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旅行日记》，温世霖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207页，22.80元
晚清时帝国的暴力逐渐难以唤起恐惧，而是唤起公众对反对派的尊重。当暴力开始塑造受难的英雄，更多的暴力只能塑造更多的英雄，并且增添悲情色彩。这会成为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冲突和更多的反对者。
宪法不是挡箭牌
整整一百年前的一个傍晚。
宣统二年庚午十二月初七，即公元1911年1月7日晚七时许，天津士绅温世霖正在寓所内晚餐，突然有两三名警官闯入，将其传唤至警察局。三天后，温世霖因为领衔“散步”、主张即开国会，被“遣戍新疆，严加管束”。当时还是北洋法政学堂学生的李大钊，曾积极参与“散步”，后来在母校十八周年纪念日时回忆过这段历史。温世霖对学生的激烈态度有所保留，但还是义不容辞地参与了此次运动，以致被视为“黑手”。
从传唤到遣戍的整个过程，基本没有法治可言。温世霖事发于领衔向政府请愿并担任请愿同志会会长，虽然《钦定宪法大纲》已于1908年颁布，附录“臣民权利义务”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同时规定“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但宪法不是挡箭牌，因为正文“君上大权”第一条就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一部《钦定宪法大纲》，正文是“君上大权”，附录是“臣民权利义务”。“钦定”、“君上”、“臣民”，无不说明这部宪法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精神相去甚远，仅具有象征意义;说明宪法从无到有，但颁布宪法，不等于实行宪政。《钦定宪法大纲》没有成为民权抵御君权的挡箭牌，反而成了君权挥向民权的杀威棒。
时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在《梦蕉亭杂忆》里回忆，天津无赖某君，混入学界，“挟众罢学，通电全国，几至激成巨变，不可收拾”，于是“密拿到案，即日电奏发往新疆安置”。在没有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与其说温世霖被逮捕，不如说被绑架。虽然天津政治运动受到影响，但庆幸的是，温世霖虽然被绑架，却没有被失踪，各地媒体纷纷报道这一事件，社会各界进行营救活动，并未因此被视为同案犯而受牵连。
《昆仑旅行日记》是温世霖写于整整一百年前的日记，记载了他一路发配的“西行漫记”。我在打折书店偶遇，厚厚的一摞躺在那里。留意这本书，是因为我对近代以降的日记和书信情有独钟。这段历史多以宏大叙事为主，那种宏大叙事结构完整、逻辑清晰，但越是完整，越是清晰，越让人怀疑它不是历史，而是意识形态。尽管日记和书信常以自我为中心，但好处正在于只是一家之言、一人之见，并不宣称自己是客观公正的。
此前对温世霖一无所知。读过书中附录文章，才知道他出身于天津的教育世家，与创建南开的张伯苓、严范孙是世交。天津有两个温氏教育世家，一为温世霖家族，一为温瀛士家族。前者于1905年创办普育女子学堂，后者于1930年创办第二所普育女子学堂。普育女子学堂被视为“北方女学先河”，温世霖母亲是第一任校长，1923年去世，孙中山誉为“民国贤母”。与温世霖相比，温瀛士算是晚辈。1945年，两个温家殊途同归：温瀛士弟媳任老普育校长，此时新普育已改名，温瀛士与儿子温刚同去老普育任教。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世：“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出生在农村的一个教育世家。我的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员。”他的祖父即温瀛士，父亲即温刚。
为国家而纳妾
今人对流放的印象，大都来自《水浒传》。林冲被发配，一路机关重重，如果不是鲁智深相助，只能“被自杀”。两位解差董超、薛霸，对林冲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后来罗贯中帮林冲报仇雪恨，卢俊义被发配，董超、薛霸再次联袂登场，故技重施，被燕青结果了事。温世霖比林冲、卢俊义要幸运许多，他遇到的解委像春天般的温暖，一路鞍前马后，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
董超、薛霸陪伴林冲从开封走到沧州，清朝的制度与之不同，温世霖一路途经直隶、河南、陕西、甘肃、新疆，每至一地更换文武两名解委。
最初的两名解委因为缺乏合法程序，公文欠奉，自觉理亏，“言语支吾”，而且因为相处时间短暂，没有来得及培养出感情。此后各地解委都与温世霖建立了“鱼水情”。温世霖对河南两位解委的评价是，一位“人甚慷慨”，一位“照料格外周到，令人感激”，临别时他们“彼此依依握手，黯然令人增感”。读至此处，几乎要联想起江淹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和柳永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后来温世霖和另一位解委话别时，就引用了江淹的这句名言，称“当时之情景似之”。陕西两位解委与温世霖途径临潼县，三人在夜晚同去华清池沐浴，温世霖目疾初愈，行走不便，在解委扶掖之下，安然下池入水。在西安时适逢除夕，其中一名解委送来岳母手做的黄河鲤、蟹黄等菜。
甘肃解委李子珠尤为独特，温世霖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人极开通，颇有肝胆，与余一见如故”。此说绝非客套。李子珠听说温世霖案发缘由，极为打抱不平，建议温世霖家人上访。温世霖感慨：“李君古道热肠，令人感激。”到了兰州，李子珠拿出家藏三十年老花雕，设宴招待温世霖，并建议其纳妾，理由是：“遣戍者孤身至新(指新疆——引者按)，恐有监禁之虞;若携家眷，则可通融，在城内赁屋居住。”李子珠称家中有侍婢两人，可供选择，但被温世霖谢绝。
温世霖遣戍新疆与直隶总督直接相关，甘肃藩司系直隶总督胞叔，李子珠因为与温世霖来往受到牵连，停职三年，解委也换为他人。但李子珠毫不介意，依然与温世霖来往，不仅送去翅、参、鸡、鸭和绍酒，还表示“一介微官”，即使受到处分，也不愿意失去温世霖这位良友。温世霖非常感动，称：“风尘知己，邂逅订交，不谓龌龊世界中，尚有此肝胆照人，侠骨冰心之同志。一念及此，不禁热泪纵横矣。”从第一印象之“颇有肝胆”到日久见人心之“肝胆相照”，温世霖对李子珠的印象一以贯之。
后来李子珠再次建议纳妾，要将两位婢女送来以供选择，温世霖再次拒绝。李子珠干脆责之以大义，劝温世霖“应知一身所负之责任极为重大，切宜为国家爱护保全”。众多友人一致决定为温世霖物色人选，在兰州曾谈妥孀妇一名，但因对方不愿远行，作罢。于是，他们集资百金，委托解委在凉州代为觅一佳丽。这位解委与于右任是关中书院同学，“为人颇有风骨”，慨然应允，并称“绝不辱命”，后来果然兑现承诺，在凉州为温世霖觅得一位女子。今天看来，纳妾有违男女平等的精神，“为国家而纳妾”的说法更是言过其实，但是，这在当时却是一段佳话。
温世霖在兰州停顿时，曾有一位名为陈克义者，声称奉孙逸仙之命对他沿途保护。但温世霖知道绝无危险，不会遇到董超、薛霸，辞谢了远道而来的“鲁智深”。温世霖对一路同行的诸位解委称赞有加，称“所遇各省解委，咸蒙热心维助，是故天佑愚衷，默加呵护”。陪同温世霖到新疆的甘肃解委，甚至产生了调到新疆当差以便“常常聚首”的想法。如此“鱼水情”，在“躲猫猫”频发的时代，读来恍然如梦。
偶遇“张麻子”
在温世霖的“西行漫记”中，一路“默加呵护”的不仅有解委，还有地方官员。虽然直隶总督通电沿途各省督抚对温世霖严加防范，但也只有西安、兰州这些城市的长官贯彻了这一精神。在绝大多数地方，如同《昆仑旅行日记》的编注者高成鸢先生所说，温世霖“不像囚车里的罪犯而像视察中的长官”。
钦犯温世霖仿佛中央巡视组成员，一路不乏结彩悬灯欢迎者，甚至解委都可以狐假虎威。在河南灵宝，即近年来因为警方跨省抓捕网友而名噪一时的河南灵宝，一名解委大声斥责地方差弁：“你们老爷对温大人得罪得起吗!他在北京骂了庆王爷，连摄政王都怕他，你们老爷是不想做官了!”在中央集权制下，对地方而言，所有“中央”来的、“上头”来的，都具有一定的权威，哪怕钦犯也被视为上达天听者。更何况，在一个缺乏法治的环境下，钦犯改日成为钦差大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能得罪。如果在患难之际雪中送炭，将是一笔性价比极高的投资。
但很多地方官员对温世霖的盛情，并非出于投资心理，而是有着观念上的认同。在陕西华山，温世霖一行入住的地方，“室中陈设雅洁，帘帐被褥均新制，极华丽”，茶水点心，“极其适口”。最让温世霖意外的是，房间里还放有几本新小说，“此等闭塞地方，有此新书，直可谓之奇宝矣”。知县“人极开通，思想新颖”，有两个弟弟在日本留学，本来想与温世霖碰面，但是限于官场规则，不便直接出面，派人再三致歉。在陕西咸阳，知县与温世霖有同乡之谊，又受朋友之托，虽然不便出面，但委托属下盛情招待。
也有官员完全不避嫌疑。陕西临潼知县张瑞玑就与温世霖一起“痛说革命家史”，觥筹交错，相谈甚欢，临行时馈赠十二金，供购御寒皮斗篷之用。温世霖称他“言语爽直，精神奕奕，无丝毫官吏习气，与余一见如故”。这与张瑞玑的思想倾向有关，张瑞玑自陈曾是戊戌党人，与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有会试同年及同乡之谊，亲赴菜市口为杨深秀收尸，并周恤杨深秀之遗孤。如果此段属实，张瑞玑和杨深秀当为忘年交，杨深秀生于1849年，张瑞玑生于1872年，两人相差二十三岁。晚清似乎没有那么严格的“政审”，以致张瑞玑这种“动乱精英”居然能潜伏下来，做到一县之长，结交各路好汉，颇有些《让子弹飞》里张麻子的风格，只不过张麻子的事情发生在民国年间。
温世霖盛赞张瑞玑：“风尘俗吏中而有此人，诚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者矣，令人肃然起敬。”两人相见是在1911年1月，十个月后，张瑞玑起事，后曾任国会议员，去世后章太炎为其撰写墓表。1998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张瑞玑诗文集》，该书曾于1988年自印出版。
在甘肃安定县(1914年更名为定西县，后因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而闻名)，县令系晚清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之胞兄，等候温世霖多时未遇，后因公务进省，但嘱属下热情招待，临别前馈赠二十四金，足以购买两件御寒皮斗篷。刘春霖也写信给胞兄，“特嘱从优照应”。在甘肃金县(今榆中县)，知县与温世霖是同年，又是至好，所以听说温世霖途经本地，派家人在百里之外预备酒席招待，自己则出境六十里迎接，双方亦是“一见如故”，临别时知县馈赠十二金。其余各地官员，迎来送往，不可胜数。
海底捞式的待遇
流放途中，温世霖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而是“天下谁人不识君”。他不像家破人亡的林冲，更像如沐春风的宋江，一路各路人马相见，均是纳头便拜。在西安，陕西按察使因为温世霖宾客盈门，设岗禁止宾客。但来访者直接闯入，川流不息，如入无人之地。更有军官在除夕赶来，遇到岗兵阻拦，手持马鞭鞭打他们，代表自己和同僚向温世霖馈赠川资，让人联想起黑旋风李逵或霹雳火秦明。
温世霖一路享受贵宾待遇，据当时天津长芦盐务系统派驻洛阳人员的一封家书显示，温世霖“并无刑具，十分优待”，甚至有“饭后手巾把、漱口盂、茶点、瓜子”——如此待遇大概今日需要在“海底捞”方能享受——所以，写信者感慨：“吾国此次对待犯人这等优异，为从来所未有。”如前所述，除了在西安、兰州等地，温世霖发送电报、访客会友的权利受到一定限制，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仿佛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即使禁令也往往形同虚设，电报自有朋友代发，访客也常常横冲直入。
最受打击的一次是在兰州，温世霖听说甘肃按察使“颇有气节”，于是登门拜访，对方拒不相见，并告诫“不准犯人温某随意出门，随意禀见”。温世霖称：“余生平第一次遭此奇耻大辱。当时闻之愤火中烧，几至晕绝。”但后来，他听说甘肃按察使此举亦是慑于甘肃藩司，情绪稍有缓和。
除此之外，温世霖也曾经受生活上的折磨。尤其在新疆的路途中，遭遇九死一生之妖风，下榻之处积水和马粪混杂，“湿臭之气，触笔欲呕”，夜间更是“冷风彻骨，遍身战栗”。这对世家出身的温世霖来说，几乎难以想象，他感慨“苦痛万状，非言可喻，真可谓人间地狱矣”。可是，如果温世霖知道几十年后在自己途经的地方，有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夹边沟，就会知道他所谓的“奇耻大辱”、“人间地狱”都是小儿科，不足为外人道也。
与高尔泰、杨显惠笔下夹边沟的“人祸”不同，温世霖在“西行漫记”中遇到的问题大都是“天灾”。比如他称之为“人间地狱”的地方，寸草不生而且交通不便，所以条件如此艰苦，并非专政机关有意为之。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温世霖的待遇甚至超过解委和地方官员。
从直隶到洛阳，温世霖乘火车，此后没有铁路，但也不是像林冲一样步行，而是乘车。从兰州出发时，温世霖的车“宽大如一小屋，可容五六人坐而聚餐”，需要梯子才能上下，出了嘉峪关后晚上就住在车上。如果有好事者，可以据此论证“房车”发源于中国。温世霖独自享受专车，两名解委只能共用一辆，与其说他们是解委，不如说更像随行的跟班。
至于饮食，更不必说，地方官员大都盛情款待，几乎一路尝遍各种风味的“农家乐”，温世霖一行也自备了各种食物。在西安，同乡赠送橘柚、鲍鱼、茶叶等物，并有朋友招待以韭黄猪肉饺，“极美，不减家乡风味也”。在陕西乾州，温世霖和解委饭后煮食酒酿，加上蛋清、白糖，“味甚纯美”。在甘肃隆德(今属宁夏)，马哨官馈赠鹿腿和鹿筋，“异味初尝，非常甘美”。在甘肃安定县，马哨官馈赠羊羔一只，他们又购买肥鸡两只，但身边没有调料，只加盐烹煮。温世霖一边感慨“滋味之香美，异于寻常”，一边又觉得不太满足，不过是“饥者易为食”，因为饥饿，所以觉得好吃。
在兰州，因为随后的路途人间稀少，需要自带食物。友人除了为温世霖准备了白米、小米、白面和鸡蛋等必需品，还准备了“腌肉、咸鱼、腊肠、火腿、洋酒、海参、熏鸡、卤鸭、咸菜等物，可谓应有尽有，周到之至”。以至于温世霖感慨，当年柳宗元、韩愈、苏轼贬谪边陲，也未曾享受如此待遇，因而“愧对前贤、扪心增疚”。离开兰州时，友人又送来“一品锅”，为其饯行。没过多久，温世霖又在新疆哈密再次吃到军官赠送的“一品锅”，也有官员在宴席上准备鲫鱼，这在缺水的西北地区堪称珍品，“鲜美异常”。哈密王也视温世霖为上宾，隆重招待。
不仅食不厌精，对于饮水，温世霖也很在意。过了西安，温世霖感慨一路没有清泉可饮，泡茶也没有味道，即使货铺出售的瓶装京茶也只是粗茶。在刘春霖胞兄担任县令的甘肃安宁，水质咸涩，县署专门送来“特供饮水”，该水只有一缸，供县令及夫人专用，取水需两日往返。饭后，温世霖一行先食用梨橘，但是不觉解渴，于是煮水分饮，虽“倍觉甘美”，但温世霖认为是“渴者易为饮”，因为干渴，所以觉得好喝。后来他们途经名为盐水河的地方，煮茶，加上梨枣调味，依然难以下咽。尽管他们抱怨水质，店主却跪求他们口下留水，因为水极为稀缺。于是，温世霖一行用川橘和冻梨解渴。
流窜饭醉
嘉庆年间，洪亮吉流放伊犁，一路作诗饮酒皆被封杀，只有出嘉峪关之后，才偶有动笔，但不谈国是，只谈山水。不可思议的是，温世霖是政治犯，却一路政治活动不断，不像是流放，更像是串联，“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一方面是因为有诸多同乡之谊者，津商曾经随左宗棠入疆，在西北颇有影响，如果以“大同乡”而论，范围更是大至五省;另一方面是因为有诸多志同道合者，立宪虽然不能说是家喻户晓，却已在士绅阶层具有一定共识。在“西行漫记”中，温世霖和天津商会、天津咨议局保持联系。
温世霖流放之初，途经直隶保定，车站居然聚集两千余学生，准备把他劫下，火车没有在保定停留，直接驶过。到了河南开封，河南咨议局议员和学生聚集于车站，加以挽留，反而是温世霖当众演说，劝他们放行，众人集资八百余元，供温世霖沿途开销。此后，一路为温世霖提供川资者，不胜枚举，以至有集资纳妾一事。
这位钦犯简直是一个流窜饭醉分子：一边写信给朋友，主张“立宪应从速筹备”，同时一路会见旧雨新知，商讨立宪大业。他抵达西安后，得知直隶咨议局已经致电陕西咨议局，请求予以照顾。温世霖还在西安与几位同乡兼同志“纵谈国是，并论及革命秘密组织”。一个钦定的政治犯，在流放途中，考察立宪，会见各路反对派，商讨如何起事，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
尤其到新疆境内，天高皇帝远，温世霖不仅私下交流，更是获得公共言说的空间。在新疆奇台县的三天，温世霖发表三次演说。他到实业小学参观，教员率学生六十余人开欢迎会，请他做演说，“殊出意料之外”，此次温世霖就普及教育和救国图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随后，在以商人为主的直隶同乡会、陕省同乡会上，温世霖就商战展开演讲，主张商会互相联络，同时还就主张“讲求自治，凡属公民选举权，万勿轻易放弃”。在新疆孚远县(今吉木萨尔县)，群众围观没有发辫的温世霖，温世霖借机与他们交流，消除了他们对学堂的误会。温世霖感慨：“惜无人为之言说，以开通民智耳。”
林冲到了沧州，须吃一百杀威棒，行贿之后，才称病躲过。温世霖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知府却主动前来探望，并送来酒席。温世霖请示如何“管束”，知府让其休息数日，同时表示：“到了迪化即算完事。”新疆臬宪杨增新也表示：“既已到此，即无事了!”
在迪化期间，温世霖几乎疲于奔命于饭醉活动，“宾朋之来欢迎者，踵趾相接”。杨柳青商帮领袖、日本归来的留学生、各路官员纷至沓来，有送鱼翅席者。当地甚至传有一句俗谚：“请温七爷吃饭请得起，请温七爷喝酒请不起。”因为新疆交通不便，“外国酒极贵，啤酒每瓶银二两，香槟酒大瓶者每瓶十四两”，每次宴请温世霖，洋酒需要三四十金。
朋友为温世霖选择的新居更是胜过江南园林：“房外回廊环绕，院中花木扶疏，又有清渠，一道小桥通焉。窗对博克达山，山头终年积雪，每风雨晦明，云影山光，时时变幻，快人胸臆。可以修养，可以读书，虽终老于此，亦云幸矣。”此外，还有凉州女子作伴，红袖添香。
在《昆仑旅行日记》的最后，温世霖写道：“从此闭户，埋头读书养气，静以待时而已。”
暴力塑造受难英雄
在流窜饭醉途中，温世霖至少两次与朋友预测时局转折的日期。一次在西安，一位北洋大学毕业、担任陕西高等学堂英文教习的同乡表示：“半年之后，必有成效可观。大约大驾行抵新疆，即可返辔。”一次在兰州，甘肃解委李子珠被停职，温世霖称：“预计三年以后，吾侪必能扬眉吐气。”
一个健在了两百六十七年的老大帝国，会在半年至三年之内轰然倒塌?他们似乎太乐观了。但结果如今已经众所周知，不到一年的时间，武昌首义，不久温世霖返回天津。
帝国的统治，通常依靠暴力消灭反对派，通过腐败收买体制内。但温世霖的经历，说明这种维稳模式是难以打开的死结，将面对双重悖论：一是政治悖论，暴力的效用日渐递减甚至适得其反，“钦犯”成为英雄;二是经济悖论，腐败如吸毒一发而不可收，维稳开支入不敷出。两者决定了维稳的不可持续性。
暴力唤起的恐惧比暴力本身更有威力，所以帝国从不掩饰它的暴力，而是通过展览暴力来制造恐惧。但是在晚清，帝国的暴力逐渐难以唤起恐惧，而是唤起公众对反对派的尊重。温世霖被发配新疆，一路不是道路以目，而是觥筹交错，无论体制内外，几乎都对他表示敬意。这种现象绝非孤例，日知会会员胡瑛被捕，判处终身监禁，狱中的胡瑛仿佛流放中的温世霖。范福潮先生在《“精神领袖”胡瑛》(《南方周末》2011年6月2日)里讲述过这段历史：胡瑛在监狱中会见各路朋友，饮酒聊天，商量党务，还与狱卒的女儿谈情说爱;关押在其他监狱的同案犯也大同小异，监狱如同“俱乐部”，同道纷至沓来，甚至狱卒倒茶送水，不但经济无忧，还可以接济困难学生，“若遇同志商谈重要事务，并可于夜间私自出狱”。
或许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专政的程度还不够，所以帝国才会崩溃。但是，当暴力开始塑造受难的英雄，更多的暴力只能塑造更多的英雄，并且增添悲情色彩。这会成为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冲突和更多的反对者。辛亥革命仿佛“光荣革命”，清帝能够和平逊位，没有产生大规模的清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前清室对反对派的优容。
与公开的暴力不同，腐败是帝国的机密。帝国通过反腐与腐败划清界限，公众对此并不陌生，但这隐藏了一个秘密，即腐败与反腐都是治理术的一部分。对腐败，帝国保持默许并进行制度性鼓励。通过这种持续收买，体制内像吸毒一样对帝国保持忠诚，收买的成本却由公众来支付。而反腐则是随时祭起的利器，帝国对体制内的潜在反叛者进行选择性惩罚，同时又制造了反腐的形象工程，一举两得。腐败和反腐像一对健身球，牢牢地攥在帝国的掌心，风生水起。
但是，在制度性鼓励和选择性惩罚之下，腐败之瘾会泛滥无际。公众虽然对帝国的治理秘密缺乏认知，但是他们需要支付腐败的成本，这是无需思考就能感知的负担。河南解委在灵宝借用温世霖“钦犯”的名头，斥责地方差弁，是为了向县官索贿，形成惯例之后，此后各地地方官须按照这个标准行事。事后这名解委要给温世霖白银二两四钱、洋烛一包、茶叶一包作为感谢，温世霖坚辞，感慨：“吏治如此，焉得不亡?”通过流放经历，温世霖发现“所有过往差事，名为由地方官供应，实则征收民间物品、车辆”，此外还要中饱私囊，以钦犯过境为例，如开支为大钱二三十串，地方官要向民间索取二三百串，有十倍之多。
温世霖一路享受的海底捞式的待遇，以地方官吏对民间的数倍盘剥为代价。甘肃安西州官因为无钱供应温世霖一行，以至于“避不敢见”，被温世霖称为“一大笑话”。新疆哈密每年需要像岭南进贡荔枝一样，给西太后进贡哈密瓜，可谓“一骑红尘太后笑，无人知是西瓜来”;每三年还需大贡一次，除了西瓜、骏马等贡品，还需准备赏银五千两以供贿赂。哈密王的女婿因为疲于应对官员的征收，“忧劳致疾，成精神病，医治罔效”。
“京中大臣取于外省之大吏，各省大吏取给于地方官，地方官乃竭民脂民膏以奉之。官如是，政如是，欲国不亡，得乎!”温世霖这样写道。这不是一家之见，陕西“张麻子”临潼知县张瑞玑甚至比他还要激进。这位潜伏的戊戌党人，本来想走体制内路线，造福一方，但他就任之后意识到此路不通。在《红楼梦》里，柳湘莲说宁国府里除了两个石头狮子干净，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陕西“张麻子”则称：“(县衙上下)数百人所得之薪资，无一文非扰民害民而来。除衙前一对石狮子无须养活，不扰害百姓耳!”在与温世霖的畅谈中，张瑞玑多次拍案大呼“非大革命不可”。
维稳有时就是饮鸩止渴，当体制内外、官民上下都觉得非变化不可时，帝国的末日也就到了。只是新疆迪化的“豪华无敌山景房”，温世霖没有享受太多时日就离开了，今日看来尤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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