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唐薇
南都记者唐薇 实习生蒋晓敏 湖北浠水县清泉寺，苏轼的《浣溪沙》“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即游经此地有感而作。如今，这座著名的千年古刹已片瓦无存，遗址上矗立的是浠水人引以为傲的闻一多纪念馆。在当地人心里，闻一多是最出色的乡贤。1993年，闻一多纪念馆建成开放之际，已是耄耋之年的浠水籍著名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受邀从北京赶回故乡，为闻氏铜像揭幕。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地没有几个人知道汤佩松的父亲汤化龙———和宋教仁、梁启超齐名的民国三大宪政先驱之一，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影响力远超闻一多———而此刻，汤化龙在浠水故里的坟冢却早已不知踪影，汤化龙在当地亦是事迹不彰。
汤佩松少小离家远赴重洋留学，清泉寺昔日的梵响于他已是模糊的回忆。但无论如何，他不会忘记1918年春，父亲曾重游清泉寺。汤化龙离家已十数载，这是最后一次返乡，几个月后，汤化龙在加拿大被国民党人所刺，客死他乡。
比身为立宪派领军人物汤化龙更早遇害的是他的好友、国民党重要领袖宋教仁。1913年，宋教仁北上途中，在上海沪宁车站遭枪手行刺，于3月22日不治身亡，此时距他南下回乡省亲之日不过两个月。
汤化龙被杀后，梁启超心灰意冷，从此退隐政坛。清末民初三位欲有所作为的宪政先驱接连告别政治舞台，曾经喧嚣一时的宪政高论沉寂了下来，议会政治让位于由军阀、官僚、政客结为一体的威权主义。
1904殊途同归异域求知
清廷经历1900年惨烈的“拳变”后，为了生存，不得不推行改革，实施新政。在此前后，在张之洞等大员的推动下，中国掀起一波留学潮，尤以留日居多。汤化龙和宋教仁的宪政思想并非与生俱来。他们一个曾以封侯拜相为理想，一个曾以暴力反清为追求，而他们宪政观念的形成皆得益于在日本研习法律的留学经历。
汤化龙，字济武，1874年出生于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尽管家境宽裕，汤化龙却非纨绔子弟，他对清王朝的吏治腐败深恶痛绝，曾在母亲面前慨然立誓道：“将来为御史者，必除此虐政。”与汤化龙对以科举入仕孜孜以求不同的是，宋教仁称自幼受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祖父影响，并接触《扬州十日记》之类的反清作品，从小立志复兴中华。13岁的宋教仁在听闻甲午战争中清廷惨败后，放声痛哭，并激愤赋诗：“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入汉关。”
1904年，对汤宋两人来说，是非比寻常的一年。汤化龙如愿以偿考中进士，并获法部主事之职。当年，日俄战争爆发，许多人将它看成是宪政国家与专制国家的一次交锋。交战的结果是新兴的日本击败了外强中干的沙俄，一时间宪政似乎成了知识界救亡图存的利器。汤化龙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社会舆论的影响，1906年，32岁的他设法获得了官费资格，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法政大学为中国学生特设的中国班，学习法律。
1904年，22岁的宋教仁与黄兴等人在长沙成立革命团体华兴会，决定于当年慈禧太后七十岁寿辰时发动起义，以长沙为中心，浏阳、衡阳、常德、岳州、宝庆五路为响应，宋教仁受命在武昌筹设支部，并担任常德一路的主持，目的是把参加祝寿礼的全省文武高级官员一举炸死。然而，宋教仁还没来得及变卖家里田产以济起义需用，起义已因消息走漏而失败，只得逃亡日本。
殊途，同归。汤宋这两个在国内素不相识的人，就这样漂洋过海在异域邂逅。
在日本，汤化龙发起成立法政学交通社，以研究法政学理为宗旨，撰成《大清违警律释义》一书。同时受到两位政治家影响，开始宪政研究。一位是日本政治家大隈重信，他曾在日本政界率先提出政党内阁制，制订英美式宪法、开设国会的建议。1898年，大隈重信和板桓退助合作组成日本第一个政党内阁———“隈板内阁”。汤化龙对大隈重信推崇备至，并把日本明治维新当做中国革新的楷模。十年后，汤化龙要求妻子带子女佩松、佩琳赴日本留学，就是希望“让儿子能够完全受日本教育，将来成为中国的大隈重信”。
另一位改变汤化龙命运的人是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国内立宪运动兴起后，1907年10月，梁启超在东京发起成立了政闻社，研究各国宪政模式。推崇宪政的汤化龙与梁启超意气相投，加入了政闻社。政闻社的政纲第一条就是：“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所谓“责任政府”，是指政府对国会负责而不是对君主负责。
就在汤化龙和梁启超一见如故的同时，同在日本的宋教仁也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盟友。1903年，已经中了秀才的宋教仁放弃科举之路，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就读，比起偏远宁静的老家湖南桃源，“九省通衢”的武汉让胸怀大志的宋教仁如鱼得水，满腔激情地与同学纵论天下大事。年少的宋教仁有点轻狂。恰逢黄兴从日本回国，在满城尽是辫子长袍的武汉，留着短发，蓄着胡须，西装革履的黄兴是个不折不扣的异类。黄兴在两湖书院痛诋清政府腐败，提倡反清革命的演讲在当时犹如一声惊雷，被自己的师长、武昌知府梁鼎芬悬示驱逐；而心有戚戚然的宋教仁却引为知己。一拍即合，从此携手走上坎坷的革命之路。
华兴会策划起义失败后，黄兴和宋教仁相继逃亡日本。在东京，宋教仁于1905年春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同年初秋，在黄兴的介绍下，宋与孙中山相识。8月，孙中山黄兴倡导成立中国同盟会，《二十世纪之支那》随后改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早期革命党人绝大部分重破坏而轻建设，对将来建设民主共和国的具体细节未尝经意，宋教仁恰在这方面高出一筹，他在从事革命运动的同时，也醉心探索理论和政治制度。当年6月他进入东京法政大学为中国留学生办的速成科学习法律，因遭清政府通缉，次年化名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其间，他翻译了《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德国官制》、《美国制度概要》、《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警察制度》、《国际私法讲义》等十多部有关国家制度和法律的著作，对各国政治制度和宪法的深入了解，使他成为革命党人中的法制专家。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宋教仁治学之余，还将学业用于实践，为中国立了一个大功。20世纪初，并吞了朝鲜的日本，居然将我珲春副都统治地即今部分延边地面称作“间岛”，图为己有。消息传出后，1910年，宋教仁潜心收集资料，撰成《间岛问题》一书，指出延吉为中国固有土地，严斥日方狂言谬说。他将此书稿递交驻日公使馆。公使馆转呈外务部和吉林边务督办陈昭常。中方据此与日方谈判，日人无以应对，只得签订中朝界约，不再胡说什么“间岛问题”（《间岛问题》凡六万余言，收入《宋教仁集》）。
汤化龙1908年毕业后返国，和宋教仁虽是校友，且都推崇责任内阁制，但尚未惺惺相惜。立宪派的汤化龙与革命派的宋教仁最显著的不同在于，汤化龙倾向于实行君主立宪制，而宋教仁坚持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实现民主共和为首要任务。汤化龙认为“政治不可以骤变，骤变必使新旧接不上头，引起社会混乱”。然而，学成归国的汤化龙很快发现指望清王朝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过是一厢情愿。
1911相与为谋共草约法
汤化龙回国后很快成为湖北立宪派的核心人物。他同时担任湖北宪政筹备会和汉口宪政同志会的会长，阐扬君主立宪理论，教授法政学说。1909年，清政府各省筹设的代议机关谘议局纷纷建立，汤化龙被推选为湖北省谘议局的副议长，后改为正议长。在他的领导下，立宪派们摩拳擦掌，试图利用谘议局这一阵地大展身手，他们指陈时弊，畅言实业、教育、吏治，呼吁迅速召开国会，却很快发现清政府对此完全置若罔闻。“开会议决之案，一入行政长官之手，可以束之高阁而不顾。”汤化龙无奈地说道。
“国会请愿”的活动更显得凄凉和悲壮。1910年，各省谘议局代表于1月、6月、10月，连续发动三次叩头请愿，企图以露宿宫门、断指割臂、血泪陈辞的方式感化早在1906年就宣布预备立宪却始终延宕敷衍的清政府。清政府勉强答应将立宪期限改为5年。第四次请愿，清政府将东三省代表押送回籍，天津代表温世霖发配新疆充军。满怀希冀的汤化龙这时才意识到清政府已是积重难返。
与汤化龙的步步蜕变不同，宋教仁从来不相信清政府的诚意。1905年宋教仁的好友陈天华一度对革命发生动摇，欲返国说服清廷立宪，他和陈天华曾多次展开激烈地争辩。他认为清廷的立宪“非真正立宪”，“不过一时怀柔之策”。“间岛”领土谈判结束后，驻日公使李家驹及外务部胡惟德催促宋教仁返国任职（宋是官费生），宋不应，移书李、胡，辞甚决绝，谓“素持与政府立于不两立之主义”。
宋教仁对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志在必行。但革命党人在东南沿海起义迭次失败，让他深感忧虑。宋教仁向来主张中央革命，一举占领北京为上策，中策为长江流域同时大举，建立政府，然后北伐。他认为像孙中山那样只在自己的家乡广东折腾，以一隅规全局，实为下策。上策太难，下策无益且已失败多次，只有取中策。1910年底，宋教仁从日本回到上海，担任民立报主笔，发表了大量入木三分的政论文章，抨击清政府的专制与腐败，为全国各地的革命起义宣传造势。据载，黄花岗起义前夕，宋到了香港。起义失败后，宋与陈其美、谭人凤等同志决定作战备转移。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根据宋教仁谋“长江革命”的方略，决定首先在武昌发难。并在湖北、湖南、安徽、四川等省设立分会，以便届时组织响应。
而这边厢，让汤化龙对清政府抱有的最后一丝热念化为死灰的是1911年清政府端出的以皇室成员为主的“责任内阁”，13个国务大臣中，汉人仅占4席，其余均为满蒙亲贵。一天后，清廷正式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保路运动自此开始。
汤化龙受谘议局联合会之命起草了一份上奏案，指出“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者，有不能相容之性质”，折子交上去，石沉大海。不久后的武昌起义给予了他转身的契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打响了，汤化龙与宋教仁，一个主张温和改良，一个矢志暴力革命，两个书生，为民国的建立，为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为宪政民主的实施，苦心孤诣，鞠躬尽瘁。
文史学者张耀杰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称，国内大部分文史学家是认可汤化龙为辛亥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由于共进会、文学社、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当时都不在起义现场，没有军政管理经验的下级起义官兵只好求助于军衔最高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黎元洪，和具有民意合法性的咨议局议长汤化龙。”
10月11日，汤化龙参与了组建湖北军政府的讨论，表示“军事非所长，其他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谘议局成员、汤化龙的儿女亲家胡瑞霖当场表示由谘议局为军政府垫支经费。
10月12日，汤化龙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馆，宣示革命宗旨。10月14日，汤化龙以谘议局名义通电全国，请各省有识之士响应武昌起义。湖北军政府的影响力能够扩大到全国，并且被汉口各国领事馆承认为交战团体，汤化龙这份电报功不可没。10月18日，海军统制萨镇冰率领舰队抵达汉口刘家庙江面，立即针对起义军阵地发动毁灭性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是黎元洪以弟子身份致信萨镇冰晓之以民族大义，汤化龙又以兄长身份劝告萨镇冰的参谋汤芗铭“早日反正，以立殊功”，才促成了海军舰队的退出战场，并且于九江宣布起义。
10月28日，宋教仁由上海赶到武昌，11月13日离开，在武昌逗留了17天。短短17天却是中国宪政史极为重要的一段时间。据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1948年版）记述：“时居正、宋教仁已由沪来鄂，刘公、孙武、张知本等因与集议，制定《鄂州约法》，以为各省倡，推宋教仁起草。”又有记载说，宋教仁和汤化龙这两位即将成为全国两大政党领袖人物的校友，这两位不遗余力在有数千年专制史的土壤上推进宪政的先行者，这两位一见如故能摒弃党见寻求合作的“宪迷”，他们白天在办公场合热烈讨论，夜深人静之时则在昏暗的油灯下促膝长谈。因为有了这17天，对后来影响深远的民国《临时约法》的蓝本《鄂州临时约法》得以横空出世。这份约法的草稿出自宋教仁之手，但里面的内容无疑是宋教仁、汤化龙两人宪政思想的融合。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给予了《鄂州临时约法》极高的评价，认为汤、宋这次合作开启了中国的宪政时代。
与宋教仁在武汉干得风生水起相反的是，汤化龙与革命党人却始终不能合作无间。在革命党人眼里，汤化龙等立宪派人士揽权过多，始终是一个心腹大患。他们为此编造了一首歌谣：“狡哉汤化龙，保皇叹未成，武昌起革命，坐地享其成。”一位叫周鹏程的革命党人说：“汤化龙是几面倒。政事部所引用人，大半是他的党羽，将来我们的革命军难免不受他的牵制，吃他的暗亏。”军务部长孙武曾经打算在一次会议后暗杀汤化龙，幸而被其他党人所劝止。
汉阳失守后，汤化龙不辞而别，前往南京谋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汤任军部秘书处处长。
1912各自为政组建政党
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是宋教仁为实现民主宪政的一贯坚持。由议会推举内阁总理，总理只向议会负责，不向总统负责。一直到1912年1月上旬以前，孙中山一直主张效法美国，在未来的中国实施联邦制。所以，在1911年年底返国，12月26日晚会商政府组织方案时，孙主总统制，宋教仁主内阁制。黄兴劝宋取消提议，未决。黄兴在南京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宋仍持前议，遭多数人反对，未能成功。他认为，内阁不善可以更迭，若总统不善，则无术更易之。这样，便和力主总统制的孙中山产生分歧，他和孙之间的隔阂也由此开始。
孙中山拟议临时政府成员名单时，宋为内务总长，但未通过。政府成立后，为健全法制，设置法制局（后改称法制院），宋任局长，负责法制的编订工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汤化龙除了任陆军部秘书处处长，还兼任法制院副总裁，他的弟弟汤芗铭更被任命为海军部副总长。由此可以看出同盟会内部的黄兴、宋教仁一派人对于汤化龙兄弟的信任程度。但武昌首义领导人孙武等人对此强烈不满，与汤化龙关系密切的宋教仁，在同盟会内部也一再遭到孙中山、胡汉民、马君武一派人的排挤围攻。
孙中山让位已成定局后，为了制约袁世凯，在制订《临时约法》时，将总统制改成责任内阁制。虽然此举给日后袁世凯破坏法律留下了口实，但责任内阁制却是宋教仁乐见其成的，而责任内阁制必然是和政党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了保证在将来的国会中赢得大多数，也为了让同盟会从激进的革命党转变成稳健的政党，宋教仁着手改组同盟会。1912年8月25日，他征得孙中山、黄兴同意，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合并，正式成立国民党，取服务国民之意，孙中山任理事长，宋教仁当选为理事，嗣又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
成立大会上，国民党发表宣言，主张单一国制；主张责任内阁制；主张省行政官由民选制以进委任制；主张省为自治团体有列举之法权；主张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等五大对政体的主张。这些主张无疑是宋教仁治国思想的具体体现。
革命尚未成功，党派之争却越演越烈。迫于种种恐怖威胁，和革命党人分道扬镳的汤化龙从南京来到上海，开始积极为组织政党做准备。1912年4月13日，他先发起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后联合其他政党组成民主党，汤化龙被选为干事长。次年5月29日，由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联合而成的进步党成立于北京，梁启超虽然开始时未加入，但是他为实际领袖，汤化龙担任理事，梁、汤正式合流。
在以梁启超、汤化龙等为首的进步党人看来，与国民党分庭抗礼并非因个人私利、私见而起，而恰恰是政党政治运行之必须。宋教仁甚至私下与汤化龙、梁启超达成了默契。他曾秘密拜访梁启超，表示两党轮替执政本是应有之义。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如果梁启超当政，他则愿意在野相助，如果他本人当政，则请梁善意监督。梁启超对此十分感动，事实上，这也是他和汤化龙一直以来的梦想。若从宋教仁的政治智慧和他的信息收集，他不会不清楚进步党大体上是从原立宪派人士会合起来的，从它成立之日起，便挂靠在袁世凯一边。他如何与汤、梁达成默契，便不为旁人所知了。
1913一声枪响宪政梦碎
然而，看似光明的中国宪政道路早被蒙上一层阴影，最大的变数就是时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袁世凯羽翼渐丰，不甘心就此交出大总统之权力。在1913年2月国会参、众两院的大选中，国民党优势明显，按《临时约法》的规定，国民党很有可能组成政党内阁，实行约法中规定的责任内阁制，而宋教仁很可能出任正式国会召开后的首任内阁总理。这便不免引起了袁世凯的高度关注。
众所周知的一声枪响，宋教仁的生命终结，中国推进宪政的实践也由此却步，遇刺后的宋教仁自知伤重难愈，给远在北京的袁世凯留下一封代笔信，希望他保障民权、确立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宋教仁说：如果大总统能够这样做，我一定会含笑于九泉。正所谓“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对于谁是宋教仁案的主谋，案发不久即有两说，即袁世凯与陈其美。主袁说，是袁担心宋出任总理，搞责任内阁，既控制不了内阁，也控制不了国民党籍议员占优的国会。主陈说，是陈有前科（派蒋介石灭陶成章），且案犯应夔丞本系陈旧部，上海青红帮与陈为一体。汤化龙满含悲愤地写下传诵一时的著名挽联：“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当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投笔向谁言。”
历史真相难以确知。严格地说，梁、汤的说法都是各人的见解，并不是证据。可以确认的是，宋教仁死于政治暗杀。这对醉心于宪法的宋教仁而言，实在是天大的讽刺。以身殉道的宋教仁最不希望他的死引发民国混乱，国会崩坏。从局势安定的角度考虑，汤化龙及进步党对宋案主张法律解决。7月17日，已经当选为众议院议长的进步党领袖汤化龙，在该党会议上公开表示：“此次江西倡乱，涂炭生民，实为叛反国家，应从速扑灭。”汤化龙的弟弟、海军中将汤芗铭更是率领海军第二舰队，直接参与了江西、安徽两省镇压“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与国民党方面结下深仇大恨。
“二次革命”后，激进革命派势力迅速崩溃，袁世凯大权在握，更趋保守。当选大总统后的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国会因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不久后又下令解散国会，并废止《中国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在专制的道路上一意孤行的袁世凯最终于1915年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称帝。
1915年年底，梁启超和他的弟子蔡锷策划了云南起义，而同为进步党首领的汤化龙此时也离开北京，组织反袁。在护国军进展最为艰难的时候，汤化龙再次“策反”自己的弟弟汤芗铭，他跑到长沙找到时任湖南将军的汤芗茗，劝说其反袁。汤芗铭曾是袁世凯最亲信的将军之一的决定反袁，使袁得知后，捶胸顿足，直呼“人心大变”、“人心大变”。“催命二陈汤”，此汤即化龙之介弟芗铭。
1918魂断他乡宪政末路
1916年6月，袁世凯在一片声讨声中黯然离世。黎元洪就任民国大总统，国会重开，汤化龙复任众议院议长。笃志宪政的汤化龙鉴于首届国会两大党被袁世凯强行解散的教训，倡议不再建立政党。他认为民国初创，持有宪政民主思想的人物并不很多，大家不如求同存异，合成一股力量。倘若再分成若干党派，无疑让旧派势力渔翁得利。故此大家以友谊集合，不再组党。在他的倡议下，原属进步党、国民党两大党的国会议员均不再以党派名义活动。
此时，历尽政坛颠簸的梁启超已有些疲倦。而汤化龙仍矢志不移，从本质上来说，宋教仁和汤化龙更像是同类人。
尽管汤化龙用心良苦，但权势之争的陋习已如上了发条的机器，停不下来了。黎元洪和段祺瑞开始“府院之争”。后又历经张勋复辟闹剧和国会再度解散等风波，汤化龙几起几落，于1917年11月辞职。千帆过尽，他终于认识到，仅仅把宪政当成工具来解决中国近代的生存困境根本不可行。汤化龙决定远涉重洋，到美洲详加考察，“西天取经”，而太平洋那头的陌生土地，竟一语中的，真的成了汤化龙的“西天”。
1918年9月1日，汤化龙在加拿大被国民党人王昌刺杀身亡。而凶手也饮弹自尽。汤化龙的遗体被亲友费尽周折才运回国内，归葬于家乡湖北浠水的伍洲新港。
随着汤化龙的逝去，梁启超的退隐，中国的宪政运动已走到末路。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明确提出立宪和政党政治是应该予以抛弃的垃圾。
宋汤二人谋国之诚，世罕匹俦，为宪政赴死，无愧于国家和人民，但有负于自己的家人。1925年，汤化龙的儿子汤佩松孤身孑然赴美留学前，梁启超致胡适的一封书信中称汤佩松“此子其母先亡，一姊出家，更无兄弟，孤孓极矣”。汤佩松已于2001年逝去，无人得知当时孤苦伶仃的他看到梁启超这封信时作何感想。事实上，汤佩松此时的心境和他1913年被父亲“押解”出国的不情不愿应该已是大不相同。那时他因祖母溺爱，骄纵顽劣不爱读书，父亲汤化龙因此将他送去日本读中学，并请受汤化龙资助同往日本留学的李大钊监督他学习。而12年后，再次出国留学的他却已是孤苦无依。
至此之后，学术上成就斐然的汤佩松很少提及自己的家世，他的回忆录中有关父亲汤化龙的部分少之又少。即使在湖北浠水，也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有一个比自己更显赫的父亲———汤化龙。
宋教仁少年成婚，却始终漂泊在外。他遇难时，独子宋振吕才12岁，后宋振吕在黄兴安排下，东渡日本求学，但回国没多久就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年仅36岁。
如今，上海闸北公园的宋教仁陵墓前健身的老人们每天仍在挥拳出脚，湖北浠水的汤化龙墓地却早在十年动乱期间已毁坏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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