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溃败，日前，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制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用新华社的报道语言：“当前社会诚信缺失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学术不端等现象屡禁不止”。这样一种恶劣的社会现象，如果究其根源，我以为，那种不受制约的权力及其体制，应当负其首责。也正因此，该会议提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等。这里当务之急，便是建立各级政府的政务诚信；舍此，后面的诚信一概无从谈起。
为什么社会诚信务必当自权力始。还是在2009年10月13日，人民网上海频道有过关于《上海社会诚信问题调查》的报道，该调查发起者是上海市政协。“调查显示：九成上海市民认为政府最没诚信”。于是，2000份问卷显示，“受访者为社会诚信程度打分：5.78分，还未达到6分的及格线。”这份调查说明，政府诚信和社会诚信，很难不构成一定的因果；如果公权没有公信，私人之间交往的社会诚信很容易遭到破坏。
由权力主导的制度环境，处处都在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须知，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上行下效的社会，统治者居上，民众居下，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而况秦制之后，国家统治推行法家倡导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民众读书只能学习朝廷法令，民众言行只能师法官家府吏。因此，权力在上的道德恶化，不可能不向下污染于整个社会。今天，有网友针对社会诚信的缺失，尖锐批评：一个家庭当老子的都不讲诚信如何叫子女讲诚信。古代社会家天下，现代社会民天下。但这两个社会的道德律，就统治与被统治而言，大率如此。此语尽管不合现代国家府民间的关系；但，正如专制国家无诚信，社会诚信的大面积流失，人们无法不到主导这个社会的权力体制中去追原索因。
社会诚信，首先是国家诚信，政府诚信，权力诚信，然后方可言权利诚信，个人诚信以及民间诚信。社会道德生态的形成从来都是自上而下的，固然并非不可以“礼失求诸野”，但社会良好的秩序治理，如果不从掌控社会的权力本身始，则无所措其手足。就此，《论语》中孔子与鲁国上卿季康子的一段对话可以给予启示：“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春秋后期，各国征战，导致社会礼崩乐坏。季康子揪心，准备向社会开刀，杀掉一批无道（德）之人，以成就一个有道（德）的社会。当他向孔子请教时，孔子表示反对：治理政务，何必动杀。你在道德上向善，民众也就善了。为什么呢，孔子的比喻是：君子的道德像风一样，民众的道德像草，风向哪边吹，草向哪边倒。这就是社会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风化亦即教化作用。
明乎此，我们今天社会信用体系的重建，固然需要“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但，这只是针对社会而言。同样，以上“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学术不端”，也仅仅是抓住民间不诚信的现象，并没有指出权力诚信的危机所在。然而，权力的诚信危机是致命的，无论对它自己或是对社会。孔子有言“民无信不立”（权力如果没有信用，在民众面前就立不起来）。今天，我们需要接受孔子的智慧，当年孔子论政，从来都是对统治者提要求，而非反过来要求社会与民众。即使饱受后人误会和诟病的“君君臣臣”，其本义也是君应该像君，臣应该像臣，孔子却没要求民应该像什么。因此，遵循孔子的思路，刻下最需要整治的社会诚信，恰恰是处于社会中枢地带或上层地带的权力诚信。这里，不是权力要求社会诚信（它没有这个资格），而是权力首先必须自我诚信。“政者正也”，权力帅以正，社会孰能不正。你很难想象，权力要求民众诚信，但它自己连政治文明的起码要求即官员公布财产都做不到。而且从1980年代末到今天，20来年过去，还推说条件不成熟。试问，官员的诚信又在哪。如此，一味要求社会建立诚信系统，岂可得乎，岂可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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