一次采访。在这次采访中，嘉宾是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石化）的一位高管。主持人问他，中国在俄罗斯和拉丁美洲的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投资如此之巨，”我们”是否应该”担心”。当然，中石化的代表给出了预料之中的答复：没有理由担心。中国正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前进，需要能源来支撑它不断增长的经济体，这有利于全世界。主持人接受了这样的回答，节目继续下去。但让我深思的是在这次对话中，为什么主持人从一开始就认为他有必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毫无疑问，这个问题背后的部分原因是对有限的自然资源供给的普遍关注。正在崛起的胃口大开的中国是否会让”我们”在寒风中战栗，让”我们的”汽车无油可烧？但在我看来，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其他国家也争先恐后地进入能源市场，虽然没有中国的影响那么大。但是，如果波兰或印度也在以同样的速度购买能源和原材料，他也会问同样的问题吗？对中国的恐惧是否与它巨大的规模紧密相联？14亿人意味着在地球上，每五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然而，印度的人口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中国。很明显，在关于印度崛起的所有话题中，都没有和中国崛起有同样程度的担忧。
主持人表达的不仅是个人关注：同样的问题正在另外数十个国家中被问及。”我们”应该担心中国吗？这种担心是不是因为许多中国的石油企业很大程度上仍是由国家控制？（虽然它们在日渐成为上市公司）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潜意识中”是不是有某种微妙的想法，不想看到一个非民主的政权成功？在谈论”中国崛起”的某些话题时，是不是有”中国在道义上逊于其他民主国家（也就是”我们”所生活和来自的国家）”的感觉？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说法是否也说明了中国的角色其实是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
主持人所提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担心中国），回避了另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是谁？谁在害怕中国？在我看来，唯一的答案是，这是个视情况而定的问题。是否害怕中国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一个可此可彼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同一个人、家庭、社区或国家可以同时有输有赢，这要取决于适用的是什么标准。外国公司从中国采购产品，获得更便宜的商品。中国技术创新可以产生新的思路和方案 – 如轻量级超级计算机或清洁能源技术。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为当地经济做出贡献，等等。与此同时，这些潮流也可以让那些受益者承受负面的后果。在那些出产更便宜的产品的地方，地方安全法规的执法往往滞后，结果就生产了含铅漆的玩具或有二甘醇的牙膏，这是用来做发动机冷却液的一种化学品。当大学接受了更多的中国学生后——他们往往是支付了更高学费的国际学生，那么其他人入学的机会就减少了，入学竞争更激烈了。
但合作能带来的还不仅仅是便宜的产品。中国代表的方式总是以西方自身所代表的方式为条件，然后这两种代表性互相强化。我在进一步探索英国广播公司采访者的问题的时候，也开始看到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不是简单地与传统的”硬实力”相关——经济增长、获得自然资源的能力和军事实力这些方面。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都很重要。然而，在此之下的是一系列更深层次的有关身份的问题。
有一份工作或有安全感，本身并不是目的。相反，它们只是提供了达到目的的手段，而目的是许多人所谓的”美好生活”。换句话说，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身份。因此，侧重于传统的国际关系结构则忽略了文化是如何塑造人们的想法、行为和认知他人的方式。
我的意思不是说，某些人对中国的恐惧并不真实。但人们往往在表达和分析这种担心的时候没有去探索它们背后的东西。这种情况也有情可原：看到别人的民族主义常常比看到自己的民族主义更容易。但恐惧在某种意义上是主观的—— 它是对潜在威胁的一种情绪化反应，而无论这种威胁真实与否。因此，对中国的反应不一定要依赖在中国发生的事件。这么看来，对中国的恐惧所能揭示的，常常是那些怀有这种恐惧的人，而不是中国自身。”告诉我，你怕什么，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什么样的人”，哲学家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isi）这么写道。在揭示情绪在国际政治中所起到的作用方面，他有很深的研究。
然而，认知也是受到人们在看待自己时的语境所影响的。在碰到可怕之物时，所遭遇的情况必然唤起了相应的潜在情绪。这正是恐惧中国的情况——正当中国崛起之时，西方陷入了深刻的哲学和政治怀疑之中，他们怀疑自己的体制，以及自己长期持有的、在价值观和政府治理的普适性方面的信念。毕竟，进步不是相对于历史而言，而是相对于当下的自信而言。而在中国崛起时，看起来和中东和其他重要的他者不同，它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但恐惧还不仅仅是关于对象的，从根本上来说它是关于陷于恐惧中的自我的。情绪可以用来反观自照，因为扰乱我们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其的观点。然而，在恐惧的时刻这种自我反思是最难的。海德格尔写下了这样的话来提醒我们，”恐惧者、害怕者陷入了他自己构建的情绪之中。在他努力想要让自己从这种特别情绪中摆脱出来的时候，他对一切都不确定了”，完全地”丧失了头绪”。”恐惧反映出了一个人、一种文化，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脆弱时刻。它涉及的是迫在眉睫的情况，因此它会表达出不确定性，把（有时是毫无根据的）猜测也视为合理。
从这种意义上说，在面对外部的威胁的时候，恐惧实际上有助于重新建立一种社会和群体认同意识。政治恐惧不会在真空中产生。它是被设计出来、被维系下来的。政治家会一次次地说，一个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其人民。因此，当政府在与造成恐惧的东西奋战时——一场洪水、一种疾病或是一次漏油事故——就必须讲清楚。但这么做，又可能会导致恐惧蔓延，因为国家在将自己的行为合法化的时候首先要提出，这种危险是令人恐惧的。为了提高这种合法性，危险有时被夸大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某些时候，在[我们]对待中国时正是这种情况。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害怕中国。而人们害怕中国时，原因也不总是相同。东南亚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和印度不同，印度的反应又和欧洲不同。但往往对中国的恐惧和削弱民主理想之间倾向于存在某种普遍的联系。事实上，恐惧文化甚至缩小了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差距，因为在恐惧的名义下，政府推行的措施违反了他们自己对法制和正当程序的承诺。人们只需要考虑一下西方对伊斯兰的反应就能够知道，这种深层的恐惧并非仅仅是911袭击带来的。
从历史上看，对中国的各种观点和今天一样千姿百态。至少就西方而言，这些观点很大程度上不仅受到在中国的情况所影响，也受到各国自身的各种情况所影响。十八世纪耶稣会信徒对中国的描述强调其良好的政府，考试制度和法律的编纂工作。不到一百年以后，欧洲经历了工业革命，中国因为其失败的经济现代化显得越来越落后。这种对中国的观念上的转变更多地与欧洲自身的变化相关，而不是与清朝（1644-1911）的变化相关。例如，早在十八世纪，伏尔泰和莱布尼茨就利用中国所谓的”哲学之王”的模式来攻击腐败的法国和普鲁士君主。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知识分子期望能在自己国家进行一场革命而成为毛派。我们将看到，这种趋势仍在持续。
类似地，中国也在以自己的偏见看待西方，并在这种看法形成的过程中构建了”西方”一词的意义。在官方政策和中国流行文化中，中国看西方是从”屈辱世纪”这一视角 —— 即中国的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开放贸易，领土也被割让给了欧洲列强，最屈辱的是，还给了日本。中国问题专家威廉·卡拉汉（William Callahan）敏锐地称中国为”悲观的乐天派民族”，这一说法体现了矛盾的情绪是如何形成了中国不断变化的国家身份认同的。城市的和农村的，富有的和贫穷的，内陆的和海外的中国人交织在一起，不断循环往复地催生及消耗着民族主义。这样，中国共产党（CCP）通过建立起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来提高自身的合法性。但是，这一政策既催生了普通中国人的情绪，其实也植根于其中。
巴尔是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国际政治讲师。他已出版了有关中国的软实力、生物安全，医德医风建设的历史和双重用途的生物伦理问题等方面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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