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新揭秘
美国著名作家约瑟夫·勒利维尔德撰写的甘地新传《伟大的灵魂：圣雄甘地与印度的斗争》2011年3月在美国出版（Joseph
Lelyveld, Great Soul: Mahatma Gandhi and His Struggle With
Indi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March,
2011）。随之，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书评《甘地新揭秘》(Andrew Roberts, New
revelations about Gandhi, Wall Street Journal, 28 March,
2011)。
这本新书及这篇书评在印度乃至全球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争议。印度古吉拉特邦（甘地出生在该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位于该邦）呼吁印度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在印度全国范围禁止该书发行。印度和西方主要媒体及读者也纷纷发表评论，表达看法。
实事求是地讲，引发这场争议的真正源头并非约瑟夫·勒利维尔德的新书，而是安德鲁·罗伯茨的书评。安德鲁·罗伯茨在其两千多字的书评中并未对该书进行评价，而是大量引用书中有关甘地自我矛盾或行为怪异的事例，强调甘地的性格怪癖和政治缺陷，从而引发了争议。下面是这篇书评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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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勒利维尔德撰写的有关圣雄甘地的新著，总体上令人对圣雄甘地产生无限钦佩，他领导印度于1947年从英国统治下获得了独立。但是，“圣雄”也给读者提供了足够的信息，表明他是一位有性怪癖的人，一位政治上不合格的人，一位偏执狂，经常非常粗鲁地对待他身边的人。因此，甘地是典型的二十世纪进步知识分子，他宣称他爱人类，但只是作为抽象概念的人类，而对于个体的人，他非常鄙视。
对于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司瓦拉吉（自治）运动而言，如果不是甘地每当文明不服从运动开始获得成功的时候随意将其终止，印度会更早地取得司瓦拉吉（自治）。三亿印度人受到0.1%英国人的统治，如果他们在政治上团结起来的话，一耸肩就可以使次大陆结束英国统治。然而，甘地的怪诞做法激怒了印度九千万穆斯林领袖真纳（他称之为疯子），毁灭了尽早获得独立的希望。他也与印度五千五百万不可接触者领袖安姆贝卡尔不和，安姆贝卡尔称甘地为“邪恶，不可信任”。1900到1922年之间，甘地不止三次终止了他的努力，将15000名支持者抛弃，使之锒铛入狱。
甘地是一个无休止的自我吹捧者，他收购了他的第一部圣徒式传记的第一版，赠送给人们，并保证再版。但是，我们不能肯定，所有的文字都是他的原话，因为根据勒利维尔德先生所说，甘地坚持要记者们记录的“不是来自他嘴里的话，而是经过他对原稿大量编辑之后授权的版本”。
我们可以肯定，他曾劝告捷克人和犹太人对纳粹采取非暴力，并说“一个犹太人站起来拒绝向希特勒的命令低头”就足以“融化希特勒的心”。（在甘地看来，非暴力显然也适用于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甘地写信给希特勒，称希特勒为“我的朋友”，并自负地问道：“你会聆听一位有意避免使用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战争方法的人的呼吁吗？”他劝告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信赖阿拉伯人的善意”，等待“阿拉伯人意见成熟后”建立一个犹太国。
1942年8月，日本人占领了缅甸大部分地区，打到了印度大门口，甘地发起了旨在阻止战争努力的运动，迫使英国人“退出印度”。如果种族大屠杀的东京政权占领了印度东北部（如果没有英国军队阻止，日本几近占领印度东北部），印度人将受到灭顶之灾。17%以上的菲律宾人在日本占领下消亡，没有理由设想印度人命运会更好。幸运的是，英国总督维维尔勋爵直接监禁了甘地及其60000名追随者，继续与日本人作战。
甘地曾声称大英帝国和第三帝国之间“完全可以划等号”，然而，英国人将他监禁在豪华的阿加汗宫殿里21个月，直到1944年日本侵略浪潮退去，而希特勒则声明他希望枪杀甘地及其追随者。（1931年12月，甘地会见墨索里尼时两人相处甚欢，圣雄赞扬元首“服务穷人，反对过度城市化，努力实现劳资协调，热爱人民）。甘地没有反对布尔战争或1906年的祖鲁战争，在这两场战争中他募集了一个担架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回到印度后，主动提出充当英国的“招募者”。但是，他却毫不犹豫地反对反法西斯战争。
虽然甘地的非暴力使得他成为美国民权运动的偶像，但是勒利维尔德先生表明甘地对南非黑人是何等种族主义。“我们当时被驱往用来关押黑人的一所监狱”，甘地在争取南非印度侨民权利的一次运动中抱怨说。“我们没有被划入白人等级尚可理解，但是被置于和当地人同一等级似乎令人无法容忍。黑人通常很不文明，他们甚至更像是罪犯。他们惹是生非，肮脏不堪，像动物一样生活。”
在给南非纳塔尔省立法议会的一封公开信中，甘地写到“印度人如何被降低到了原始黑人的地位”。他后来说，“黑人的职业是狩猎，他们的唯一雄心壮志就是积攒几头牲畜买一个老婆，然后在好逸恶劳和赤身裸体中度过一生。”关于南非白人和印度人，他写道：“我们相信他们的人种是纯洁的”。这可能就是他之所以不允许他儿子马尼拉尔与法蒂玛·姑尔结婚的原因，法蒂玛·姑尔是一位穆斯林，虽然甘地公开场合主张穆斯林-印度教徒团结。
甘地提到的赤身裸体颇具讽刺意味，如勒利维尔德先生所详述的那样，印度独立前夕，70多岁的甘地鼓励17岁的侄孙女曼努赤身裸体与他“晚上偎依”在一起。他有100多位贴身随从，其中有几位长期跟随他的忠实的成员不赞成他这种精神追求，甘地解雇了他们，随后开始与曼努及其他年轻女子赤身裸体同床共枕。有一次，他告诉一位女孩：“虽然我做了最大努力，但是我的生殖器依然有反应。这完全是一次奇怪而耻辱的经历。”
然而，他对曼努也很残酷。一次，他强迫曼努穿越一片曾发生过性侵的丛林去找一块他喜欢用来按摩脚的浮石。当她满含泪水地回来后，甘地“咯咯”地笑着对她说：“如果恶棍把你抢走了，而你勇敢地面对死亡，那么我的心会快乐地跳动。”
然而，正如勒利维尔德先生表明的那样，甘地的生殖器可能只是偶尔因为他的赤身裸体的年轻女子而勃起，因为他终生所爱的人是一位犹太裔德国建筑师和健身师赫尔曼·卡伦巴赫，因为他，甘地于1908年离开了他妻子。“你的肖像（唯一的肖像）放在我卧室的壁炉台上。”
他在给赫尔曼·卡伦巴赫的信中写道。“壁炉台在床的对面”。由于某种原因，棉绒和凡士林使他“经常想起”赫尔曼·卡伦巴赫，勒利维尔德认为，这可能与甘地给他自己灌肠有关，虽然也可能有其他的解释。
甘地在给卡伦巴赫的信中写到“你是何等地完全拥有了我的身体。这是出乎意料的奴役状态”。甘地戏称自己是“上院”，卡伦巴赫是“下院”，他让下院保证不“好色地注视其他任何女子。”两人然后誓言“更多的爱，更多的爱。。。。这种爱如他们所希望的，是全世界不曾见过的。”
甘地1914年回印度后他们两人分手了，因为德国人在战时得不到去印度的许可证。不过，甘地从未放弃使卡伦巴赫回到印度的梦想。甘地在1933年给卡伦巴赫的信中写道，“你的形象总是在我的脑海浮现”。后来，在他那就连已婚的“同住者”也必须宣誓独身的修院里，他说：“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男女性交更丑恶的事”。你可能甚至因为“过分逗乐”而被逐出修院。（食盐也是被禁的，因为它“刺激感官”）。
在他的《印度司瓦拉吉》（“印度自治”）小册子中，甘地谴责律师、铁路和议会政治，而他本人就是一位职业律师，经常使用铁路去赴会，主张印度值得拥有自己的议会。在发誓因为奶中含有引起性欲的物质而不喝牛奶后，他感染了痔疮，他说，他只是承诺放弃喝牛奶，而不是羊奶。他绝对反对在印度实行除了性禁欲之外的任何节育，一天的生活费低于$1.25的印度人数今天比甘地时代更多，甘地反对绝对节育何其危险。
甘地告诉1946年屠杀东孟加拉成千上万名印度教徒的穆斯林说，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但他对在他之前进入东孟加拉村庄的三名工作人员说：“如果明天我得到消息说你们三个都被杀了，我不会落泪，只会高兴”。一位印度教徒问他，印度教徒怎样才能返回他们被种族清除出来的村庄时，甘地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我不介意你地区的500个家庭是否全部被屠杀”。他所介意的只是非暴力原则和方法，如他告诉一位正统婆罗门的那样，他相信轮回转世。
甘地支持1920年代的穆斯林哈里发运动，他说为此他“准备牺牲我的儿子，我的妻子和我的朋友”。勒利维尔德先生表示，这只不过是甘地为了保持穆斯林联盟与他联合的一种自私的伎俩。当他争取印穆团结的运动失败后，他将责任推给更高的权威，他在1927年曾说：“我在此为之劳苦，为之忏悔，但是神不满足。神不想让我因此而居功”
。
甘地不光是在不可接触者1924-1925年要求获得进入印度教神庙参拜权的关键时刻愿意为不可接触者争取权益。他还担心疏远高种姓印度教徒，1936年甘地曾问一位来访的传教士：“你会向一头母牛传福音吗？其实，有些不可接触者的理解力还不如母牛”。
甘地认为绝食“是最糟糕的强制形式，它违反非暴力的基本原则”，尽管如此，他在1932年为了阻止为不可接触者在未来印度议会保留席位进行了第一次“大绝食”。他说这是“一个宗教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因此他对此事没有争议。他在另外场合声明“消灭不可接触制并非要求有种姓的印度教徒必须与以前的不可接触者一起用餐”。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他1930年代反对不可接触制的群众聚会，但是不可接触者却被置于临时看管点（候宰栏），与有种姓的印度教徒隔离。
当然，任何联合运动都会涉及某种程度的妥协和偶尔的虚伪。但是，甘地的圣人形象，他1948年被印度教狂热分子刺杀，马丁·路德·金把他奉为美国民权运动榜样，这些都给他提供了保护伞，使其免受人们的刻薄审视。法国文豪罗曼·罗兰在1924年的圣徒传中称甘地为“凡间半神半人”，抓住了大多数有关甘地作品的基调。人们曾经将他双脚触碰过的沙子作为文物收藏，一位亲戚保留着甘地剪下来的指甲，近代传记家似乎与今人一样虔诚地对待他。勒利维尔德先生也不例外，他在这部精心研究和着力打造的书中动辄不辞辛劳地为甘地辩解。
然而，在甘地一生从事的四个伟大运动中，即印穆团结、反对进口英国纺织品、消灭不可接触制、将英国人赶出次大陆，只有最后一个运动成功了，而这场胜利只是因为反对帝国主义的艾德礼领导的几乎崩溃的英国人在一场万劫不复的世界大战之后迫切想离开印度。
这不太像是一位早在1921年12月就被赋予印度国大党“唯一执行权威”的人的记录。但随后，就像任何政治家一样，不能用实际结果来判断甘地，因为他是“圣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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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与其说是书评，不如说是对甘地本人赤裸裸地攻击。近年来，西方作家和学者特别是英美作家和学者出版或发表了不少有关甘地的所谓的“新发现”、“新探索”的作品。约瑟夫·勒利维尔德撰写的甘地新传《伟大的灵魂：圣雄甘地与印度的斗争》及安德鲁·罗伯茨的书评《甘地新揭秘》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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