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全球公民社会中缺席？
徐 贲
最近我每次给在国内的母亲打电话，她都会问我和家人安全不安全，她说，“美国很乱，你们要小心。”她把眼下美国多个城市里的“占领华尔街”行动当成了利比亚或叙利亚的“暴乱”了。我问母亲，你怎么知道的，她说是报纸上看来的。
一个公共事件的规模和严重性往往会反应在媒体对它的报道上（如果媒体可以自由报道）。例如，10月11日，星期二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非常受尊重的非商业性电台）的晨间新闻报道，头条是国会关于奥巴马提高年收入在百万美元以上者的税率提议的不同意见和表决程序。隔了两条其他新闻，然后是一前一后的两条新闻：发生在波士顿的“占领华尔街”示威中有100多人被捕，中国敦促叙利亚加快落实改革承诺，不希望看到更多的流血镇压。
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事件
“占领华尔街”在美国是重要新闻，但不是压倒性的重要新闻。它之所以成为重要新闻，是因为美国的公民抗议和示威都是重要新闻，它之所以不是最重要的新闻，是因为美国社会对这次行动尚未表现出普遍的支持。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以抗议企业贪婪为口号的“占领华尔街”示威活动已经进入第四周，10月6日在首都华盛顿大约两千人占据市中心的自由广场(Freedom
Plaza)。奥巴马6日首次就“占领华尔街”抗议发表讲话。他表示，他从电视上看到民众对金融危机造成全国性的伤害，他承认“是的，我认为人民很无奈。”他认为抗议人士代表了各界对金融体系运作问题的反感。奥巴马本人提出给百万富翁增税的建议可以看出是对这些民众要求的象征性支持。
美国巨大的贫富差距是一个制度性的痼疾，居高不下的高失业率和经济低迷更是引发了许多底层民众对贫富差距的愤怒。但是，“占领华尔街”究竟要达到什么政治或社会目的，却一直并不明确。10月6日那场最为声势浩大的华盛顿示威名为“停止机器”（Stop the
Machine），示威者抗议企业的贪婪引发了战争、就业、医疗等诸多问题，严重侵犯人权。运动的发起人Margaret
Flowers表示，“机器”操控了国家的政策，社团主义（corporatism）和企业控制了一些政治进程。她说：“我们必须采用非暴力抵抗的方式阻止这样的政策。”这样的指控虽然有动员作用，但“机器”在哪里却并不清楚。
美国巨大的贫富差距往往发生在那些看起来远离于“华尔街机器”的地方。例如，美国贫富差距最大的是康乃狄克州的布里奇波特–斯坦福德（Bridgeport-Stamford）地区，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最新的数据，那里最富有的20%居民收入占整个地区收入的57.4%，而最贫穷的20%居民收入则只占整个地区收入的2.5%。这一差距是美国516个人口调查区中最大的。
美国的个人财富积累
美国许多民众关注“占领华尔街”行动，对参与者的社会公正诉求表示同情，对以华尔街为象征的贪婪和金融腐败感到愤怒。但是，在理性的公民社会里，人们对要求用政府的权力来解决经济问题却并不表认同。在如何看待“占领华尔街”行动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意识形态分歧，它不是人们平时所说的“主义之争”，而是“自由”与“政府权力”之争。
在美国，人们把积聚财富看成是一种利己但不损人的个人自由行为。因此，富有并不自动等于不道德的贪婪和腐败。既然如此，政府就没有权力加以干涉或限制。财富的关键问题不是你口袋里有多少钱，政府不能因为你钱多了，就可以用某种高尚的理由把钱抢走。财富的关键问题是钱是怎么到你口袋里的。只要你的钱不是勾结政府权力或用其他不法手段赚来的，财富再多，政府也必须通过国会程序，才能决策提高你的税率。
美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作家基尔德（George
Gilder）说，“相信所有的财富都是偷来的，这种想法在监牢里和在哈佛大学非常流行。” 基尔德挖苦哈佛大学是因为大学教授们擅长用马克思主义、后殖民和全球化的理论陈套把财富简单解释为阶级剥削的结果。而且，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又是民主党的大本营，对这次“占领华尔街”行动，民主党国会议员有不少表示认同。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她支持“占领华尔街”运动释放的信息，不管是在华尔街还是在华盛顿，变革必须发生。
共和党人对“占领华尔街”行动普遍持反对的立场，他们反对奥巴马给百万富翁们增税的计划，理由是，富人把钱投资到市场里，要比让政府来花更有利于创造就业机会，也更有利于穷人。政府强行提高富人的税率和提高最低工资，到头来最受其害的还是是穷人。艾茵·兰德（Ayn
Rand）对此理论有过著名的表述：工人低工资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从“前资本主义”那里继承来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制造贫困，它继承了贫困这个问题。与‘前资本主义’数个世纪的饥饿相比，早期资本主义是第一次让贫困者能吃上饭的。19世纪欧洲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三百，而在这之前，每个世纪只增长百分之三。”
哲学教授波恩斯坦(Andrew
Bernstein)持与兰德相同的立场，他说，“在公元500至1500年间，欧洲经济增长为零，从1500至1700年，按人口计算的GDP增长每年为0.1%。1500年欧洲平均年人口收入为215美元，1700年为265美元。”今天，美国失业救济金平均是每周200美元（各州之间的差距很大）。美国经济要发展，靠的不是政府用权力来劫富济贫，而是由富人来扩大资本投资。
自由市场与社会公正
不管自由市场和富人有利于资本扩充的辩护多么有理论根据，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美国的贫困和失业人口正在扩大和居高不下，即使那些还保有工作的人们，许多也缺乏安全感，觉得朝不保夕，风雨飘摇。这是“占领华尔街”行动的经济和民众心理原因。
经济地位低下和没有保障，这不仅是生计问题，而且也是做人缺乏尊严的问题。贫困不仅是一种生存窘境，更是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所说的对人的“羞辱”。因此，“占领华尔街”所体现的不仅是痛恨华尔街的贪婪，而且更是一种关于社会公正的普遍要求——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贫困而遭受“羞辱”。“反贫困”的诉求在美国乃至世界其他地方扩散，应该说是借助了这一具有普遍道义价值的感召力量。
美国对这一事件发生的意识形态之争，也在对“羞辱”问题的不同看法上体现出来。在市场经济中许多人沦落到贫困的境地,他们所感觉的伤害是否为有正当理由的羞辱呢?自由市场论者会说不是,理由是,市场竞争机制是公平的,某些人在市场竞争中不成功,不是制度原因,而是个人原因(懒惰、无能、缺乏进取心等等)。但另外一方认为,自由市场中的许多贫困者有理由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因为自由市场其实并不自由,而是一种有利于一些人,而不利于另一些人的制度。国家负有限制市场凭“自由意志”行事的责任,正如马格利特所说，“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政治制度之所以合理,乃是因为这些制度可以起到保护社会成员不受自由市场羞辱的作用。这包括重视贫困、无家可归、剥削、恶劣工作环境、得不到教育和健保等等。”
贫困者是否有感觉羞辱的理由,这是一种社会共识,并不只是个人想法。即使在受羞辱者本人并不觉得遭到羞辱的时候,社会其他成员仍然可以有理由觉得如此。一个社会对羞辱的共识越强,它就越正派。贫困和极端的物质匮乏可以使某些贫困者感觉麻木,不在乎以自尊换取施舍(如以乞讨为业者),但是社会其他成员仍有理由捍卫这些贫困者的自尊。决定一个社会贫困共识的不是最低收入标准或者物质满足方式(如社会救济、慈善帮助、乞讨等等),而是如何设想一个起码的做人条件。马格利特就此写道,“贫困并不是以收入分配来定义的,贫困是一个社会关于人最低生存条件的概念。最低生存条件指的是起码要满足哪些需要才能过上一种算是人的生活。一个社会把这个标准订得越低,把人也就看得越低。”
社会运动的意义
“占领华尔街”行动在美国还在持续和扩大，但它的走向尚不明确，是局限于仇富情绪的宣泄呢？或是对华尔街贪婪的道德谴责？还是能够像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那样，提出一种新的民主价值，促使美国制度的改变和完善？尽管如此，这一行动的公民创制、积极参与和社会运动的意义仍然是非常重大的。
“占领华尔街”行动是一场由民众自发的“社会运动”，它的基本条件是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和保障公民自由言论和集会的政治制度。10月6日的华盛顿行动的名称“停止机器”起源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言论自由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运动的7位发起人从今年4月开始筹划，组织人员很快扩大到45人，现在在全国已经有上百位组织者，并且得到了全国163个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致力于促进和平、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公平和福祉。除了参加声援的组织之外，大批民众通过twitter、facebook等渠道了解活动消息，成为热情支持者。
尽管许多美国民众没有参加或参与“占领华尔街”行动，但他们都支持参与者的公民权利。没有把他们视为“乱民”或“暴徒”的，也没有把这一行动当作在破坏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秩序。这就是社会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让有些社会学家提出了“作为新型运动的公民社会”的说法。他们认为,新型社会运动是一种基于不同“公众”（publics）间的民主行为。尽管不同的公众有的参与，有的不参与，甚至反对，但他们仍然可以通过不同群体间的互动,包括意识形态争论，形成争取社会正义和道德公共性的公民共同体。
公民社会结构性多元和互动使得身处于其中的人们可以说,我们之所以有社会生活,是因为我们有参与和公共性。公共生活中的社会运动参与比政党政治更需要由信任来维系,因为它靠的是自愿参加。个人对问题作出自由而理性的判断。当公民社会扩展为全球社会理念时,社会运动更加成为普通人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形式。
欧洲许多国家的民众参加到“占领华尔街”行动中来，为了响应这一行动，台湾的“反贫困联盟”在10月16日至20日与10多个社运团体共同发起“饥饿44活动”，成员将于“立法院”门口进行44小时静坐和绝食，要求台湾两党提出彻底解决贫富差距的政策。从全球公民社会与“反贫困”运动的关系来看（当然也包括中国）,我们更有理由充分重视社会运动在相关国家中的发生条件。全球范围内由各国公民社会间联系而产生的各种全球性运动(和平、环保、反贪婪、反腐败、反饥饿、反贫困),它们能否发生，不是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有没有这些问题，而是取决于那里的人民是否有自由和权利提出这些问题。没有这种自由和权利的人民便只能是全球公民社会的缺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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