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到今天，时间正好过了一百年。这期间，大陆政治继续激烈变革，抵御过侵略战争，国民党与共产党从合作走向内战，大陆与台湾成为分治的海峡两岸，海外华人也在风云跌宕的国际局势中渐渐从“华侨”变成“华人”。今天回头看，辛亥革命既是海峡两岸的共同纽带，也是中国与海外华人共有的历史坐标，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华人追寻现代文明的精神起点，各地的隆重纪念正说明它的独特意义。
然而，这段重要的、也继续受困于意识形态话语的窠臼，又继续寄托了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期望、对现实的曲笔批判与借古讽今的评论。有学者指出，“辛亥革命”仍是一场没走出的革命，在当前世界最大的华人人口群体中，当年的先进者追求的民主、宪政理想，依然任重道远。
没有走出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在中国一直具有强烈的当下参照意义，仍是一个世界想象的镜子，包含明显的政治利害关系和强大的心理投资。”
谈到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专家、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雷颐受访时，首先强调“辛亥革命没有死去”。雷颐指出：“辛亥革命在大陆，在两岸，在华人社会，直到现在都是很敏感的，我们没有走出辛亥革命。”
国共两党围绕历史诠释权的角力，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而这个争议一直到今天双方都还在各说各话。
国共两党争夺“辛亥革命”话语权
回溯历史，早在1949年中共建国、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前，国共两党在殊死斗争中都要争夺“辛亥革命”的话语权。国民党以辛亥革命的正统自居，将共产党人作为“逆党”。共产党人建立起一套从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到共产党革命，即从农民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再到无产阶级革命，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革命历史话语”，强调共产党才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真正继承人，是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
雷颐受访时解释说：“共产党是讲究历史渊源，讲究历史合法性的，它所谓的中国近代史中的革命，代表了历史的必然，这个话语它始终是不能动的。”
1949年以后，辛亥革命作为中共“革命话语”中的一部分，依然是主流意识形态论述中共执政地位正当性的重要环节，同时又增加了对台战线的内容。
海峡另一端，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则将“辛亥革命”与“国父建国”作为反“台独”的论述主轴，以此接续“一个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脉络。对此，亲台独的绿营人士不以为然。
两岸纪念辛亥百年“各说各话”
上述背景，决定了两岸在辛亥百年继续“各说各话”，不可能共同纪念。在台湾，官方斥资17亿新台币(约7258万新元)主办100多项庆祝活动，主题定为“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大陆则是“辛亥百年”，对辛亥革命解释侧重其“阶梯作用”，一面肯定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一面坚持它有局限性，“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后一个任务最终由10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完成。
面对对岸的高调纪念，大陆虽乐见“一个中国”主题的延续，又无法接受“建国”这个挑战中共统治合法性的主题。
据雷颐介绍：“所以一些国际会议，如果主办方没有注意，用了辛亥建国100周年，大陆就不能参加，要改成辛亥革命100周年，才能参加。那台湾也有它的敏感，凭什么把建国拿掉?对它来说就是中华民国建国100周年，中华民国是100年前建立起来的。”
对国民党来说，“民国”的存在不仅是历史，也是不容否认的现实。台湾行政院文建会主任盛治仁几个月前接受外媒采访时，就强调中华民国不但持续存在，而且“建立了华人社会有目共睹的民主体制”。
但在学者眼中，上述说法也是“政治话语”。按照大陆近代史专家袁伟时的观点，早在1926年，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段祺瑞下台，就标志了辛亥革命的崩解。一年后国民党建立了全国政权，新建的党国体制实际上已经不是辛亥革命后那个三权分立架构的“民国政府”了。
告别革命与不能‘告别革命’之争
对于重大历史问题，学术界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属于正常现象;然而如果“各说各话”是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那往往意味着对话与讨论的空间被压缩，双方各持己方“真相”不容辩驳。
“辛亥革命”话语在两岸官方充满矛盾与隐情，在民间，又有另一种辩论在大陆知识界进行，它同样带有隐喻与现实的影子。
大陆社会对于辛亥百年的纪念与回顾热情，明显要甚于台湾。除却官方媒体的造势报道外，去年下半年开始，市场化媒体与网站纷纷推出相关的专题、学者专访、讲座，从各个方面去剖析辛亥革命的起因、评价，对今人的启示。像广东媒体《南方周末》推出了有关辛亥革命的系列专访与连载文章。
出版界也异常热闹。今年来，大陆出版界可以说出现一股“辛亥热”。从中国最大的图书网站“当当网”的书目查看，2011年出版、围绕辛亥革命历史的图书多达60多种，包括了历史宏观叙述，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分析、历史图片集、画册、人物逸闻与传记等等，不一而足。迹象显示，这些出版物受到市场欢迎，例如人民大学学者张鸣的《辛亥：摇晃的中国》，虽然是历史性论述，依然热销十几万册。
媒体刊登影射现实文章被整肃
舆论的兴趣，却不表示这个课题不再敏感，没有若有若无的禁区。反之，去年下半年至今，即发生过媒体因刊登影射现实性强，或者对历史人物评价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文章而被整肃。据境外媒体报道，湖南《潇湘晨报》以及广州时政杂志《南方窗》，都有总编、执行总编以及社长级的主管被撤换。
在大陆民间近期的讨论中，一个日益清晰的隐题，是当前的中国社会该肯定革命还是反对革命?这个问题的现实指涉性，给纪念辛亥革命的话语赋予新的隐喻意义与敏感。
这已不是大陆学术界第一次对革命进行反思。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以近代思想史名家李泽厚著作《告别革命》为代表的反激进主义思潮，就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持批评态度，并认为当年如果是晚清政府顺利立宪，中国后来的历史可能更少波折。此后大陆的辛亥研究中为立宪派讨公道，蔚然成风。
李泽厚提出“告别辛亥革命”
李泽厚在上个月底接受访谈，更针对性地提出要“告别辛亥革命”。李泽厚强调辛亥革命的成功非常偶然，反之1906年清政府已经在改革。当年制订的法律，甚至包括较完备的新闻法体系，到今天看依然很超前。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转型。
然而，与当年备受热议相比，李泽厚此时被知识界人士公开批评为守旧，有人撰文提出，现在是时候“告别李泽厚”了。在另一些文章里，大陆作者则强调，为什么不能告别革命?首先要追问清政府的政策，清政府令人失望的改革(立宪)。
在今年初发表《走向革命》专著里，雷颐详细讨论了1906年以后，尤其是1911前后半年的氛围，当年4月同盟会精心策划的“黄花岗起义”惨遭失败，谁能料到半年后一场偶然的起义后满清就此坍塌?他认为答案是那半年里，代表体制内人士的士绅决定与革命党人合流，这一转变的根源又在于清政府的措施——包括宣布成立皇族内阁、铁路收归国有等收权、垄断权力的政策。
士绅转向激进原因的另一种解读，是清政府失去了公信力。雷颐受访时指出，有些论者极力想搞清楚清政府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它的行为给受众何种观感?“如果受众认为你是真的，你就能维持;如果你是假的，连体制内人士都认为是假的，你就维持不了。”
而传统上“经济危机导致革命”的说法，并不能在当年的历史中找到佐证。20世纪首10年中国的经济正往上发展，工商业发展带动经济转型，士绅要求更多权益，当这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革命发生的概率就相应提高。
对执政者来说，如何不让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引发出另一场改革还是革命的话题，恐怕也难以回避。
辛亥百年，中国建立共和体制第100年纪念之际，如何避免下一次“革命”仍是一个议题，多少有些反讽的意味。辛亥革命过去了100年，中国也在改革与革命两者间辩论和往返了100年，民主宪政、天下为公的理想却依然在追寻的途中，社会转型的道路依然漫长。当前世界经济阴霾重重，中国国内经济却欣欣向荣，城市里一片歌舞升平，但难以化解的社会矛盾也清晰可见。改革还是革命，答案和钥匙其实在执政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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