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真的“终结”了吗？
——历史见证了什么？
作者：passe01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0-17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7 17: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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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一书，简单地叙述了“文革”的源起、全面爆发、全国动乱的形成和升级，重点介绍了伟大领袖对小平的态度和小平的历史功绩。作者薛庆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局长，得天独厚的写作条件，在书中引用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对于深入研究那段历史很有借鉴作用。作为专事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局级领导，对那段历史应该有一个明确科学的认识。但是读过该书以后却感到一头雾水，现就以下几个问题求教于作者和读者。
第一个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
作者用一半的篇幅叙述了小平在“文革”中“逆水行舟”的过程，包括如何被打倒，如何受到伟大领袖的“保护”和复出，以及挫败江青集团“组阁”的阴谋和第二次被打倒。林林总总，不可谓不详细。但是，对伟大领袖究竟为什么甩开自己亲自创立的党和国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把那么多开国元勋打翻在地，却没有进行深入分析。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把全国人民推入动乱的深渊?究竟是道路之争、路线之争，还是权力之争?是他利用了党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排除异己，维护自己的最高执政地位，还是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他那么英明、洞察一切，在大是大非面前为什么没有能够分清敌我，反而认敌为友、认友为敌?那么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出生入死久经锻炼的老革命们，为什么没能阻止他发动这样一场长达十年之久、损失如此严重的大动乱?是认识不清，还是心里清楚不敢反对?全国人民为什么那么发疯似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原因究竟是什么?等等。对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说是为了“反修防修”，那也是文不对题、无从谈起。因为被打倒的不是几个、几百个，而是“一大片”。难道那么多老革命都背叛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一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揭露的材料来看，也谈不上一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顶多是党内路线之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目标是一致的。把党内的路线之争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显然是错误的，背离了毛泽东自己关于分清两类矛盾的科学论断。况且“反修防修”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从第二国际开始的“修正主义”并没有背离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修正，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也没有改变苏式社会的性质;对于我国来说，在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当然就更谈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又有何“修”可反、何“修”可防呢?如果谈到改革开放后所走的道路，那确实是选择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就更没有修正主义可反可防了。
从书中所披露的史料来看，“文革”的那段历史所“见证”的，是伟大领袖之所以抛开党和国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十年大动乱，实质上是以反修防修为名，诱导群众，利用党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铲除异己，维护自己的最高执政地位，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
作者在书中写道：“‘文化大革命’初期，依靠红卫兵和青年学生，本意是想在革命大风大浪中培养和造就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结果却‘天下大乱’。本来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后来一个个竟然成了无法无天的‘混世魔王’”。
“1月25日，毛泽东听取会议汇报后，作了正式讲话。指出这次会议‘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解决‘思想不通’ 的问题。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是以前过于信任人，在中央搞了一线、二线后，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推行不了。”
把这两段话相对照，可以明显地看出是自相矛盾的：前一段的“本意”与后一段的“原因”风牛马不相及;前一段的“本意”不是毛本人的，而是作者美化的，只有后一段的“原因”才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而实际情况却是：正是由于毛退居了第二线，刘、邓在第一线主持工作，才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毛的“左”倾错误，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使形势出现了转机。这也就充分证明，毛之所以抛开党和国家亲自发动和领导十年大动乱，就是为了夺回被刘、邓掌握的第一线的最高权力，继续推行他的“左”倾路线。可是毛退居二线，是由于他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推行“左”倾路线使中国陷入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让刘、邓到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收拾残局。当形势好转以后，毛不但不感激，反而恩将仇报，回到第一线，掀起动乱，必置刘、邓于死地而后快。然而奇怪的是，在刘、邓等毫不知情、不理解的情况下，并且在毛不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竟然通过了把矛头指向自己的《五.一六通知》，岂非咄咄怪事!在关键时刻，邓顶不住压力，居然对康生说：“我的工作交给你，我不能工作了。”软弱到如此程度，究竟是因为什么?
作者说什么“本来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后来一个个竟然成了无法无天的‘混世魔王’”。这纯粹是对青年学生的污蔑。请问作者：“本来是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为什么“后来一个个竟然成了‘混世魔王’”?是谁污染了他们?是谁把他们引上了邪路?是谁糟蹋了他们的大好青春?给那一代的青年学生戴上“混世魔王”的大帽子，岂不是侮辱了整整一代人吗?作者不为他们鸣冤叫屈，反而贬斥侮辱他们，良心何在?这样的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长怎么能够正确地把握党史教育呢?
第二个问题是：“文革”真的“终结”了吗?
“终结”者，终了截止之谓也，也就是说不可能再发生“文革”那样的内乱了。真的如此吗?那就让我们看看在新中国建国十七年后，为什么爆发了十年大内乱?原因究竟是什么?只有找出产生“文革”的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不然的话，重蹈历史的覆辙就是很难避免的。对这个问题，书中并没有明确论述，何谈“文革”的“终结”?既然“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如果找不出发生“文革”更深层的政治经济原因，虽然由于毛泽东去世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人结束了“文革”这种形式的内乱，但并不能保证从此就不再发生其他形式的内乱，说什么“终结”还为时过早。
对发生“文革”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一段深刻的论述：“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流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这才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才是发生十年大动乱的直接原因。
遗憾的是，作者在书中既没有更多的披露这方面的史料，对这方面的现象也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只是武断地说“‘文革’的终结”。
其实，“文革”是否已经“终结”，不但在于是否已经找到了产生“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而且更重要的在于是否已经找到了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原因，在于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了这些原因，建立新的制度。在这方面，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上述引文中所说的“种种历史原因”到底是指什么?究竟是什么“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才是根本，只有找出这个根本原因，才能采取有效措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
那末，这个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对国际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如何评价问题。
众所周知，根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既不能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也不能从人们的头脑中设想出来，更不可能用暴力创造出来，只能由资本主义社会孕育出来。当资本主义发生了经济危机，造成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以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为了解救社会于倒悬，马克思恩格斯开动自己的大脑，运用反向思维，对未来的新社会进行了“设想”：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新制度，按照统一的计划组织生产和产品分配，始而“按劳分配”，继而“按需分配”，以此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一部分人依靠占有生产的物质条件剥削他人的丑恶现象。“设想”得是如此美好，吸引了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实现这个美好理想而英勇奋斗，谱写了一首又一首壮丽的凯歌，终于在上世纪初的俄国夺取了政权，然后用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暴力，仿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对旧社会的经济基础进行了改造。但遗憾的是，实际建设起来的并不是马克思“设想”的那个无限美好的社会，而是苏式国家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不但没有呈现出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么多的优越性，反而由于剥夺了所有国民的生产资料，由于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极权政治体制，致使全体国民都成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也就“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 (马克思语)。同私有制社会相比较，这里的“他人”不再是个人或集团，而是变成了唯一的国家，因而被俄罗斯第一任代总理盖达尔确定为“国家奴隶制”。这样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可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其实这就是“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的“种种历史原因”。而要彻底消除这种原因，又谈何容易!这也就是改革开放之所以阻力重重的根本原因。在这“种种历史原因”没有彻底消除以前，就不可能“终结”另一种形式的“文革”，“内乱”就有可能改头换面以另一种形式发生。这绝不是简单的推理，而是有现实根据的。君不见，“乌有之乡”中的一些人不是仍然在为“文革”招魂吗?而政治体制改革迟迟启动不起来，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一些人还在为现行政治体制进行狡辩，不就证明发生“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历史原因”还没有消除吗?在没有消除的情况下，奢谈什么“文革”的终结，只能麻痹人们的思想意识。
第三个问题是：应该怎样正确认识伟大领袖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保护”?总设计师又是如何正确对待“文革”的?
该书着力介绍了伟大领袖对总设计师的“保护”。以“所谓‘毛派’的头子”作为开篇之作，是深有寓意的，——因为这是伟大领袖对总设计师的封赐，并因此对他高抬贵手，没有像对刘少奇那样必置死地而后快。
作者认为“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炮火连天’,‘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对于邓小平是否要彻底打倒，毛泽东始终是有保留态度的。这种保留态度，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一贯看法，同时也是对邓小平的一种政治上的保护。”赞其为“深谋远虑的政治安排”。
然而又是怎样的一种政治安排呢?从“文革”一开始，就同刘少奇一起被打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打倒在地，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只是没有开除党籍。但“走资派”绝非一般的问题，而是属于严重的政治问题，是敌我矛盾。把敌人留在党内，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伟大领袖的解释也是文不对题，说什么“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应与刘少奇区别对待。”“邓，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他和刘还有点区别。”以是否打过仗为标准划分敌我、判定是否符合党员标准，这是哪家的道理?“有点区别”就说明区别不大，既然如此，为何一个被双开、一个保留党籍，区别如此之大呢?
“九一三”事件之后，在众叛亲离和百业凋零的情况下，伟大领袖不得不重新启用总设计师。当总设计师拒绝为“文革”做肯定的结论时，伟大领袖又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剥夺了总设计师的工作。
难道这也叫“保护”?一个被判死刑，一个被判死缓，对后者就是“保护”?难道只有被整死才不叫“保护”?真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也。既然“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已经被彻底否定，还有什么理由和必要为发动者评功摆好呢!试想，如果伟大领袖不仙逝，“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会再次被启用吗?
总设计师虽然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在打倒“四人帮”重新执掌政权以后，并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是以政治家的宽广胸怀，高瞻远瞩，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从内乱中吸取教训，变坏事为好事。当华莱士提问“邓主任，刚才谈到‘文化大革命’，在那个时候您和您的家人遭遇如何”时，邓回答道 ;
“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这才是政治家应有的气度，应有的政治智慧。
只有具有这样的政治智慧和气度，才能把“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坏事变成好事。试想，如果不是发生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怎么能“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那一定是“按既定方针办”，继续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其前途很可能是现在的北朝鲜，根本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不可能有今天的大好形势。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促使人们寻找新的发展道路。
但是，要让一位为共产主义奋斗大半辈子的革命者改变自己的政治信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正因为如此，所以总设计师虽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但改变的只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具体路线，这个“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并没有改变，所以在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同时还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提出“走自己的路”的同时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否定“文革”的同时仍然认为“三大改造”是正确的，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就为在他身后各派政治势力争斗提供了思想依据。当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怎样建设这样的社会，并没有定论，还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这既为他的后继者们留下了广阔的探索空间，也为各派政治势力争斗留下了后患。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总设计师这样的政治智慧和胸怀，因为同样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人，重新站出来以后不是“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而是留恋“文革”以前的美好时光，企图开历史倒车，回到以前去。这样的人至今仍然存在，有的还身居高位，其政治动向已经引起人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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