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从“权力最大化”看政治改革

方绍伟：从“权力最大化”看政治改革

作者：方绍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3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3 2:24:02

阅读量：24次

　　在最近的”新民主主义是不是大旗？—–重归新民主主义的五个夸大其词“一文里，我讨论了现代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到”大步跨入共产主义”的跳跃，再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意识形态”回缩”。由于”回缩”的不彻底，所以依然存在”事实上没有进入社会主义”，而”意识形态上却说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逻辑矛盾。”重归新民主主义”就是要让意识形态继续”回缩”，进而消除这个意识形态上的逻辑矛盾。

　　上文讨论的是”重归新民主主义”是否言过其实，本文要讨论的是”重归新民主主义”是否有现实可能。

　　首先，意识形态退缩的目的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逻辑问题，人类所有的意识形态从来都不可能没有逻辑问题，也从来不以逻辑问题为转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目的是为了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为了使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市场经济合法化，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名正言顺”。意识形态的这个退缩解决了经济发展的依据问题，那么，政治发展的问题是不是也需要一次新的意识形态退缩来解决呢？

　　关键就在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涉及的制度内容，而更关键的则是讨论中国政治发展问题的主体。主体不同，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就大不相同。如果”重归新民主主义”的倡导者考虑的核心问题是”解决贫富差别和腐败问题”，那么，这个考虑就可能与执政党中央的考虑完全不同。这当然不是说执政党中央不想”解决贫富差别和腐败问题”，而是说，”解决贫富差别和腐败问题”不可能是执政党中央的最核心问题。执政党中央的最核心问题是”权力最大化”或”党权最大化”（包括党际间的党权最大化和党内的中央权力最大化），只有”解决贫富差别和腐败问题”有利于”权力最大化”，解决贫富差别和腐败问题”才可能被提上议事日程。

　　可是，”解决贫富差别和腐败问题”并不总能有利于”权力最大化”。相反，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就是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一部分人先腐起来”的现实下进行的。就是说，贫富差别和腐败的扩大能够与”权力最大化”相容，因为在一定的限度内，贫富差别和腐败的扩大是执政党提高”治理绩效”的伴生物。执政党容忍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和腐败，一是因为”治理绩效”是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二是因为”权力最大化”比消灭贫富差别和腐败更重要。

　　那么，”贫富差别和腐败问题”现在是否已经到了不解决就会危及”权力最大化”的地步了？我的研究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贫富差别问题相当程度上可以通过财政上的税收和福利制度去缓解，甚至也可以通过意识形态的大力度宣传去缓解，而腐败问题则是一个双刃剑，它既可能损害”权力最大化”，也可能是”权力最大化”所需要的。

　　腐败在什么情况下会损害执政党的”权力最大化”呢？在腐败者引发极大的民愤，或者同时又完全背叛执政党的在政治忠诚上的要求时。腐败在什么情况下又会是执政党的”权力最大化”所能容忍的呢？在组织上或个人关系上的政治忠诚比较可靠，而执政党的”治理绩效”又能得到充分的保障时。这就是”既用贪官又反贪官”和”通过贪官去反贪官”的逻辑（详见”不腐败才要亡党？”一文）。如果全民皆黑，那就不存在黑不黑的问题，只存在谁更黑的问题。

　　可见，用”新民主主义”去”解决贫富差别和腐败问题”完全可能是”书生之见”。如果用”新民主主义”去公开否定”社会主义”，象有人说的使”反右将得以全面平反。土地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是这个土地制度的必然产物）将因失去存在的理论依据而回归地权民有。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将被新的决议所取代（对毛评价将从正三七变为倒三七，文革将得到彻底否定）。更重要的是，那几项原则也将因此而动摇甚至彻底瓦解。因为社会主义的被否定表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最高纲领也将面临重大调整。这将给执政党政治上的转型（类似于社会党）消除指导思想上的障碍。总之，回归新民主主义意味着迟滞至今的中国政改的启动，而已持续十年之久的维稳将不复存在”，那么，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重归新民主主义”无疑将严重损害执政党的”权力最大化”。

　　当执政党的”权力最大化”已经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绑在一起时，否定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就会给”权力最大化”带来太大的风险，以至于”重归新民主主义”给执政党的好处，就可能大大超过其坏处。这里，问题的主体性变得非常重要。完整的理解不仅要考虑”要解决的问题”（”贫富差别和腐败”）和”能解决的问题”（全面平反、地权民有、对毛评价、彻底否定文革、四项基本原则的变动），更重要的是考虑”谁想解决的问题”，即”要解决的问题”和”能解决的问题”都是哪个主体的问题。一个主体尽可以想得天花乱坠、芝麻开门，可如果另一个主体根本不这么想，而那个主体碰巧就是权力主体，那就一切白搭。你不仅根本不可能”落听”，”捡漏”还会成了”打眼”。

　　执政党一直强调”向前看”是有它的道理的，最大的问题当然就是”往回看”它实在”不好看”。”重归新民主主义”可能在动机上对执政党很好，可它的”往回看”性质，确实要导致”不好看”甚至”很难看”的结果。所以我说”重归新民主主义”是”书生之见”，逻辑问题哪有利益问题重大？本来就乱的问题，想把它正过来，结果往往会更乱。

　　这就涉及了怎么才能实现意识形态的”逻辑到位”问题。意识形态的”回退”要退到哪一步才算完呢？我们可以借用”四项基本原则”来进行分析。

　　首先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基本上是阶级斗争思维的延续和残存，缩退起来相对容易，后来的”全民党”做法基本上把这一条改掉了。其次是”坚持社会主义”，”重归新民主主义”要针对的就是这一条。这一条的关键是制度内容，社会性质的定位问题好说，但制度内容就不一样，它涉及到”三三制”和”联合政府”等具体实践，”权力最大化”的逻辑不可能容忍这一条。

　　所以，意识形态的”回退”到了第二步就会止住。”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挽救共产党”和”我们凡是用新民主主义为指导，就胜利成功”等说法，只能被认为是”政治幼稚病”的表现。第三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条涉及的是共产主义和”五阶段论”的理论背景，动了这一条就等于动了执政党的基本信仰和名号，难度可想而知。第四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对应的当然就是多党制，它在某种意义上与第二条有相同含义。

　　很清楚，意识形态还能怎么退？邓小平当年就是这么反问的。你要”权力最大化”，第一步退完，第二步就已经没法再退。第二步一动，一下子就会到第四步，执政党不仅要改名，还要接受轮流执政的安排，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就是俄罗斯和新加坡的格局。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要让中国政治从现在的”非多党非普选民主”，过渡到”非多党普选民主”（越南），再到”非自由多党民主”（俄罗斯和新加坡），最后到”多党自由民主”（西方）。这里头的问题还不仅仅是”权力最大化”的逻辑会容忍到哪一步，问题还涉及”权力最大化”背后的”单一权威崇拜”。实际上，正是”单一权威崇拜”这个顽固的传统政治信仰，使中国最终有别于俄罗斯、新加坡和越南。

　　我所说的”顽固的传统政治信仰”，是指即便是最激进的中国革命者，他的革命意识也会被他的”单一权威崇拜”潜意识所打倒。所以，我这里不是在宣扬一种反对激进的宿命论，我对渐进和激进都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单一权威崇拜”的潜意识是不是存在。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可怜的一条就是，他们的反思从来没有到达”冷酷实证”所发现的这一步，他们的启蒙从来都是”自蒙”。

　　问题很清楚，对右边来说，”重归新民主主义”差得太远；而对左边来说，”重归新民主主义”则已经太过分。”重归新民主主义”会在意识形态上被认为过分，而在制度内容上则会被认为差得太远。因此，说”重归新民主主义”是”超越左右的共识”，就只能是两边不落好的梦话。

　　讨论至此，大家应该已经明白，我还是不关心”应该走到哪一步”，我只关心”能够走到哪一步”。按照这个分析，中国政治的下一步如果从现在的”非多党非普选民主”过渡到”非多党普选民主”（越南），就已经算非常乐观了；再要能走到”非自由多党民主”（俄罗斯和新加坡）和”多党自由民主”（西方），可能性到底如何，大家比我更清楚。但无论如何，”非多党普选民主”根本用不着”重归新民主主义”的旗号。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作者文集：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