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0年后，外籍律师仍然无权代理中国客户出庭。究其原因，中国官方担心某些对于司法改革的要求最终会加速针对其他核心问题变革的要求，比如一党专制，于是干脆一律不许外籍律师掺和进中国的司法体系。
原文：Insight: China's foreign lawyers argue case from the gallery
作者：Don Durfee
发表：2011年10月4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团长荡漾”翻译
北京（路透社）——在律师们的帮助下，中国达成协议并进入世贸组织10年后，它迈出的这一步为外籍商人提供了大量的商机。然而在中国的外籍律师要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条件还只是愿望而已。
中国和之前的日本以及韩国一样，大大限制了外国法律公司的工作范围，不允许他们，以及和他们工作的所有本国律师来直接介入中国的案件。
世贸组织的协议让这种境况几乎毫无改观，对这方面的限制在过去十年甚至变得更加严格了。
“在入世谈判之时，美国和欧洲的律师事务所并没有提出律师执业的问题，”普衡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负责人李德维（David Livdahl）说。他还指出，那时大多数中国的律师事务所只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发展上，不是什么有竞争力的对手。
“现在中国公司到全世界各处投资…该国的国内（律师）事务所也跟着进入了许多外国的司法管辖区，并未受到如外国公司在当今中国受到的限制。”他说。
确实，像贝克•麦坚时律师事务所，伟凯律师事务所，世达律师事务所这样的律所在中国的盈利主要靠为西方客户提供咨询。但是，如果要接中国的案子，他们必须和国内律所合作。
律师们说，该国执政的共产党没有哪怕一丁点改变的意愿，因为他们害怕一个有力的法律系统会动摇其统治。
“法律业和其他服务业有所不同，这里面夹杂了政治因素和公民权利因素。”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律师说。
“结果就是，对中国政府来说，外国律师掺和进来得越少越好。”
管辖法律事务所的中国司法部拒绝予以置评。
越来越紧
中国司法系统对于外国律师的壁垒并不是绝无仅有的。日本在2002年开放这一领域之前亦不允许外国律师直接介入案件。韩国已承诺取消其（对外国律师的）限制。
然而在中国，这些限制却变得越来越紧。
在过去十年内，司法部禁止了诸如商务部反垄断署这样的政府部门去接触外籍律师。
“八年前我在处理我们的首件反垄断案的时候我还能直接和反垄断署共事”普衡的李德维说。
“现在，尽管外国事务所有着大量反垄断专家，我们仍无法与他们直接合作来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并购案和反垄断案的服务。”
而且中国律师在加入外国事务所后会被暂停执照，这越来越麻烦，尤其是那些优秀的中国律师在外国律所找到工作后居然无法在本国直接办案。
“中国政府用这项政策禁止了一群非常有天赋的中国公民去进行司法实践。”一间外国事务所的一个中国合伙人说。
本地事务所显然受益匪浅，包括律协和当地税务机关商定的优惠税务政策。
即使是这样，有些中国律师仍然支持变革。
北京友邦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关安平认为，保护性政策滋长的自满情绪使得中国律师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
“这（保护性政策）不一定对本国律师有好处。他们的竞争力无法提升，相反似乎还在下降。”关安平说。
不着急
变革可能很遥远，部分原因在于国内政策。
共产党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加强法治。然而后来，由于害怕其权威受到活跃律师的挑战，它开始走回头路，Carl Minzner说。他是纽约福德姆大学的法律教授，专攻中国法律体系。
这些倒退包括警告国内律师避开敏感案件。
“中国官方开始担心某些对于司法改革的要求最终会加速针对其他核心问题变革的要求，比如一党专制，”Minzner说。
一些律师说，以上想法导致的谨慎使得在外国律所方面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变得更加不可能。
“（让政府不愿推动变革）有两个因素，”友邦律所的关安平说。
“一个是中国希望它自己的律所能够变强。但这并不是官方真正关心的，他们关注的是如何让保住这个制度”
尽管不大会放松管制，中国也没什么理由进一步加强它们——西方公司依靠跨国律所来帮助他们在中国投资，而外国人也会协助使中国的商务法律系统和国际接轨。
“中国非常热心于让世界接受中国合同的标准，”世达在北京的一个合伙人Jon Christianson说。
“而政府部门中的很多人都明白如果体制内没有外国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Sally Huang对本文有贡献；本文编辑：Brian Rhoads 和 Robert Bir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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