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报】被城市化抛下的中国农村贫困人口

　　想要知道贵州农村有多贫困，查一下数据就知道了。或者，你可以看看齐心村（音）的孩子。

　　赵艾（音）9岁了，但是很矮，看起来像6岁的样子。他在早上6点半出门，经过两个小时攀山越岭的跋涉到达瑞源小学（音）到下午5点回家这段时间一点东西都没吃过。

　　去年，上海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评选的国际中学生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三项评价中夺得第一。与此同时，在赵的小学，教育遇到的最大挑战却是“缺少食物”，校长徐祖华（音）说。营养不良使得学生发育迟缓、注意力不集中。

　　城乡分化越来越大，是中国从农业国家向城市化国家转变最好的例证。1990年到2009年，中国把农业人口数量从8.5亿大幅削减到3.597亿，这多得大部分到城里打工赚钱养家的农民工。政府希望未来的城市化能够把帮像赵艾这样的孩子走出贫穷。

　　然而，随着农村地区变得越来越贫穷，“两个中国”的担忧正在浮现。

　　瑞源和周边学校的观察者周柳德（音）说，“虽然我们在不断发展，但是这给人的感觉就像城市在快跑而我们在散步。”

　　农村居民每取得1元的收入中，城市居民可获得3.23元的可支配收入。这可能是很保守地低估了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城市居民享受到的包括住房补贴等在内的额外保障和福利，以及“很多评论家认为中国的贫困分化系数很容易达到4到5之间，这毫无悬念是全世界最高的。”华盛顿大学民工问题专家陈金永（音）说。

　　“中国人的收入逐渐走向极端化，巨大的收入差距无疑是近几个月来频发的暴力抗议和动荡局面的诱因。”

　　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把人分为城市或者农村人口，并且划分了相应的权利。因此，即使农村人口通过进城务工的形式进入城市，也只能作为二等居民。有中国学着将这种结果描述为“虚伪的城市化”：城市里到处都是无法享受市民待遇的人。

　　中国政府正在尝试着开发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成果惠及面也逐步扩大。在齐心村周边的镇上，你可以看到放着闪着黄色光的摩托车的店铺以及3G和咖啡的广告。

　　但是，对于向赵艾家这种靠从事基本耕作和在城市打工的亲人工资度日的家庭，这一切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据瑞源小学校长介绍，经济发展掩盖了他们的贫穷：离人们居住的主干道越远的人越贫穷，孩子的成绩也更糟糕。

　　教育一直被寄予帮助中国摆脱贫困的巨大期望。瑞源村的村民自己建起了瑞源小学，希望借此增加他们的小孩（摆脱贫穷）的机会。但是，农村的学生跟同龄人相比，他们输在了起跑线上。

　　赵艾的父亲在一次泥石流中去世了；母亲在几百公里外的城市里面打工。他是中国五千多万“留守儿童”的一员。户籍制度让人口迁移变得困难，这些孩子都是祖父母抚养长长大的。与同龄人相比，他们的教育质量低人一等，行为性问题更多。亲戚大多数不愿意或者没能力给予他们适当的关怀。因此，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孩子也要照顾生病和年老的祖父母。因为身边缺少成年人，他们必须优先考虑帮忙做家务和干农活，作业是其次的。　

　　赵艾是幸运的，虽然收入很少，但却有一个温暖的家。可是，他是一个着急的孩子，而且明显比他那些喜欢吵吵闹闹的同学要安静得多。他常常饿着肚子，爬着陡峭的山岭走回家。

　　教育官员希望建一所板房学校，甚至已经找到一家愿意捐赠40万元的承包商，可是建立输水管道却还需要三陪的钱。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赵艾和他的朋友们还是无法摆脱长途跋涉困境和面对那个开裂的、慢慢老化的房子以及没自来水和暖气的日子。在这里，要找到合适的老师很难，因为几乎没有年轻的毕业生愿意住在这么边远的地区。英语是一门必修课，但是在瑞源小学，根本找不到胜任英语教学的老师。

　　专家称，城乡教育标准的不一致是导致农村大学生比例、特别在著名大学里不断下降的一个原因。据中国的媒体报道，去年，来自农村的学生占了高考人数的62%，但是在清华大学里面，农村学生比例只占17%。

　　近几年，中国领导人积极寻求给予农村地区更多支持的途径。官方数据显示，近年来，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逐渐减小。但有专家称这仅是因为抽样样本发生变化而已。

　　很可能在明年的政府换届中担任总理的李克强曾表示，尽管大量的农业用地在发展中流失，由于少数农民巩固了部分土地，导致了生产力提高，这表明城市化可以带动乡村的发展。然而，到城市生活还是绝大部分农民最大的期望。

　　陈双福、王芳（音）夫妇，10年前怀揣着10元钱来到了省会城市贵阳。在那里，他们通过干着艰苦、不体面的捡垃圾工作，每年大概能有2万块的收入。要是在家，一般只有1千块左右。不过，农村户口意味着他们不能享受到城市里众多的福利，由于户口是世袭的，他们的孩子也被这样的福利排除在外。学校不允许对农民工子弟收取额外的费用，因此很多学校声称满员以拒绝他们，或者收取数目众多的非法费用。由于小孩已经到了上学年龄，陈王夫妇需要花费5000块的“赞助费”以及其他数目众多的额外费用把他们送到公办学校。

　　陈双福说：“我既不会写字也不会认字，甚至连标准的普通话都说不好。我们不希望孩子们将来和我们一样。”是农民工把中国的城市建起来的，帮城市人打扫房子、清理垃圾，可是其他人竟然称我们为乞讨者并侮辱我们，王芳补充道。

　　对于打算回老家养老的早期的农民工来说，这可能没什么。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没有务农的经验，而且他们相信自己的未来在城市。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问题专家陶然（音）提醒说：“城市化比经济不发展好。但是经济发展的同时，同样需要为农民工提供保障，而不应该仅仅把他们当做清洁工……孩子们需要跟随父母一起迁移到城市，同样对于留守的老人也需要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一些有保障的试点性项目正在试图缩小城乡分化差距：贫穷的孩子接受的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正在加快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像广东和重庆等地的一些城市正在尝试着打破户籍制度。

　　但是，这些项目通常受到诸多限制，并且只覆盖在省内迁移的农民工。很多情况下农民工对于土地变动的登记很敏感，他们害怕土地转让的赔偿金不足以让他们在城市生活继续下来。

　　华盛顿大学的陈金永教授说，改革者需要更加深入的行动和北京方面的决心。

　　“户籍制度改革是循序渐进的，但需要触及到核心问题。”他说，“以广东为例，其核心问题是要逐渐平等地对待农民工，他们绝大部分来自省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