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后的今天，人们看到的是领导人的历史担当和政治智慧，参与者思想的解放，起草过程的民主，决议内容的亮点和局限，以及在当下重申反对历史倒退的重要性。
改革起航的关键时刻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30周年
□南方周末2011年10月13日
记者 方可成 发自北京
（发表时题为“最具勇气的决议是怎么炼成的”）
30年前一份决定了改革命运的关键文件，正被人们重新阅读和讨论。
这份文件全名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文简称“决议”），经过两年的讨论、起草，于1981年6月底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彼时，中国这艘大船从“文革”迷雾中驶出已5年，但改革依然踟蹰。
十年浩劫，留下的不仅是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和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还有混乱的思想状况。即便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号角，党内外在一些关键问题的认识上仍未形成共识。
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文革”？如何评价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毛泽东？
有人思想依然僵化，也有人越过了界。1977年，“两个凡是”诞生；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1979年，“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在各种观点的激烈碰撞中，这场拨乱反正的转身异常艰难。
决议为大家找到了最大公约数，提供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可能。曾参与决议起草工作的党史专家石仲泉说，这纸文件的作用类似“定海神针”。
随着当事人的不断回忆和学者们基于原始档案的持续研究，远去的历史逐渐清晰。30年后的今天，人们看到的是领导人的历史担当和政治智慧，参与者思想的解放，起草过程的民主，决议内容的亮点和局限，以及在当下重申反对历史倒退的重要性。
早了、晚了都不行
其实早在1975年，毛泽东就曾提出让邓小平做个“文革”决议，不过他想要的是肯定性的决议。邓小平婉言谢绝：“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1977年7月，这位被毛泽东称为“钢铁公司”的领导人第三次复出，很快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设计和主持一份公正的决议成为可能，
早在复出前两个月，邓就已经明确表态：“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矛头直指该年2月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9年10月底，决议的起草工作正式启动。之前有三件事为决议铺路。年初，理论工作务虚会，延续了胡耀邦于1978年发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3月，务虚会临结束时，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9月底，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老帅叶剑英发表国庆三十周年讲话。
“我们起草的决议，对毛泽东的批评，其实很多是吸取了‘理论务虚会’的讨论成果，”曾参与决议起草的郑惠生前回忆说。
先后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地任职的郑惠也参与了叶剑英国庆讲话稿的起草。根据他的回忆，这篇讲话既要为决议做准备，又无法迈开太大步伐，起草者们为此倾注了很多心血。
讲话中有一些有意思的细节：由于刘少奇当时尚未平反，所以只提了毛、周、朱；而所有涉及到毛泽东的问题，都没有主语。
10月30日，决议起草小组开会部署工作。邓小平反驳了那些“把问题留待十二大甚至更后去解决”的主张：“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整理出一份起草小组的不完全名单：主持者邓小平、胡耀邦，起草小组负责人胡乔木，分管部分工作的邓力群、吴冷西，从事具体起草工作的廖盖隆、袁木、滕文生、郑惠、邵华泽、卢之超、龚育之、李洪林、石仲泉、席宣、杨增和、郑必坚。
其中，胡乔木是唯一参加过中共党史上两次决议起草的人——他曾担任毛泽东秘书，在19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中扮演辅助角色，那一份决议树立起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
“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1980年8月，决议起草期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提及的那根多出来的手指，显然指向毛泽东。
“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邓小平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
实际上，给法拉奇的答案也正是邓小平希望向全世界传达的信息。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全程组织安排了法拉奇的采访，他说：“法拉奇采访申请被接受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小平同志确实有话要说……这次谈话不仅对国内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向世界发出了明确的信息。”
这些信息的核心是：中国没有走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的苏联式道路。
在“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分析毛的错误，亦是邓小平为决议定下的基调。“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已经公开平反，林彪、江青两案审判也在准备中，文化大革命显然要被根本否定。在一些人思想上发生某些动摇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条，是很有针对性的。”曾参与决议起草的龚育之生前回忆说，
邓小平曾在主持决议起草期间先后发表过十几次谈话，其中多半都围绕这个问题展开。决议草稿的几次大改，也是因为没有完全符合这项原则。
邓曾多次肯定民间流传的“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他解释：“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在起草过程中，陈云贡献了另一个主意：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比邓小平小一岁的陈云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力仅次于邓，他的建议很快就被采纳。
“这份决议虽然叫‘历史问题的决议’，但实质上是政治问题的决议。”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说。
是内乱，不是革命
决议对毛泽东的错误，尤其是发动和领导“文革”的错误进行了否定评价。分量最重的论断之一，就是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从“革命”变成“内乱”。
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曾经在龚育之生前采访过他。当时龚育之说：“它叫‘文化大革命’，后来又说是政治大革命，可是，它不但在文化上、在政治上不是什么‘革命’，在任何意义上也不能叫‘革命’。那么，能不能说是反革命？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但整个文化大革命不好说是反革命，也不能说是一场阶级斗争，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斗呢？只好叫内乱。”
在最终的决议文本中，这段历史被详细解剖。“‘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第一次出现在党中央的文件中，经济学家于光远回忆，这是他和胡乔木“尖锐争论”后的结果，但他仍不满意：“把1956年到1978年间经济停滞、政治动乱、文化凋敝、人民穷困的中国称作社会主义社会，对我来说是很勉强的。”
另一争论是如何评价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少学者认为，决议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肯定性评价存在失误。“如果说，社会主义改造是消灭私有经济的过程，那么改革开放就是它的逆过程。”新华社原高级记者杨继绳说。
但曾参与决议起草的石仲泉认为，“如果否定了三大改造将是什么后果呢？那就意味着还要搞阶级斗争，而且是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文革’搞阶级斗争就有理论根据。我们否定‘文革’，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能再搞阶级斗争，更不必说那种大规模斗争了。所以，既要否定‘文革’，又要否定三大改造，这是一个逻辑悖论，不能自圆其说。”
“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
决议在20个月的制订过程中，也闪耀着党内民主的亮色。
起草初期，党内对如何评价毛泽东等关键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1980年10月，中央办公厅组织了对决议草稿的大讨论，预定参加讨论的是4000名党内高级干部，所以称作“四千人大讨论”。不过据学者黄黎考证，实际参加的大约有5600多人。
“四千人讨论不是集中在北京，而是由中央把讨论稿分发给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分头讨论，出了大批简报。起草小组同志还到各地方去听修改意见，我去了云南。”龚育之说。
另一名起草小组成员邵华泽也去了云南，参加昆明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的讨论。“会上，大家有许多不同意见，有时还展开争论，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高级干部本身就不统一。讨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学习的过程、思想统一的过程，有些人开始思想很偏激，经过讨论，冷静下来，渐渐地改变了原来看法。”邵华泽说。
法学家郭道晖当时以秘书身份记录国家机关第一组（即人大与政法口高级干部）的发言。他认为：“这是党内前所未有的一次思想解放。”
他引用中直机关七十多岁的老同志陶白的话说：“我入党以来，真正解放思想，这还是第一次。会上我们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也就是说，敢于摸老虎屁股，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不是过去没有觉悟，没有看法，而是不敢讲，这不是偶发的，是酝酿已久的思想大解放。”
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认为，尽管今天看来决议仍有许多局限和不足，但发动几千人认认真真讨论问题的方式值得肯定和镜鉴。
在四千人大讨论后，不断修改的决议草稿又多次在不同范围征求意见。就在决议通过的前一天，中央还邀请在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全国政协部分老同志共130多人讨论，并吸取了他们提出的部分意见。
警惕和防止倒退
在决议通过20周年时，龚育之曾提出：“要警惕和防止从历史决议已经得到的成果后退。”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无视新中国的成就，二是淡化、回避“文革”错误。
“10年后的今天，这两种情况仍然存在。”石仲泉说，“有人讲党的历史和毛泽东只讲错误一方面，还有人不是鼓吹为‘文化大革命’翻案和为‘四人帮’平反吗？这是从决议的结论倒退。”
强调今天守住决议的底线，成为诸多学者的共同观点。也有人提出，是否要重新做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认为：“这话当然有充分的道理，但对一个执政党来说，这难道是最好的方法吗？我认为这种检验应是经常性的，应是有制度保证的，首先就要解决党内民主问题。”
实际上，“制度保证”也是邓小平曾经强调的内容。在决议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字句：要“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
在接受法拉奇采访时，邓小平也屡屡谈及制度问题——
“他（毛泽东）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
“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刚才我说我们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内。”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郭道晖认为，重写决议的基础在于各方取得共识，应该开展思想解放的民间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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