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 自治的和管制的秩序

　　
 　　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秩序，没有秩序，人就无法存活。因为没有秩序，任何规则都不成立，人也就不知道该怎样跟人打交道。中国人一向被认为是个讲究秩序的民族，听话，规矩，一直都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条，能遵守这样信条的孩子，家里家外，都有人夸。在一些官方场合，中国人总能按照地位高低，年龄大小的顺序安排活动。有外国人甚至说，接待中国的代表团，无需名单，就知道谁是团长，谁是副团长，团里人的地位，肯定是按照地位高低来排列的。走在最前面的，肯定是团里最大的领导。第一次鸦片战争，进入中国土地的英国军人，虽然跟当地的中国人素不相识，言语不通，却发现中国人很快就知道他们谁的官更大些，因此多给些尊敬。
 
 　　但是，似乎具有秩序本能的国人，在某些场景下，却是最不讲秩序之辈。只要没有人管，脱离了熟人的范围，那么中国人就成了脱缰的野马，一点秩序也不遵守，为所欲为，令人侧目。历朝历代，只要政府崩解，民变蜂起，原来温顺的顺民，就会突然变成暴民，能惹出任何人都无法想象乱子。每次朝代更迭，人口减半，几千万甚至上亿人命的丧失，都是原来守秩序的顺民自己干的好事。
 　　国人的秩序，本质上是一种管制的秩序。有人管，而且管制力度大的时候，肯定秩序井然，但没有人管，或者管制力度小了，就会天下大乱。有很多人作乱，其实并非图财、图色之类的欲望，而是出于要乱一下的内在需求。义和团运动期间，尽管义和团杀洋灭教，其实好些老百姓对信教的教民并无仇怨，但只要有人在乱杀人而不受惩罚，就会有人跟上。他们认为，既然现在杀人不偿命，为何不杀？管制久了，压抑时间长了，人就要释放，哪怕是伤天害理的释放，也是一种选择。
 　　对于管制，不仅被管的人习以为常，管制者也十分热衷。也就是说，管人的和被管的，都有积极性，周瑜和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在上面的统治者，没有不喜欢秩序的。但他们喜欢的秩序，却也只能是管制出来的秩序。高压，惩罚，鞭子加上屠刀，所谓的仁政，只是管制之余的点缀。道德教化的推行，也无非是期望被管制者自觉意识到管制的合理合法，少给管制添麻烦。原始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变为三纲五常，无非是单向度的顺民道德，没有了被管制者商量的余地。这样的传统延续到今天，我们看到，每当某个地方需要整顿秩序的时候，有关单位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加派人手，加强管理。每个路口，如果没有了摄像头，没有了交警和协管员，那么即使有红绿灯，也一样乱成一锅粥。
 
 　　我们的社会已经很现代了，在硬件方面，几乎跟发达国家没有区别。但是，我们的国民，却一直没有养成自治的习惯，民众不会自治，管理者也不支持自治。没有自治，就不会有自治的秩序。没有自治，就没有民众遵守秩序的自觉。人们就永远无法意识到，秩序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是他们生活的必须。所谓公民意识的养成，唯一的途径，是从自治这里经过，绕道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秩序，生于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