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 | 从“天宫一号”的高度解读“中国模式”

这些年，围绕“中国模式”的争论不绝于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周年之际，我谈一下对“中国模式”的感受与理解，希望有助年轻读者认清“中国模式”与国家、政党、世界，以及你、我、他的关系。

什么是“中国模式”？

由于国内对“中国模式”的争论一开始是就带上了左右派性的色彩，使得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之争变成了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态度问题。那些声称“中国模式”的人士还没有把这个模式界定清楚到底是个什么玩艺，就把它吹到比“天宫一号”还高的位置，大有马上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势头。持不同意见的人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讨论什么是“中国模式”及其优劣，一开口就否定有这么一个模式存在。

其实大可不必，别说中国，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肯定都有区别于其它国家的发展模式，只要你不先入为主，先用好坏来界定这个模式，“中国模式”肯定是存在的，哪怕这个模式还在形成中，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摸着石头过河”也是一种模式嘛。

下面就我置身海外时的一些观察与对比，尽量客观公正地描述“中国模式”现象。我给“中国模式”的定义是：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政治上实行“民主专制”（或民主集中制），经济上实行共产党领导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搞接轨的一种模式。

以前不少对“中国模式”的争论，都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我给出的定义还可以再简单一点：“中国模式”就是结合了前苏联东欧的政治体制模式和西方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混合模式。

前苏联的政治体制与美国经济发展模式都不是新鲜玩艺，但把这两种水火不容的玩艺捏在一个模子里，就是新生事务了。这个模式的组成部分都是山寨版的，但把好多“山寨”弄到一起，就成了一个相当有特色的新山寨模式。

这就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一特点在国内表现在基础建设、城市扩建与不停增高变大的政府大楼，还有高速公路、世界第一规模的北京奥运会与上海世博会、三峡大坝、神舟X号、天宫一号、高铁等等。其中“高铁”属于比较有代表性的产品。有几段高铁路段是通车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才知道了这回事。这种事别说在西方，就是在山寨了西方体制的香港也无法想像。香港为了建设一小段高铁，竟然折腾得立法局与港府好多个月不得安生，还成就了一大批香港青年运动领袖。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能够在短期内搞出高铁的品牌羡慕不已，心想如果自己也能够搞成类似的大工程，一定会名流千古，所以他号召要向中国学习，可最后也只能爱羡慕嫉妒恨。

“中国模式”使得中国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在国内办的大事除了高铁与其它一些基础设施之外，大多是乏善可陈的，尤其是奥运会与世博之类的，颇有些劳民伤财。好在他们办这些大事本来只是为了国民信心与在世界上的面子。在民生方面，“中国模式”就失去了动力，没有那么积极，尤其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大事，基本上看不到“中国模式”“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听到最多的反而是领导人出来诉苦“我们还很穷，人均GDP 排名在一百位左右”之类的。你既然知道还很穷，为啥要搞那么多形象工程，让中国人自己都觉得富得流油？

“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国外发挥了更大的优势。最明显的就是购买美国国债，大家知道，美国是一个靠借债过日子的国家，从它当初闹独立同英国人打仗开始，就是靠借法国人的钱度过难关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像吸毒一样借钱上瘾。有一个统计显示，如果把美国借的外债平摊到美国人身上，那么每一个美国人平均负债将近30万美金（200多万人民币啊），可是，你看看美国人，过得有哪一点像欠了30万美金的样子？他们照样歌舞升平，该买什么就买什么，该享受什么绝不会犹豫。

与此同时，你再看看借钱给他们的债主们——尤其是人均GDP排名一百多位的中国人，按照美国人的生活标准，大概还有三个多亿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贫困线以下，超过美国的总人口数。

这样一对比，你就看出了美国模式的“缺陷”，以及“中国模式”的“优越”吧？不错，这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最突出表现：中国政府能够集中全民的钱，而美国政府绝对没有这个能力。美国政府借债舒缓压力、让国家摆脱经济危机，美国借这些钱不是用在政府身上，更不是白宫用来修建高铁与办公楼，而是通过各种渠道流到美国人手里——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西方经济危机了，政府都出来减税，要缓解民众的压力；而西方经济危机了，我们却在加税，要集中力量去救外国的困。

在西方感受经济危机的冲击

过去十几年美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时候，我几乎都在美国，据我的切身体会，经济危机给人的感觉是国家的危机，对民众的影响并不像媒体渲染的那样。这一印象又被我后来到意大利考察，以及刚刚去过的希腊所证实。大家都知道希腊的经济危机很严重，国家都要倒闭了，经常上我们各大报纸的头版，可是当我们到那里后才发现，希腊民众的生活在危机前后竟然并没有多大改变，社会看上去一派和谐。

希腊危机的本质说白了就是国家没钱发福利，但民众不买账，不允许政府减少福利，于是三天两头抗议，政府稍微减少一些福利或者要裁员，希腊人就不高兴了，就到宪法广场散步，连警察与公务员都轮番去。不过去过之后，第二天照样喝酒上班、旅游休假。这场危机发展到现在，生活真正受到影响的希腊人并不是很多，也根本没有那么严重。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希腊的情况，澳洲难道不也如此？记得前两年突然听说政府要给孩子多一些补助买电脑之类的，一问才知道，“危机”来了，政府要安抚民心，要解困。

让人不解的是，这些国家遇到了危机，都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听说意大利总理希望中国人出手购买意大利国债，帮他们度过危机。我郁闷的是，西方整天吵着说自己经济危机了，可如果真客观的评估一下他们的民众在危机前和危机中生活水平与质量的差异、失业率等，你会发现，中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过去62年里，一直生活在比他们危机十倍的“经济危机”之中。可从国家层面呢，你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有经济危机吧，一直是和谐一片、形式大好。

这也是“中国模式”派生出来的一个奇迹：西方的经济危机是国家代替民众来承受，中国的经济危机是民众替政府挡住了。美国人真的没有钱？你去看看人家的生活，依然比你的消费平均高出十几倍，可美国政府敢缩减民众的开支，增加税收吗？不敢，有的国家敢，而且，还积攒了大把的美金。

“中国模式”的顶梁柱：公有制、央企、国企

说起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很多人不以为然，从大的方面说，你我住的房子和脚下的每一块土地，甚至包括你我本人，都是属于“公家”的，属于党和政府的，这不是公有制，什么是公有制？从小的方面说，央企和国企一直是中国的大头。这个大头不是养活了多少人，不是让多少人就业，更不是给国家提供了多少税收，而是他们能够做到世界上其它国家都无法做到的事，是“中国模式”在海外的马前卒。

按说央企与国企属于全体国民，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全国国民的钱与巨大的市场都属于这些国营企业，而他们赚的钱也从来不会分给国民。很多人对此不满，要求改革国企，殊不知，这正是“中国模式”的杀手锏，一旦改革，把国企变成老百姓的企业，“中国模式”将会失去最大的特色与优势，在国际上失去竞争力，甚至不堪一击。

中国国企集国人的万般宠爱于一身，但它本身却是国家的宠物。相比而言，中国中小企业一直以来都是“党不疼、国不爱”的私生子，就拿贷款来说，养活了那么多国人的中小企业却根本贷不到款。中国的很多中小企业主都是靠“要饭”与献出血汗才发展起来的，为了同国企竞争，不得不盘剥工人，他们付出的体力与良心的双重磨难，令人心酸。那些最终熬出头的“民企”，很多是找到了靠山，或者找到了路子，最终挂靠在国企，分享垄断的央企与国企们剩下的残羹剩饭。

在国内是老大，央企与国企在海外也是很威风的。给你讲一个“中国模式”在海外赢得声誉的故事。在美国占领伊拉克后，中国与英国的石油公司反而在伊拉克石油开发中占了重要位置，美国的公司反而没有挤进来。什么原因？这次刚好接触到一位知道“内幕”的外国油老板，我问他有什么内幕，他坦荡地说，这是公平竞争，中国人赢了，就这么简单。

我继续问他，怎么赢的？果然发现并不那么简单。他告诉我，中国石油公司都是国营的，身后有十三亿人支持，不但资金充足绝对不会枯竭，而且，竞投中可以不计成本，势在必得，谁能搞过你们？

他说的没错，不可能让资本主义那些贪得无厌一心想发财的石油大亨们明白中东的重要性，任何石油大亨都不会去为了美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而不计成本的竞投某个石油项目——而这恰恰是中国央企的优势，也是“中国模式”的优势！

这里的“优势”是不用打引号的，因为如果从国家的利益来考虑，这个时候在中东竞投石油业务，还真不应该考虑是否能够赚钱的“私利”。可西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手里掌握着一个可以不计成本的石油公司（除非在战争年代，需要他们为国献身），去抢占他们拿枪炮和生命换来的土地里石油的开采权。

从“天宫一号”的高度看“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最先是由西方人提出的，不是没有原因。中国人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你现在去告诉一位普通的中国人什么是“中国模式”，不管你使用什么语言，不管你把政治与经济的优势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我保证你会碰一鼻子灰。就拿我定义的“中国模式”，对中国人也并不新鲜。且不说苏联东欧早就实行过社会主义，我们的机构设置基本上还是毛泽东当时一手从苏联照搬过来的，就连这民主集中制与一党领导，中国难道不是搞了三千多年了？再说目前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模式，这本身就是符合人性的，而且早在中国宋代，就比现在还自由、还市场，只不过那时还没有一个国家叫美国，没有美国国债与国际贸易而已。

你如果问急了，什么是当今只有中国有而外国没有的？那些普通的不懂事（没有被彻底洗脑的）的小民很可能会乱说一通：拆迁啊，地沟油啊、维稳办啊、户口啊、贪污腐败包二奶啊等等，你还别说，这些玩艺至少现在还真是中国特有的，自然也就无法从“中国模式”中剥离出来。所以我可以理解，让中国人在国内理解“中国模式”是有一定困难的。这也是为什么外国人率先提出了“中国模式”，而我也是每次到了海外才更清楚地感受到“中国模式”。

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超越站在海外的角度，跳到太空的高度来认识“中国模式”。我说的是“天宫一号”。毫无疑问，我们自主研发的“天宫一号”虽然只相当于俄国、美国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技术，但却是我们迈向太空的重要一步。——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迈向太空？或者我们换一个问法：世界上可比我们先进的国家何止三四十个，为啥他们都不从事类似的太空计划？甚至美国与俄国也都因为这种研究没有现实意义，对民生与国家利益没有直接影响，也因为资金紧张而缩减计划与搁置计划？

这就是“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现阶段这类计划最多只有在国际上争面子在国内凝聚民心的效果，而且花费巨大，可我们国家就有能力按部就班，在连地面上火车追尾都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开始建设太空站，而且，用了多少纳税人的钱，没几个人知道，更别说需要人大审议、纳税人赞同了。

可另外一方面，由于谁也不知道太空开发的潜力有大多，也许某一天，现在看上去只是花费老百姓钱的形象与面子工程，真会开花结果，弄出了震惊俄、美的新发现。到那时，“中国模式”就可以耀武扬威了。希望有这样的“意外”发生，若不然，我建议大家去研究一下前苏联，当时它是第一个把人类送进外太空的强大的国家。后来这个国家由于不顾民生而解体了。

这就是这种类似的决策模式的优势与劣势：一个石油公司可以不计成本的竞投，一个耗费巨大的太空计划可以风雨无阻，但对于那些纳了税的国民来说，那些瞄准国家未来的计划也可能直接造成了他们现在的贫困与困境，可能让更多的孩子失去读书的机会，让生病的农民拉回去等死等等。

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模式”的两难处境：对于国家，很可能是好处，可对于人民，就未必是好处。 所以，让“中国模式”立于不败之地的捷径就是让人民疯狂爱国，爱到不分你我，爱到把自己当成国家，把国家当成自己。

“中国模式”为啥让一些西方政客羡慕？

肯尼迪曾经说过一句“别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问一下你自己为国家做了什么”的名言，抛开背景不说，这句话在美国并没有那么有名，很多时候甚至受到美国人的嘲笑。这可能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与东方儒家文化的不同之处。记得多年前韩国陷入经济危机时，有民众纷纷拿出自家的黄金首饰帮国家度过灾难。我当时在美国，发现身边从学者到普通人都对韩国人的做法不以为然，考，你自己的首饰拿出来救国？谁是国家？有了危机，国家不来救你，你倒去救国？——美国人除非被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或者被拉登炸了世贸中心，人家威胁到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才会为国战斗。平时经济危机了，他们反而更加贪婪，都等国家来救济。我的是我的，国家也是我的。哈哈，你说，西方政客能不羡慕韩国——

不，他们不羡慕韩国，因为韩国人爱国是有条件的，他们有选票，如果我爱国了，你却不好好治理国家，还贪污腐败，我立即上街游行示威，搞掉你，所以韩国的统治者们活得并不省心。所以，美国人真正羡慕的不是韩国，而是拥有韩国人一样的儒家爱国精神却不用担心民众不听话的中国！

奥巴马执政后大力推广医疗与教育改革，扩大福利政策，可是他手里没有多少钱，或者说，国会与很多美国民众不原意把钱给他支配。而如果奥巴马没有钱实行自己的政策，下次可能连总统都没得做，看到太平洋这边的中国政府如此有钱，民众那么穷还把大把大把的钱送到政府手里，你说奥巴马是什么感受？

这种绝对的支配财政的权力，哪一个政客不流口水？不过羡慕归羡慕，是否能够学得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奥巴马想学习中国，他应该知道，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学到中国政府的经验：找人放把火把国会烧掉，把共和党灭掉，再宣布美国人不用选举，他永远代表美国人民的利益——因为正是国会、反对党与民众在制约奥巴马大把花钱，让他无法随心所欲“干大事”。

奥巴马有所不知的是，他之所以想为美国民众“干大事”，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生性善良（怎么看，他都没有咱温总理善良哦），而是美国人选了他去干事，他如果在任内不干出点“大事”，民众下次就不选他了。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反对党，没有国会，他在那个位置上，还会那么想为美国人民服务？为美国民众某福利？恨不得把所有国库的钱都拿出来分给美国的穷苦大众？我很怀疑啊。

“集中力量”却没有办成民生之大事

奥巴马同学看过来，看看太平洋这边吧。中国政府确实掌握了大把的钱，可一些福利的实施却和奥巴马设想的南辕北辙。我们知道，最终奥巴马还是说服国会批准了他的一些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继续借债的同时为美国民众减税，增加贫困人口的福利。可看看我们这边，情况却相反。例如，住在西方的人都知道福利房是什么意思，就是给那些收入比较低，一时半刻找不到工作，或者老无所依，以及孩子太多的父母居住的补助房，可中国之前的福利房却只存在于公务员与国营公司的职工之间，这些人正好是中国收入最高的群体。

再拿“公费医疗”来说，澳洲所有的公民看病都是免费，但要吃药打针的话，如果你收入比较高，比较稳定，就得自己出钱买药，反而是收入达不到一定水平的公民，才可以免掉（象征性给几块钱），这一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医疗保障制度，到了中国又搞反了：公务员等收入最高的群体完全享受公费医疗，而收入最低的农民与农民工却要负担医疗费用。

不多对比了，会让人哭笑不得的，这些东西是简单的生活常识，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经济理论，在两边生活过的人会一目了然。奥巴马显然只看到了中国政府手里有大把大把可以支配的钞票，以及民众根本不去限制政府如何花钱带给执政者的方便与惬意，却忘记了有些政府不一定都像他一样，要把钱用在民众身上。

这是“中国模式”遇到的最大悖论，你不能用好与坏来给它定调：如果国家集中力量办了大事，赚了不少钱，而且在适当的时候能够把这些钱财还富于民，改善民生，那么，“中国模式”无疑是对现阶段的中国最好的模式；而如果“中国模式”集中老百姓的力量去干了“大事”，可逐渐富裕起来的国家始终只为一小撮利益集团效劳，甚至反过来对付老百姓，那么这个模式就是世界上最坏的。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认为我借这篇文章来批评“中国模式”，你就严重误解我了。我不妨坦白一下，在过去二十多年从事国际问题与中美关系的工作与研究中，每当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我内心都倾向于支持政府强势主导的“中国模式”，不是我反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而是根据自己切身的经验得出的这一结论。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属于后发的“资本主义”，要钱没钱，要技术没有术，要人才没人才，如果头脑一热，积极走向自由贸易与市场经济，贸然宣布无条件拥抱资本主义，不折不扣地遵守西方人的游戏规则，那么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不但占不到任何便宜，很可能会被淘汰。大家不妨设想一下，没有政府支持的中国民企，有几个能够在国际上叱咤风云，你靠什么？

而“中国模式”的某种反自由市场的成分与集中力量“一致对外”的特点正好在国际交往中弥补了我们这种发展中国家缺乏竞争力的不足之处。这是我在海外生活与工作时形成的“对敌意识”，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对，我是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的，然而，当我回到了国内，我就多了一层考虑，那就是“中国模式”与民众的关系。国家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如果完全一致，这种区分就是多此一举，但是一致吗？

西方为何忌惮“中国模式”？

对于西方一些国家来说，“中国模式”具有世界央行的作用，尤其是在大家关系都不错，彼此需要的时候。尤其在西方出现一些经济困难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中国这种财大气粗的国家出手，要钱有钱，要便宜货有便宜货，要廉价劳动力也有大把，更重要的是，它拿中国人的钱去给你花，根本没啥麻烦，握握手就能定下来的。所以，眼睛盯住选票与民意的西方政客基本上都不会公开反对“中国模式”，万一把北京惹毛了，把口袋里的钱摔出来，你可能下次竞选就得落败。

可是，正因为这样，在骨子里，或者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本质出发，西方对“中国模式”是非常忌惮，甚至仇视的。

这其实不难理解，当所有的国家都遵循一定的规则玩游戏的时候，那个使用另外一套规则的一定会是最危险的；当所有的国家都反对垄断，自由地实行市场经济的时候，那个暗中在搞计划经济，并以政府调控、行政力与垄断来运作市场、操控汇率的一定是最可怕的。

中国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既然能够稳定世界经济，也同样能够破坏世界经济，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让某个国家的经济陷入万劫不复。这就是中国一些半罐子经济学家们推崇的经济战与货币战，而恰恰因为西方国家的经济过度自由化与市场化，政府已经失去了操控经济战与货币战的能力。相反，当今世界上真正具有打货币战与经济战能力的只有中国这种公有制国家！

当初苏联与东欧如果不闭门内斗，如果他们敞开门同美国人做生意，请问，以当时苏联第一个冲进外太空和短时间内制造了几千枚核子武器的能力，他怎么会那么快土崩瓦解吗？可我们看到的苏联东欧却关起门来内斗，互相做生意，互相折腾，结果苏联东欧的内部冲突几乎超过了他们同西方的冲突。

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模式”的担忧是很深的。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至今还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原因。你想一下，连比尔盖茨这种人，都被美国责难了很多次，质疑他是否垄断，还闹到法庭上，弄得他差一点下不了台。还有澳洲的媒体大亨梅铎，西方多个国家都很担心他的财力太大，怕他拥有太多的电视台与报纸，影响与操控公众舆论。可是，这两人哪里是中国国企的对手？梅先生的传媒王国相比我们的央视和任何一份党报，几乎都相形见绌——因为他办报纸是为了赚钱，不可能不惜血本、烧钱搞宣传。

西方很多媒体没钱了，要出卖，可一听说是来自中国的买家，就紧张了。人家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看看现在海外的中文媒体，总数也有上百家吧，可渐渐地都在争先恐后地使用咱新华社通稿……

西方国家本来是自由经济，你有钱我就卖给你，可是现在出了一个中国，让他们几乎变换了规则，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开始防范中国企业，你有钱，我也不把资源厂矿与媒体等卖给你。你指控他违犯了市场经济，他说你中国不算真正的市场经济，你还是官办的，你还搞垄断。你就无话可说了，毕竟，你甚至不允许人家到你国家来办报纸，搞媒体啊。

“中国模式”面临两个巨大的挑战

“中国模式”在世界上会受到阻力，但最大的阻力反而是来自内部，来自每年十几万起的群体事件，来自民众的觉醒与对权利的渴求。必须认识到，成就“中国模式”的既不是苏联的政治体制，也不是美国的市场经济，而是中国老百姓的“爱国激情”与“集体主义精神”以及“无私奉献”，如果不是这些纳税人的钱，中国政府哪里来的钱？如果不是他们勒紧裤腰带，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国家哪里能够“风调雨顺”？所以我说，“中国模式”的问题在国内，并不在国外。

“中国模式”造成的最大现象是国富民穷——注意，本人并不是批评这个现象，而是指出一个现实。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如果中华民族崛起的最佳途径与捷径是先牺牲一批人而把国家弄富强的话，大多中国人可能会认为别无选择，不能不接受。谁都想让国家强大，不想当亡国奴啊。

但问题在于：国家富强之后怎么办？民众为国家奉献到什么时候？富强的国家如果变成维护少数利益集团的工具，民众对这种现象到底能够容忍到何时？容忍到什么程度？没有国家的亡国奴很可悲，但有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自己却变成国家的奴隶，此奴隶与那个奴隶又有多大区别？这是“中国模式”面临的主要挑战。

另外一个挑战出在“集中（中国人之财力物力）力量办大事”上，在一党领导下，这个“大事”是“大好事”还是“大坏事”，则完全依赖于掌权者是好人还是坏人，是聪明人还是愚蠢的家伙。“中国模式”能够发挥优势的前提是掌握绝对权力的人都是近似于圣人的伟人，绝对不能像你我普通人一样，唯利是图，只会为自己的家庭、亲戚朋友着想，所以他们不需要监督。问题是，你见过几个这样的中国圣人？

上面两个“中国模式”成败的关键论点可以归结为执政党最近一直挂在嘴边的两个执政理念：“为人民服务”与“共同富裕”——这说明他们也看到了问题所在，也提出了答案，并努力去做。如果真能够做到“为人民服务”和“共同富裕”，“中国模式”的争论该休了，“中国模式”一定能够发扬光大，成为普世价值。

“民主小贩”为国献礼献计献策

问题是，我们大家都不妨扪心自问一下，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王朝，哪一个不是把“为人民服务”与“共同富裕”挂在嘴边，可又有几个执政者做到了？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2周年，为了配合和谐的喜庆气氛，“民主小贩”老杨头写了9042个字，却没有提一个“民主”，前所未有啊，可见老杨头是相当配合、也相当给面子的。可到了最后，还是憋不住要提醒大家：你认为有什么办法才能保证中国的执政者不犯错误、不中饱私囊？你认为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强大的国家变成人民的公敌，反过来奴役国民？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中国模式”积累起来的巨大资产回到国民手里，而不是为一小撮利益集团支配与独享？

民主。

杨恒均 2011－10－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