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文化界曾有过一次针对“告密者”的口水战，章诒和女士大笔如掾，先是《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针对的是文化老人黄苗子的“历史问题”；继而一篇《卧底》，为与章家有着深厚渊源的冯亦代竟是个长期在自己家里的卧底者，而被“击倒在地，一连数日，泪流不止，大汗不止”。记得当时我自己看到这些文字时，也不禁为这些素日为人尊敬的文化名人曾经的丑事而震惊得瞠目结舌。
其实当时被曝出的还有刘、贺、林、邓等红色家族的后代在文革中对其父母的揭发批判。记得当时有一篇从当年“青岛大中学红代会《红卫报》”上节录来的《文革中贺龙女儿批贺龙的大字报》：“同事们！战友们！目前我们把反党、篡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揪出来了，真是拍手称快！我要坚定与三反分子贺龙划清界限，坚定站在党和毛主席一边，完全清算贺龙的罪恶，誓死保护党中心，誓死捍卫毛主席。”大概是由于其不在章诒和女士关注范围，未被章文涉及，因而未引起更广泛关注，但也有不少跟帖，大骂贺捷生“忤逆”“畜生不如”（估计大多是没经历过文革的）。
骂声中也有一些清醒的声音，认为这是人性与政治的双重悲哀：“为了政治信仰，为了领袖崇拜，为了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可以不要家庭，不要婚姻，不要亲娘老子。父子相互揭发，兄弟可以相残，夫妻能够反目。一切人性与人情，都会在党性面前丧失殆尽、荡然无存”。
记者王悦阳写道：仔细想来，章诒和女士所展现给读者的黄苗子、冯亦代两位老人曾经的那另一面不过只是简单的“真实”，而并非“
丑陋”的揭露。在那个时代，咬人有时只是生存之需，而咬人者内心深处那情非得已、无可奈何的矛盾心绪又有谁能知晓？
那些大知识分子，那些红色元勋，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元帅，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将，甚至包括国家主席，一个个何以如此驯服，或乖乖地甘为驱使，卧底举报；或束手就擒，宁为阶下之囚？
张鸣先生看到了原因：“这样的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关键在于运动的设计和发动者，占据了绝对的道德制高点。所有的运动，都是以人民和人民事业的名义进行的，绝大多数被整的人，也认可整人者的这种名义。在这至高无上的名义下，无论干的事多么荒唐，被整者有多大的冤屈，至多敢抱怨一下具体的政策偏差或者整人者的素质，决不敢怀疑运动本身。当年可以在国民党军警面前拍案而起者，不畏杀头，不畏强暴，但进入运动场景，就只能束手就擒。”
张鸣指出：“这是一种别样的恐怖，深入骨髓的恐怖，挟带着道德正义的恐怖。运动中，没有人敢不积极，不积极意味着自己兴许就会挨整；运动中，也没有人敢抵抗，如果不投降，那么自己粉身碎骨也就罢了，你的家人怎么办？运动从来都伴随着一连串的株连，那些挨整的人，就像得了恶性传染病，沾边就会遭殃，自己的亲朋好友，最好的自保方式，是赶紧跟这种人划清界线。”
的确，这是20世纪中叶中国的一大景观，独具特色的思想统治——宣传、教育、舆论引导、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忆苦思甜、谈心活动、讲用活动、早请示晚汇报、端正态度、政治表态、贴标语、喊口号、表忠心、组织生活会、向组织交心、思想汇报、思想检查、英模教育、领会文件吃透精神、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它成功地把一个民族变成了只有一个大脑，只会说一句话、唱一首歌、发一种声音，没有个性、没有思想、没有自我意识的空心人、稻草人、机器人、木偶人……
这无形的恐惧甚至强大到可以使一些词语的意义被完全颠覆，比如诚实，比如心怀坦荡……都成了恐怖的帮凶。“诚实”的含义只剩下“对组织要诚实”，你的思想里就不能再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果有，那就赶快向组织说清楚，不能有丝毫的隐瞒，否则，你就是欺骗了组织和人民，你就得受到谴责——社会舆论的谴责和自己良心的谴责，这样诚实就变成了党棍们控制人们思想的帮凶；既然你是心怀坦荡的，那么就应敢于把自己的一切向组织敞开，就不应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你就得允许别人随时随地进入你的灵魂进入你的内心，就这样心怀坦荡就成了那些人随时随地窥视你心灵的堂皇借口。
章诒和女士写《卧底》，根据的是冯亦代自己的文字《悔余日录》，章诒和在文章最后说：“洪荒之后，冯亦代于匍匐中翻身站起，面对冤魂遍野、落英凋谢，他悚然而惊，开始正视自己以密告为能事的历史，悔疚不已……成功的光环无法销蚀有耻有痛的记忆。一个人不论你做过什么，能够反躬自问，就好。”
章诒和在《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一文中，也曾披露过自己一次人性晦暗的亲身经历：
聂绀弩笑问：“你告过密吗？”
“我告过，而且后果严重。”
“什么后果？”
“把人给毙了。”
章诒和接着回忆道：“管教干事发话下来，说：章诒和的文化程度高，叫她不要采茶了，拿着纸和笔，跟在张家凤的后面。听到一句反动话，就写下一句。再布置另外几个犯人靠近张家凤劳动，一边采茶，一边用心记下她说的，晚上让她们找人写成揭发材料，作旁证。当时正是下午4点钟的样子，从清晨4点开始爬上茶山，人已经干了一圈儿（即12小时）。我累得要死，腰痛得要命，好像就要断了。一听到这个任务，忙甩下茶篓，心里别提多高兴啦。只觉得自己可以从筋疲力尽中逃出来，而不去想想我记录下的材料是干嘛用的。我跟了她两个下午……9月30日，劳改茶场召开宽严大会。宽大处理的样板是我们的那个组长，减刑半年；从严惩治的便是张家凤了，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而判处死刑。宣判后的二十分钟，远处传来了两声枪响，数千人的会场如一潭死水。子弹射穿她的同时，仿佛也击中了我。张家凤死了，我觉得是我用笔和纸害死的。”
当年聂绀弩听完章诒和的讲述，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密告，自古有之，也算个职业了，是由国家机器派生出来的。国家越是专制，密告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人们通常只是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总督。其实，不管犹大是否告密，总督迟早也会对耶苏下手。”
章诒和接着说：“聂伯伯，我在狱中呆了十年，体会到对一个囚犯来说，贪生可能是最强烈的感情。而狱政管理的许多做法，正是利用了这种感情。”
其实何止狱政管理，当时整个国家的管理不也是这样吗。
读到这里，联想章诒和后来写的《卧底》《是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两篇文章，让我觉得，章诒和本意也许是想冷静地对告密现象做些思考，但是写着写着，章女士被情绪带走了，而忘了初衷。有人敏锐地指出，章诒和女士那笔尖常带感情的文字，毫不意外地把文章主题引向了对黄苗子、冯亦代个人的道德拷问。其实，章诒和女士只要再往前走一步，就可以跨过这个误区。以她的文章的巨大影响，对推动社会进步发的积极意义就更加显豁了。
章女士没有表达出来的意思，被张鸣先生说出来了，他在《告密》一文中写道：“全能主义的国家政权，扫荡到了社会每一个角落，把每个人都组织到国家控制系统之中，连没有工作的大妈都有组织管着——街道居委会，没有户口，粮食关系，组织关系，寸步难行，即使有钱，也得饿死。不合作，不屈服，则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除非躲进荒无人烟的大山里，做白毛女……每个人都有弱点，即使品德高尚之辈，在人民事业，国家利益的面前，都是可能被说服的。即使每个人告密揭发别人的动机不高尚，也不纯洁，纯粹就是为了自保，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理解，毕竟，他们摊上的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陷阱，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
是专制制度扭曲了我们的人性。
这正是今天反思文革的意义所在：我们今天重提文革，不是为了算历史旧账，清算什么人的责任，要防止用文革的方式，人身攻击的方式，泄愤的方式。在厘清真相的基础上，对个人所作所为，尽量宽容宽恕。需要彻底清算的是那个专制独裁的社会制度。为了防止文革这样的悲剧重演，最根本的保障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建设民主宪政的现代国家制度，使每个人自由平等的权利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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