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先生出生时，辛亥革命已经过去十年了。今年九十岁的他，对于辛亥革命没有任何记忆，但是对于“中华民国招牌下”的北洋政府仍然有些印象。
何兆武是清华大学教授，长期从事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在学界享有盛名。他回忆说：“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大有不同。北洋没有意识形态，国民党就开始意识形态的统治了，不过，国民党的思想统治也不彻底，学校里自由主义还是有相当大的比例。”
何兆武的大学时光，就是在洋溢着自由主义的西南联大里度过的。他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系，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快乐的青春时光，“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
西南联大毕业后，何兆武在先后到台湾、湖南教书，1949年开始“参加革命工作”。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他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参加了历史学家侯外庐领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班子，作为侯先生的助手工作了三十年。
1949年以后的很多年里，各种政治运动不断，即使是学术研究机构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参加运动的余暇，何兆武偷偷翻译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西方名著。“文革”后，何兆武将研究重点转到了中西思想史以及史学理论方面。他译介西方史学哲学等思想理论，仅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就收录他的八本译作。
有人说:“如果你想了解当下中国学者对历史哲学的最高研究状态，就不能不读何兆武先生的论著。如果你想通过中国学者的目光去审视西方的史学思想、史学思潮、史学流派，然后反转身来，再去审视当下的中国史学，同样不能不去读何兆武先生的论著。”
20世纪80年代，清华大学亟欲恢复往日文理综合大学的荣光，延揽人文社会学界的人才。于是，65岁的何兆武来到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所。至今，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仍然住在清华大学校园的西南一隅，淡泊自然，安详快乐。
在简朴的书房里，何兆武先生和笔者畅谈辛亥革命。在他看来，辛亥革命一百年来，“中国的招牌换得多，实质内容变得少。”
“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大有不同”
马国川：您是一位世纪老人，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的诸多历史事件。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您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最早记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何兆武：我对于北洋政府还有些印象。我出生在北京，那时北京是北洋政府的首都。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大有不同。北洋政府学的是西方模式，有总统，有国会。不过那都是形式，实际上是军阀专政，谁的军队占领了北京谁就专政。北洋没有意识形态。那些军阀就只是为了捞钱，顾不过来意识形态，也不干涉学校。不然的话，“五四运动”也搞不起来。我做小学生的时候，都是童子军，童子军军歌唱“哥哥华盛顿，弟弟拿破仑”。 学校教什么，老师讲什么，北洋军阀不管。
到国民党统治的时候，就开始意识形态的统治了。国民党的体制是学苏联共产党的，“以俄为师”。孙中山说过，“不以俄为师，断无成就”。所以，国民党完全是苏联的那一套，大搞意识形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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