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平民之侠的光与诚

（宋石男）

高渐离是我读史所见最具光芒与诚挚的盲侠。友人荆轲去秦行刺，燕太子及宾客皆白衣冠以送之。易水边，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众皆垂泪涕泣。荆轲复为慷慨羽声，众皆嗔目，发尽上指。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其实，荆轲与高渐离是乐队老搭档了。早前，他们在燕市中，就常与屠狗之辈痛饮，酒酣，也是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到慷慨处，竟相视而泣，旁若无人。

荆轲刺秦失败后，作为同党的高渐离，为避缉捕，变更名姓，做了佣人。虽做下人，高渐离心气仍在，每闻主人家有客击筑，就彷徨不去，而且率性臧否。久之，主人觉得奇怪，有天就召高渐离来击筑。渐离也不想再隐伏，遂出其匣中筑，更换善衣而出，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秦始皇听说此事，怜惜渐离的音乐才能，赦免了他的死罪，刺瞎其双眼，仍令击筑。渐离泰然处之，击筑如常。久之，能近秦始皇身边。渐离就以铅置筑中增加重量，差不多可当哑铃用。等到再近秦始皇时，高渐离举筑猛扑始皇，不中，被杀。

高渐离出身市井，正是战国平民之侠的一个代表人物。当时的侠士，多起于草根。譬如隐士侯嬴，不过是个看门的老头，但因缘际会，竟能策划信陵君虎符救赵的惊世之举，后自杀以谢知己。再如朱亥，原本是市井鼓刀屠者，因信陵君礼遇，也能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

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其实，平民之侠不但犯禁，还是民间立法者——他们的法律就是道义，要用平民的道德感与侠义精神对抗庙堂的礼法，为此不惜杀身成仁，虽万千人吾往矣。从诞生开始，平民之侠与士大夫之儒就处于对立的两个集团。如王策所言：“儒是官方的，侠是民间的；儒性依附，侠性独立；儒讲仁，侠重义；儒侠智，侠恃勇；儒性柔，侠性刚；儒崇善，侠惩恶”。顾颉刚更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中透彻指出：“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意气。……惮用力者归儒，好用力者归侠，所业既专，则文者益文，武者益武，各做极端之表现……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

不少学者因为侠与儒的对立，常把侠的兴起归于墨家，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在我看来，侠的兴起乃是因为平民尚武之风及贵族养士之风的双重作用，墨家只是在此浪潮中涌现的一个大组织、大学派。并非是因为墨家兴起才有平民之侠，恰相反，是平民之侠兴起，才有墨家之拔地而起。

事实上，战国侠士的平民意味，司马迁《史记》早有揭橥。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赞美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且将其分为“布衣之侠”、“闾巷之侠”与“匹夫之侠”三种，而无论哪种，都在强调侠的平民身份。余英时因此阐释说，中国的侠在历史舞台出现之初即有浓厚平民色彩，非贵族独占，这是中国的侠与西方骑士之间最显著的文化差异。

战国平民之侠的兴起，有两大重要原因，一是平民成为战斗之主力，二是战国独特的养士之风。

齐思和在《战国制度考》中说，战国时平民成为战斗主力，于是尚武好勇之风传播于平民，游侠之风兴焉，且与春秋时代不同。春秋之侠士刺客，限于贵族，战国则举国皆兵，于是抱关击柝、屠狗椎埋之流，莫不慷慨激昂，好勇任侠，以国士自许。

仅仅是平民单方面的血勇泛滥，不能支持侠的兴起。硬币的另一面是贵族卿相的养士及礼贤下士。战国时养士之风也与春秋时代不同。春秋时代谁若豢养私士，将被视为野心家，而战国时的养士，则被传为美谈。如《孔丛子·居卫》所分析的，春秋时代“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养士则意味着鬼祟算盘，甚至背叛，故养士之风不得大倡；战国时代“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对世家贵族而言，养士从道义上已无任何污损之危险，从实用上又不得不为之，故养士之风大炽。

在以战国四公子为首的世家贵族的养士豪情催动下，原本散落民间，呈原子化个人状态的侠士逐渐被组织起来，成为一个重要而活跃的阶层。今日我们熟知荆轲、高渐离、侯嬴、朱亥、唐雎等人物，但要知道，他们并非一个人战斗，在他们身后，还有成千上万的侠士群体。《庄子·说剑》篇记载，赵惠文王养三千剑士，均“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显然并非贵族出身，而是草莽平民，文学修养及衣冠打扮都不够上流社会。另《史记》记载，孟尝君在其封地招揽各地任侠，连通缉犯、杀人犯也照单全收，全盛时期人数成千上万，直接就可以组支军队拉出去跟诸侯国打仗了。

侠士正是在上规模的联合聚集后，形成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集团，最后才能发展成为具备势力和影响的独立存在的社会阶层。如果侠士仅仅是匹马单枪的游侠、独行侠，很难长期存在，也很难对时局产生重大影响。两汉以后侠的没落，重要原因正在于此。因秦汉以后，中国渐入中央集权体制，侠作为民间或地方的一种势力，是不能不被击打、破碎的。而到近代民族国家建立，法治秩序与社会规范渐渐形成，平民之侠就不止没落，而且是灭亡了。

尽管平民之侠在今天已经很难复兴，也没必要复兴，但平民之侠的精神，仍有不少闪光点可供今人汲取。梁启超著《中国之武士道》，将平民之侠的精神归结为“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可谓精当之论。在我看来，平民之侠是有光与诚的，光是他的勇气、血性与力量，诚是他的道德感、讲原则与重担当。如其浊世横流，强权者肆无忌惮，大人先生却只顾坐而论道，这时，唤起一些平民任侠的精神，也许就并非没有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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