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暂不入室
（2011-10-16）
| 早报导读 |
● 王一鸣
尘点沙
“我的国家，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严冬。在那纯白的仪式里，雪与风正婚配着；在暴风雪的土地上，我的父亲建起了房屋。我要保持我的贞慎，恪守他的习惯和风俗。”
加拿大诗人吉勒·维尼奥特（Gilles Vigneault）诗歌《我的国家》中的一段，被我试译成中文。写这篇专栏之前，我正阅读我的“生日礼物”——友人寄来的吉勒·维尼奥特的诗集。愈发觉得那几句在此时读起来更有感触，而日前在与家人谈到有关生日的电话里，让我以小小惊讶却又异常平静的心情意识到：咦，今年竟没有被问及“婚事”呢。
其实，这之前的每个生日，接到母亲或父亲从国外打来的电话，除了祝福我生日快乐，更不忘对我关切一句：“最近恋爱谈得怎么样啊？”唉，那言下之意真是昭然若揭——“要不要赶快结婚成家啊？”电话这端的我，是可想而知的一番表情，先闭上眼睛，再提气上胸，说：“我目前还是没有结婚的想法。”这个答案我说了至少有三年，没想到在“奔三”的生日里，我不用再重复这句话！我想暂且享受这份轻松，不去探究父母到底是一时厌倦了追问、还是默许了我的决定。
在华人社会中，像我这样已介适婚年龄的青年人，个人的婚恋并非是游离出社会人伦秩序的单纯两人小天地，虽然早已甩掉了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枷锁，但恋爱和婚姻此刻仿似更被桎梏于家庭与社会的伦常之中。
依然记得在中国念中学时《政治》课本里读过根本不懂的一句：“人们的一切活动脱离不了社会生产实践”，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对此做出了庄严的解释：“人总是作为现实的社会的人而存在的，人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总要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使得人成为现实的人”。我小时候的理解是：“睡醒吃喝，上课放学，都得听社会的吧，可能也包括以后找对象、生孩子。”
但“社会”是谁呢？他／她长什么样子啊？我为什么要听他／她的……几乎是童年的头脑里从未有过的疑问，现在反思起来，那绝对是一种“幸运的无知”（blissful ignorance）。
没想到，后来在我母亲的口中，“社会”有了听上去很具象、实际上更抽象、但好在让我搞懂了的“化身”，母亲曾经反问我：“为什么不结婚，别人都结婚！”“社会”终于现形了——“别人”！
以中国人为代表的华人观念中，结婚总是与生子相连，而成家生子除了是承接宗祧，还有为自己将来防老的考虑；只有一男一女结为夫妇，两人有了孩子，才能称为真正的家……这些观念在一代又一代的华人头脑中得到了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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