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堂
谨以此文献给即将召开2011年年会的中国人口学会。
——题记
这本来是前面一篇文章中的一个小题目，有必要将它扩充为一篇单独的文章。因为，人口学作为原本意义上的人口统计学，仅仅限于对人口过程和现象的描述；如果作为探求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规律的科学，因为现代社会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从而决定人口发展的各种经济社会因素未能得到足够的展现，所以还无从认识。特别是因为现阶段的人口过程充满了各种利害关系，不同社会集团的人们因为利益、立场和出发点的差异，对同一个人口问题往往都会做出迥然不同的、甚至于截然相反的解释，更增添了认识的复杂性。为此，人口学现在还仅处在已有一定发展基础的譬如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现代医学等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襁褓中。在目前国内外的学科设置中，人口学还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除了我们国家这30年来人口学和人口学家大行其昌以外，国外很少有人会以人口学家的身份现身于大学讲台和科学论坛的。相反，比较严谨的学者往往都把自己的工作仅限于以深厚的学科背景为支撑譬如从经济学或者社会学等学科出发研究、阐释和描述已经发生的人口现象，模拟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的众多学者中，竟然没有一位聪明人以人口学家或者其他什么科学家的身份起草一份人口发展报告建议政府推行某种使自己国家更加强盛的人口生育政策。
但是，与国外不同，在新中国，自从毛泽东提出计划生育的概念以后，这样的人口学家和所谓的其他什么家的大师却大有人在。1980年2月，七机部设计火箭轨道工程技术的宋健反串人口学领域，以“百年预测”的所谓科学成果论证当时正在全国推行的“一胎化”生育政策是中国必须接受的最佳选择。凭借数学功底做控制论专业的宋健是在国门初开的1978年欧洲之行中才知道国外用控制论方法测算未来人口的。回国后，他把从国外同行那里得到计算人口的一大摞资料甩给年轻的李广元，算是这一帮搞数学的人开始接触人口问题的研究。但是，即使从1964年的那次人口普查算起，也已经15年没有普查数据了。更何况在此之前的人口普查和统计都与现在的人口统计学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国那时根本没有宋健从欧洲带回来的资料中的数学模型所需要的人口数据和相关指标。李广元主要从公安部得到一些与户籍相关的人口资料，就开始了他们的人口测算。一年以后，终于搞出了一个按照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那时中国的人口统计中还没有这个指标和数据）分别为1.0、1.5、2.0、2.3、3.0等5种假设情况下的“百年人口预测”。因为这些搞计算机技术的人无法把计算出来的情况写成像样的文章，就又找到了1979年4月刚从教育部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田雪原。两方面的人1980年1月走到了一起，2月13日就向社会宣布重大的“百年预测”结果。“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研究人口问题首次对我国未来100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作为大号、黑体的通栏标题，发表在14日的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鼓吹“当务之急是尽快把人口增长率降下来，向‘一胎化’方案过渡”。针对2个多月前我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一胎化”会导致中国人口迅速走向老化的观点，文章反驳说，本世纪内不会发生老化，下个世纪头20年这个问题也不严重。“在比较遥远的将来，人口老化问题真正出现以前，完全可以根据科学预测，及早地调整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率，把人口发展相对稳定在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上。所以，我们毋须为将来的人口老化而担心，更不必为中国未来人口减少而多虑。”由于“一胎化”政策造成很尖锐的社会矛盾，1982年2月，邓小平－胡耀邦体制确立后，中央出台了以农民“女儿户”为重要内容的现行的生育政策。上个世纪80年代，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在做地方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工作，要求把“一胎化”的生育政策调整到现行生育政策方面。已经担任国务委员的宋健和他的那一帮人对此百般抵制，不断给邓小平写报告，反复标榜自己使用的“国际公认的”科学方法表明只有“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才是中国的选择。1986年，我在提交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讨论会”的一篇论文《评宋健于景元的人口测算》中反驳说，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公认的”科学预测方法，人口预测仅仅是那些测算的人设定的一些条件下的人口发展大势。我在文章里还引用了30年代4位科学家对瑞典的人口预测和7位科学家对美国的人口预测，说明从来就没有谁的预测真的准确过。（该文收录在1988年由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人口理论、发展战略和生育政策》一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该书第218、219页看到这两个图）
我们且不说更多的细节，就说这帮人都是刚开始接触人口，从没有任何知识积累所以是从零开始，第一，没有西方控制论测算人口的数学模型所匹配的数据和人口统计指标。第二，宋健小团体反串人口学从事人口测算的历史满打满算也只有一年多点的时间。第三，田雪原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还不到一年的时间。第四，搞数学的宋健小团体和经济研究所的田雪原合作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帮人敢对社会说他们的计算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的科学成果。请读者自己判定，一帮从其他学科反串进入人口学领域，把用极不匹配的数据的计算称之为科学研究结果，并且要老百姓去实践他们的计算结论，这样的人口学家（如果接触人口问题不到一年就可以称之为人口学家的话）与江湖术士有什么区别？
更有甚者，明明早在1979年4月5日，李先念就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订出切实有效的办法，包括法律的和经济的办法，鼓励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孩子”；6月18日，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在全国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6月27日，国务院副总理兼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在中央党校给来自全国的高级干部讲计划生育课，两次提出“一胎化”的词句，要各地干部现在就打电话回去，实行战略重点的转移。人民日报在报道这次讲课的新闻报道题目就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最好生一个”上来》。1979年12月，陈慕华在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讲话说，“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这是从今年以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控制人口增长的好经验。”“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来，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战略任务。”1980年1月9日，陈慕华在军事科学院的报告中要求“从现在做起，按农村百分之八十，城市百分之九十夫妇一个孩子”。2月3日，陈慕华在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等单位召开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上又说，“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到抓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项战略任务。……只有逐步做到城市百分之九十五、农村百分之九十的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才能够控制在十二亿左右。”
这些情况都说明，早在宋健1980年2月13日出现以前，陈慕华就已经不遗余力地为“一胎化”政策工作了将近一年了。明明是这帮在那时还不起眼的一帮舞文弄墨的书生向陈慕华的“一胎化”政策上靠，可是，随着时间的流淌，最近20年，宋健田雪原等人逐渐把历史说成是他们先有了一个百年预测，提出了“一胎化”，党中央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受他们的诱导，美国的人类学家Susan Greenhalgh还写了一本在国外很有影响的书，说中国这次人口决策因接受国防科学技术专家的意见，改变了那种说我们国家是长官决策的认识。该书出版以后，宋健以沉默的态度认可这一说法，田雪原还不断撰文加固这一误导性的认识。按照这样的做派，把这帮人与江湖术士联系在一起其实还不够确切，简直就是江湖骗子。
还有，进入新世纪以后，由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蒋正华牵头搞了一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原国务委员宋健在内的，囊括了许多两院院士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蒋正华与宋健有比较接近的学科背景，只不过所出身的西安交大属于地方军，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他进入人口学领域的时候，最多属于宋健的跟班，被宋健及其嫡系的那帮人看不起。现在因政治身份当了名义上比宋健大的大官，就又当别论了。2004年，蒋正华异想天开要做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我们知道，中国的所谓人口发展战略，少不了要做人口测算。在此之前，2000年10月1日，我国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但是，国务院人口普产办公室根据10月5日初步汇总的全国人口不到12亿的结果，立即决定停止预定的普查程序，要求全国的普查员回头再做一次“补查漏报”工作。经过将近20天寻找遗漏人口，全国总计为12.4亿。即使如此，这个数据比国家统计局1999年年底的人口数还少1600多万，甚至于比1998年年底还少300多万。为了与此前公告的人口数据衔接，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又增加了2000多万，公告我国总人口12.6亿。本来，人口普查是由中央政府领导的一次权威的独立的人口调查。可是，这次普查期间违犯普查程序安插一个“补查漏报”和最后空降2000多万，显然都是用1999、1998年等平时的人口动态检测来影响和决定人口普查。蒋正华数学学科背景和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在印度学习人口统计当然应该懂得人口普查和调查应该遵循中立和独立原则，当然懂得这是一次失败的人口普查，其数据无法使用。如果做人口战略研究，计算未来的人口究竟该用那个数？国务院公告12.6亿，应该说是国家认可的我国人口总数。但是，这其中有2000多万属于空的，没有具体的性别、年龄以及空间分布、职业构成，是无法拿来做测算使用的。用12.4亿？国务院普查办公布全国人口数为12.6亿就直接否定了12.4亿，也是不可使用的数据。还有，测算人口数据必须确定妇女生育率，按照2000年人口普查的资料普查前一年的妇女生育率为1.22，几乎所有的人认为太低，不真实；除此之外，其它数据由都没有权威性的调查支持，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使用1.8-1.9，都只是一个估计的数据。所以，如果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应该知道不具有作战略研究的基本条件。但是，蒋正华竟然敢做这个课题。当时的国家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还号召各个省、市、自治区的计划生育部门动员全国的人口学研究机构都来做这个题目。2004年6、7月份，我那时还在山西省政府所属的一个单位工作，一次由省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召集的会议上，我讲述了因为上述的理由根本没有条件做这个课题，并指名道姓地批评蒋正华这样做是欺世盗名和明确拒绝参加这项研究。2006年春节前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上，我在发言中再次申述上述理由，并说我将拭目以待，看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怎样做这个课题。一年多以后，“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竟然真的做出来了。整个课题报告可以不交待计算的数据怎样来的、具体如何处理，但可以有发展目标，有要求今后30年继续把妇女生育率控制在1.8，有继续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的建议，等等。据说，该课题递交中央后，成为编制中国“十二五”计划的基础。一个不具备测算条件的所谓“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就是这样糊弄国人的。
根据我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即使没有人口统计学知识的读者也完全可以自行判断出来，近30年来在我国似乎产生重大影响的两次人口测算恰恰都是根本不具备人口统计学计算要求的基本条件而由当事人瞎糊弄出来的结果。我之所以说“似乎产生重大影响”是因为这种影响完全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即使完全按照人口统计学的要求条件经过人口统计学家（简称人口学家）很严谨地测算是一回事，人口发展的实际过程又是一回事。不用说那个在人口学家的电脑里或者被打印在纸上的东西纯粹是按照人口学家的假设条件计算的结果，就是客观的人口过程就竟是怎么一回事现代科学还根本没有弄明白。不错，如同每一滴水珠汇总为一条江河或大海一样，各个家庭的人口实践也最终演绎出全社会的人口过程。但是，与那个可以直接从江河海洋分离出无差别的水珠迥然不同的人口过程除了化学的、物理的运动以外还有生物的和社会的运动过程，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会涉及有利害关系的不同集团和处于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各个家庭，以及有思想有感情的人。这样，那个总是处在运动状态的总人口过程和千百万社会条件都不相同的家庭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必然联系却是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们还无法解释的问题，从而各个家庭的具体生育和社会总人口之间的关系本来是人类还根本没有提出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除了我们国家以外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和他们的人口学都没有想管制自己的老百姓生孩子的原因），我们国家却出现了两位大科学家，一个宋健和一个蒋正华，竟要求老百姓按照他们的所谓“科学计算”去生孩子。宋健蒋正华，一丘之貉也。两人除了一个先有了伪装的科学计算从而获得政治地位和一个先有了政治地位从而拥有了伪装的计算似乎有所不同外，在欺世盗名的手法上连一丁点的创造都没有。由于成长于乱世之中而又不自律，就既缺失了传统文化中“处江湖之远忧其君、处庙堂之高忧其民”的士大夫风尚，又没有得到资本主义市场熏陶的职业操守。宋健蒋正华似乎属于知识分子，但是却迷恋官场仕途和习作无德政客的那一套作派，无法从已有的知识升华出独立的科学品质从而获得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所以才会沦落为江湖术士一般把所有之技当作骗取功名利禄的手段。
上篇博文《自由生育权是一个不容讨论的问题》是直接根据联合国等一系列国际社会的公约所约定的生育权属于基本人权推导出来的命题。从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联合国产生以来，以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为标示，人权理念和人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要素。与此同时，现代人权理念也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建设现代文明和法制社会的基本考量。人权，按照恩格斯的理论，就是资本主义时代超越了民族国家范围的、普遍的自由和平等权。在现代社会里，人权问题是一个无论现代国家或者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都只应该予以尊重和保护。这本来就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经我叙述和归纳的命题又如此简洁、明了，还是遭到反对，充分说明在这些人的心灵中根本就没有放置人权这一概念的土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条件导出现代平等和人权观念的时候说，它们“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我国一般平民（我相信那些达官显贵们是不屑于在我的博客上留言的）对人权的无视和淡漠（达官显贵们持这样的表现倒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政府过去对这一类问题认识的偏颇从而在现代人权观念在全世界都有了极大普及的那个刚刚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没有对我们国家的公务人员和民众给予人权理念的教育，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说的“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来衡量表明我们国家还处在相对较低的历史阶段里。与我国经济社会落后相适应的是，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总体来说也都还是落后的。但是，相比之下，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的领域倒是一个相对超前的一个学科。说其超前，也并不是学术水平比国外先进。因为国内连比较接近我国人口实际的数据都没有，即使是有作为的人口学者也都只能像学生习作那样在那里假数真做，所以，其学术水准也是无法与国外先进相比的。但是，30年来，因为联合国人口基金等国际社会的资金支持，为我们培养了一批人口学家。现在主要高校和研究单位的人口研究机构的重镇，其领军人物基本上都是海归，在国外受到过多年的系统教育。即使个别国内培养成才的骨干，只要身处部属高校的人口研究机构或者国字号的研究单位，也都有许多的机会出国交流或者做访问研究。所以，中国的人口学家都了解全世界就只有我们国家实行由政府决定国民生育的计划生育制度，知道大量国际公约明确规定生育权属于基本人权，懂得生育行为作为人权是一个不容许讨论而必须尊重和保护的问题。过去，我国政府不允许公开讨论生育政策，大家只好在计划生育体制内寻求相对合理和宽松的办法。现在，当停止计划生育的民间呼吁日渐高涨的情况下，现代知识分子应该与人民站在一起督促政府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相反，如果还在那里编造各种精巧圆滑的理论和制订一些所谓“逐步完善、分步放开”之类的所谓狗屁规划而让人民持续承受不合理政策的折磨，那就失去了做人的底线。
2011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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