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张永：皈依之门——诉苦会是共产党的制胜法宝

张永：皈依之门——诉苦会是共产党的制胜法宝

进入专题： 诉苦会 新式整军运动 信仰 俘虏兵 解放战争 战斗力   
● 张永  

    提要：在关于解放战争的论著中，往往对于领袖、名将的运筹帷幄关注较多，而笔者认为，数百万普通士兵的信仰皈依是更加具有决定性的要素。中共军队迅速击败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原因是两者精神力量的差别，大批解放军战士获得这种信仰的重要形式是以诉苦会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在改造数百万俘虏兵的过程中，这一形式的效果尤为显著。在诉苦会中，数百万原本黯淡无光的灵魂被点燃了，烧起了熊熊大火，这是建立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希望之火，也是阶级斗争的仇恨之火，这场大火猛烈无比，所向披靡，也很容易失控。
    
    主题词：诉苦会、新式整军运动、信仰、俘虏兵、解放战争、战斗力
    
    在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自恃兵力强大、装备精良，认为可以在几个月之内消灭被讥为“土包子”的中共军队。但是，战争的进程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兵力较少、装备落后的解放军在短短三年中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几百万国民党军，不仅国民党、美国、苏联没有料到这样的结果，甚至共产党也没有料到胜利来的如此之快。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许多将领都认为，共产党获胜的根本原因在于：解放军是有信仰的军队，而国民党军队没有信仰，连蒋介石自己到台湾后都承认：国军“这种没有灵魂的军队自然非走上失败道路不可”，可以说是共产党的精神力量压倒了国民党物质力量。
    因此理解解放战争的一个关键就是：解放军如何获得这种信仰？特别是周恩来曾提到，三年解放战争中280万国民党俘虏兵加入了解放军，占到1949年解放军总人数的65-70%。这些俘虏兵（时称解放战士）原来并不信仰共产主义，甚至深受国民党反共宣传的影响，被俘后短期内却被塑造成勇猛的共产主义战士，这场规模宏大的信仰皈依是影响解放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以诉苦会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是促成这场信仰皈依的重要形式。信仰皈依的道路在历史上常被分为渐悟和顿悟两种，渐悟是指缓慢的、渐进的觉悟，而顿悟是指突然的、迅速的觉悟，诉苦会推动的信仰皈依大致可以归入顿悟这一类。在信仰传播的历史中，这类的群众集会一直是非常有效的形式，在秦和平的《基督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中描述了“奋兴会”在传教中的魔力，有时甚至能致人疯癫。在当代美国很强势的基督教福音派的传教活动中，这种群情激愤的群众集会仍是主要形式之一。
    在关于解放战争的论著中，往往对于领袖、名将的运筹帷幄关注较多，而笔者认为，数百万普通士兵的信仰皈依是更加具有决定性的要素。当年的共产党人常自豪地宣称自己拥有一种神圣的信仰，著名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熊彼特和罗素也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现代宗教。马克思是一位严肃的社会科学家，马克思的学说中包含有很多严肃的社会科学内容，但实践中的共产主义运动更多的是一种富于理想主义激情的信仰，中国革命道路上牺牲的数百万革命烈士绝大多数都没读过《资本论》，甚至其中多数根本不识字，但这并不防碍他们成为不怕死的强悍的共产战士。
    台湾年轻学者陈佑慎的著作题为《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的政工制度》，“党代表”这一军中信仰传播者职位的设立，确实始于国共合作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但当年担任党代表的大多是共产党员。由于国民党及其军队的世俗性质，这些“持驳壳枪的传教者”发挥的作用有限，富于理想主义激情的邓演达也不能见容于国民党，最终惨遭杀害。当共产党人不得不创建自己的军队时，他们确实成功地传播了信仰，塑造了一只有信仰的军队。论者常称道中共的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但只要更深入的思考就应该看到，假如没有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自我牺牲，长期的、大规模的维持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是不可能的，“信仰集团”这一概念实为理解中国革命和前期中国共产党的一把钥匙。
    在诉苦会中，数百万原本黯淡无光的灵魂被点燃了，烧起了熊熊大火，这是建立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希望之火，也是阶级斗争的仇恨之火。这场大火猛烈无比，所向披靡，很快燃烧了整个中国，甚至烧出国境，在朝鲜半岛击退了世界最强国家的军队。但是，大火一旦燃起，就不容易控制，在和平降临之后，大火仍然延烧了许久，烧毁了许多本应该珍惜的东西。
    诉苦会的巨大威力在当时和以后都得到中共军事领袖的高度赞誉。彭德怀称“诉苦与三查运动是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使得“部队中的气象涣然一新，部队战斗力、共产党在部队的威信大大提高”，他认为诉苦会是非常有效的形式，“红军和抗日时期，都没有找到这种形式；要是早找到这种形式，对争取俘虏兵加入红军，扩大红军的成绩，要快、要大得多。”毛泽东也赞佩新式整军运动后的解放军“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一、为什么整军——军队中的思想混乱现象
    
    中共军队一向以思想高度统一、斗志顽强著称，但是抗日战争以后到解放战争初期，军队中一度出现思想混乱的想象。中共军队装备和人数都居劣势，如果没有斗志的优势来补偿，在战争中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这是发起整军运动的基本原因。
    出现思想混乱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根源是战士们不知道为什么与国民党作战。这时候，参加过与国民党十年内战、经历过残酷阶级斗争的老红军在部队中的比例很少，抗日战争中共产党为维护统一战线不再强调阶级斗争，甚至与开明地主士绅合作，这个时期加入的大批抗战干部和战士主要接受的是民族主义思想，他们对日军作战很勇敢、富于战斗热情。但是经过抗战胜利后几个月的国共和谈，很多人都有解甲归田过太平日子的想法，到解放战争开始，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又要打仗。有的部队中甚至出现这样的怪话：“中国人和中国人打什么仗嘛，让毛主席同蒋介石下三盘棋，谁输了谁就自动下台。”西北野战军干部廖汉生回忆到，当时不少干部战士“不清楚为什么要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为什么要打蒋介石？有的提出：以前我们唱歌子‘打走日本好回家’，现在怎么还不让回家？”廖汉生认为，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对战斗意志有很大的影响，“两攻榆林未克，皆因一些人畏缩不前、谎报军情，个别营团指挥员责任心差、敷衍塞责，导致痛失良机，贻误战事。两次重犯同样的错误，也反映出我们纵队领导姑息迁就，处理不严，教育不够。可见，战斗意志不强才是攻榆不下的根本原因。”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大批的国民党俘虏兵被补充到解放军中来，被称为解放战士，他们本来就受过反共教育，开始的时候更不明白为什么要和国民党打仗，甚至很多解放区参军的农民也因战争中感到恐惧而逃亡。比如东北解放军三纵20团9连俘虏兵很多，在1946年2月保卫辽阳战斗中，“距敌只有一两百米，地形十分有利，火力也很密集，但就是没见打倒几个敌人”。后来调查发现，连队中很多解放战士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想法，打仗时故意枪口抬高不打敌人。同时9连逃亡也很严重，有一次一个晚上就逃了22人。在晋察冀1947年6月保北战役中，有一个纵队竟然有近千人逃跑。华东渤海军区1946年有一万五千人逃亡，后动员了九万新兵，竟然又有五万人逃亡。
    由于战事紧张激烈，对解放战士往往来不及充分整训，使得很多国民党军队纪律败坏、骚扰百姓的坏习惯被带到解放军中，甚至个别干部也走向腐化堕落。杨成武提到，晋察冀有的部队强拉民夫，“一两个人就找一个向导，甚至把自己的背包叫老乡背上，或私自动员大车，并有打骂群众、抓车抓夫恶劣现象”。“一个组织科长竟盗用烈士遗金、党费做运输，从中取利。有个管理科只有个别的人不贪污。有些贪污分子任意挥霍，大吃大喝，酒醉金迷”，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贺龙谈到，整军之前绥德军分区四、六团破坏纪律最严重，“打群众、打党政干部，在警备区所属八个县内，除清涧县外，在七个县内打了架，从地委的统战部长打起，在克虎寨打过民兵，并以每人三至五元白洋的代价放了一百多个地主到榆林去，在黄河两岸走私违法。”“警四旅、十一团筹粮不分贫富地摊派，到群众家乱拿老百姓的东西，杀鸡宰猪，群众认为他们‘除了不强奸妇女外，与胡宗南部队一样’”。
    同时，由于战士来自老八路军、解放区翻身农民和俘虏兵三个不同来源，常常造成部队内部的矛盾冲突。不同来源的战士观念和习惯差别很大，特别是解放战士对革命军队的很多要求都不适应，又感觉被人歧视，没有前途，非常消极，打仗不卖力，还常常破坏纪律。有些解放战士觉得革命军队生活苦、武器差，不如国民党军，还觉得其他战士“土”，不会操控先进武器。不少来自老八路军和翻身农民的战士觉得自己根正苗红，看不起解放战士，觉得他们贪生怕死，就会举手投降。部队中常常闹不团结，这在战斗中当然会大大影响战斗力。
    对于中共中央推行的激烈土改政策，甚至很多部队干部一时也不能充分理解。在东北野战军各级干部的检讨反省中，可以看出营以上干部“在思想上则百分之七十对土改之必要性与正确性表示怀疑。或不满群众斗争，认为群众运动过火；或对地主抱同情可怜态度，收留被斗地主儿子到部队中来”。
    
    二、皈依之门–诉苦会塑造共产主义信仰
    
    为了解决部队中的思想混乱、使共产主义信仰深入战士们的内心，基层政治工作者想尽各种办法，逐渐发现诉苦会是塑造共产主义信仰的最有效形式。绝大多数战士包括解放战士都出身贫苦家庭，诉苦会通过让战士回忆自身受苦的经历，认识旧社会剥削压迫的黑暗和残酷，而维护这个黑暗社会正是国民党政权，从而激发起战士们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冲动，坚决投入到建立没有剥削压迫的美好共产主义社会的战斗中。
    诉苦作为揭露阶级压迫的形式，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农村土改中很常见，是斗争地主的重要形式，各解放军部队中诉苦活动始终存在，1946年10月《解放日报》就介绍过通过诉苦大会改造俘虏兵的方法，提到“在举行了这种诉苦大会的地方，成千成万的俘虏兵打开了眼睛，他们立即就觉悟到一系列的问题，立即就自动要求加入我军，与蒋介石和帝国主义者拼命。”到解放战争中期，诉苦会再造灵魂的巨大威力逐渐被高级领导人了解，并大力在全军推广，发展成为规模巨大的新式整军运动，使得数以百万计俘虏兵被塑造成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46年秋冬，赵绪珍是东北三纵7师20团3营9连指导员，他虽然文化不高，但责任心很强，非常关心战士，为了解决连队存在的思想问题，他开始尝试用诉苦的形式启发战士，很快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1947年1月“一保临江”战斗中，连队士气高昂，团结奋战，许多原来落后的战士如房天静、王福民等一跃成为著名的战斗英雄。这个经验逐步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在7师推广，到1947年夏天由3纵政治部把诉苦教育推广到全纵队。8月26日《东北日报》刊登《辽东我军某部根本改造教育工作》的长篇报道，详细介绍3纵经验，同时刊发罗荣桓主持起草的社论《部队教育的方向》，高度评价诉苦运动，进而把诉苦运动推广到东北全军。9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把3纵经验电报军委总政治部，经毛泽东修改后转发全军，总的来说，全军规模的诉苦整军运动主要是在1947年冬至1948年夏天进行的。
    诉苦会能否成功一个关键是发现典型人物。绝大多数解放军战士和俘虏兵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在战乱频繁、民生凋敝的时代里他们都有很多痛苦的经历，但是典型人物不仅要苦大仇深，而且还要具有较好的表达能力，这样才能生动感人。典型人物往往是基层干部在与战士们的日常谈心中发现的，这种前期的工作非常重要。西北野战军一个著名典型是解放战士于德水，他在军人大会上的诉苦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于德水全家五口人租种40亩地，因父亲病了交不上租地主就拉走了农民家的命根子–耕牛，全家不得不打短工谋生，自己在铁场拉风箱，到年底却给铁不给钱，哀求半天才给了一点。被抓兵后，有一次父亲来看他，因为衣服破烂不准进，在外边转了三天，碰巧遇上才见面，想到伙房要点饭给父亲吃，却被司务长恶语相加。“诉到这里，于德水放声大哭，在场同志无不落泪”。
    诉苦会会场的布置也很有讲究。晋察冀某部6连诉苦会“会场的诉苦台上，耸立着一个用苍松翠柏的枝叶和纸花编织而成的祭奠花环。花环下供放着被害亲属的灵牌。一幅‘吐苦水忆起旧仇，表决心莫忘新恨’的挽联舒展地垂挂在诉苦台的两旁，格外醒目。会场的四周贴满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有苦诉苦，有冤申冤，血债要用血来还’、‘天下穷人是一家’、‘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标语口号。整个会场庄严肃穆。”灵前宣誓是诉苦运动的另一种重要仪式。部队把战士被地主恶霸迫害致死的亲属名字写成牌位，供在灵堂。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很有感染力，全体战士一起发誓为死难者报仇，这种仪式对于激发部队的战斗精神发挥了很大作用。
    晋察冀军区独立第八旅总结经验，认为：发现选择诉苦典型，最好能找到各种成分的，比如贫农、长工、工人等，要找擅长讲话的人；诉苦大会的组织也很讲究艺术，不要轻易诉，“一诉就要成功”，会场要书写标语，造成严肃悲痛的空气，会场须严禁说笑、随便出入，“时间要短促，诉苦人不要过多，当诉苦已到一定火候、全体人员已受感动时，就在沉痛的空气中散会，这样作用最大。二十二团三营刘元全在诉到父亲要饭、娘被逼死的悲状时，双腿跪倒在地叫亲娘，全营在大哭中散会。”西北野战军1纵1旅诉苦活动中，有地主家庭出身的战士也深受触动，主动站出来揭发自己家庭剥削一户中农，直到这家人破产的事实。
    部队文艺工作者的演出在诉苦运动中也发挥了显著作用。据许世友回忆，在1948年初山东兵团诉苦运动中，“部队文工团赶排演出了《白毛女》、《瞎老妈》、《血泪仇》等戏剧。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恶霸、还乡团血腥残暴的罪行，一幕幕重现在指战员的眼前，激起大家对敌人的满腔仇恨。许多同志泣不成声，悲痛欲绝，有的难过得几天吃不下饭。”部队的阶级情绪被大大激发起来，转化成战斗的决心。
    集体痛哭是诉苦运动中感人至深的高潮，其重要性几乎达到“不哭不灵”、“一哭就灵”的程度。当时军中大约70%是贫农出身，地主富农等出身的只有5%，所以一个人受苦的经历很容易引起绝大多数人的强烈共鸣，最后达到一种触及灵魂的震撼性的群体情感释放。东北野战军整军总结中谈到，“诉苦是一种悲愤交集的场面，诉得好的，常泣不成声，并感动得全场落泪。许多部队的诉苦，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痛哭。”东北野战军3纵某营驻在中朝边境朝鲜族聚居区，一天一个朝鲜族阿马妮慌慌张张地跑来对营教导员说：“可不得了啦！你们同志都在抱头大哭，你快去看看吧！”原来是机枪连在讨论穷人和富人谁养活谁的问题，副班长任纪贞带头发言：“俺是山东蒙阴人，爹给地主放了200多只羊，一年能繁殖150只羊，每只羊能卖两元钱，羊粪收入的钱就更多了，全归了地主，可地主一年只给我爹15元工钱，加上管吃，合在一起也不过30元，吃的都是豆腐渣，除了放羊，每天要挑水干其他活，腰都累弯了，累得病倒了，地主还逼他上山伐树。伐到第2棵时就没劲了，一斧子砍在腿上。”说到这里，任就哭了，接着说：“俺爹昏过去了，当乡亲们把他从山上抬下来时，快要咽气了，想喝碗高粱面糊糊，但家无一粒粮。”说到这里，任抱头痛哭，过了一会，接着讲：“娘去地主家想借碗高粱面，地主婆说：‘留着粮食喂狗还能看门，给你们吃有什么用’。……娘回来爹就咽了气，下葬连棺材也没有。”任哭得再也讲不下去了，“全连都低下了头，有几个哭出了声”，又有几个战士站起来说起自己的悲惨经历，全连哭成了一片，哭了很长时间。开始教导员还担心军队大哭让老百姓听见影响不好，但实际上正是震撼人心的集体痛哭打开了皈依共产主义信仰的大门，熔铸了战士和部队的新的灵魂，使有些觉悟低、战斗力弱的部队在很短时间转化成作风硬的英雄部队，在四保临江的著名战役中立下了卓越战功。营教导员冯恺回忆到：“我营一年来的诉苦教育，给我的感受很深。一是诉苦教育的场面，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不是简单的诉说各人的苦，而是控诉整个人剥削人社会制度的罪恶，人人吐出的苦水，汇成了汹涌澎湃摧毁旧世界的革命洪流。二是诉出了劳动人民的心声。把仇恨融汇在一起，战友之间、军民之间一下融汇到一块了。内外团结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天下穷人是一家，联合起来打天下。”
    在诉苦会达到群情激愤的高潮，有时甚至会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在海南岛琼崖纵队的诉苦运动中，“上台发言的指战员一个接一个。大家把藏在心中的苦水全部倒了出来。接着，支队首长便领着大家举行公祭仪式，向死难的亲人致哀。霎时，空气都凝结在万分悲愤之中。默哀未完，不知是谁就呜呜咽咽地大哭里起来。这哭声牵动了许多人的心，大家都忍不住号啕大哭。忽然，战士吴坤生‘嗖’的一声拔出手榴弹，举得高高的，大声喊道：‘有种的跟我来！找敌人算帐去！’说着，这些战士就呼呼啦啦地跟着吴坤生走。政委李福文看到大伙有点控制不住情绪了”，赶紧说，“我们报仇也得有勇有谋，打敌人也得有个统一部署。可不能只凭自己的一腔热血去硬拼啊！”这样会场局面才稳定下来。
    诉苦会并不是哭过就完了，非常重要的是趁热打铁展开热烈的讨论，启发战士思考广大穷人受苦的原因，产生反抗剥削压迫、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意志。西北野战军一纵一旅展开了热烈争论，讨论穷人受苦的原因，“凡争论热烈的单位，饭也不吃，冷也不觉，非把问题闹清不干”。西北野战军干部廖汉生回忆到，“开始有的单位没经验，只是简单地诉苦，结果诉完了，哭完了，教育也结束了。纵队和旅、团领导发现后及时指出：诉苦不是目的，流泪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搞清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才能挖出造成穷苦的根子。”诉苦运动通过分析残酷的剥削事实力图证明：“罪恶决不是单个地主或具体地发生的，大家来自山南海北，都受到同样的痛苦，都同样受冻受饿受辱挨打，这证明普天之下都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压迫人的人，一种是受人压迫的人。”当时总政治部领导人傅钟认为：“诉苦运动的成功，大大克服了以往政治教育中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弊端。大批干部下到基层，同战士打成一片，深入了解战士疾苦和心理变化规律，精心掌握诉苦进程，从培养典型引路，布置肃穆的诉苦环境，启发战士剖析受苦事例，进行解放区、蒋管区新旧社会对比，到为战士给被害亲人祭灵、宣誓、订立苦情簿、报仇登记簿，带领战士认识自己，跟着党走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
    很多战士特别是解放战士在诉苦运动中受到极大的心理冲击，在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这种大梦初醒的觉悟感让他们既激动又痛快，他们的灵魂被重新塑造了，从此成为一个全新的人，一个为共产主义拼命的战士。有的战士在诉苦会上心理冲击太大，当场气昏过去。战士房天静在指导员赵绪珍的启发下倒出一肚子苦水，“如服下大黄，泻出肝火，倒出苦水，一身轻快舒坦，耳目清新”。东北解放军三纵战士王福民在国民党军队当兵时间很长，养成了流氓兵痞习气，经常破坏纪律，吃老乡的东西不给钱，甚至有时还打骂群众。在诉苦运动中，他受到了很大触动，痛哭流涕地说：“我自己也是穷人出身，全家没吃没喝，挨打受骂”，“可是，自己糊涂，在国民党军队里穿了几天‘二尺半’，在鬼子煤矿里当工头吃了几天大米饭，就忘了本，不知道干八路是给谁干的，平时讲怪话，打仗不开枪。过去我糊涂不懂事”，“从今以后我要重新做人，一定好好干。”在保卫临江战役中，他当上了连群众工作组副组长，处处以身作则，维护群众纪律，周围人都说：“现在的王福民与诉苦前相比简直是两个人。”
    晋冀鲁豫解放军6纵战士王克勤是1945年10月邯郸战役被俘参加解放军的，最初只是一个技术出众但情绪低落的机枪手，1946年的营诉苦大会上他的感情受到很大激荡，在第二天的诉苦中他边哭边说：“现在我才真正明白，当八路军是为我们穷人干，当国民党军是为老财干。我一定要在八路军里好好干下去，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激发了热情的王克勤很快成为一个全军闻名的战斗英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荣立九次战功。被提拔为机枪班长后，王克勤忘我投入，很快把主要由新兵组成的机枪班带成了尖子班，又被评为带兵模范。晋冀鲁豫全军展开了“王克勤运动”，二野政治部宣传部长陈斐琴认为王克勤运动“创造了新老战士团结的经验，创造了旧军队出身战士的技术和作战经验和翻身农民出身战士的政治觉悟相结合、以及人民军队优良传统相结合的经验”，“克服了解放战士不好带，新兵不能打的观念”，对二野的建设有重大贡献。王克勤1947年7月牺牲于定陶战役后，刘伯承亲自撰文悼念，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了所在英雄单位，王克勤享有的这种荣誉在整个二野是“唯一无二的”。
    到解放战争后期，诉苦运动的巨大威力甚至发展到“即俘即补”的程度。在淮海战役中，解放军伤亡很大，很多俘虏兵经过短暂但触及灵魂的“战壕诉苦”，立刻被编入解放军部队参加战斗，“甚至姓名还没被本连同志记牢，就在战斗中牺牲了”。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师长看到许多还没来得及换下国民党军服的战士已经站在解放军队伍中参战，无可奈何地说：“这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么！”据叶飞回忆，“我军转入大反攻以后，部队中俘虏兵的数量越来越大，在连队战士中约占80%以上。当时真是前两个小时还是国民党兵，过两个小时就成了解放战士。有的甚至还未来得及上连队的花名册，就在战斗中牺牲了，成了无名烈士，这是常有的事。”周恩来提到，三年解放战争一共消灭国民党军569万人，其中俘获415万，俘虏中280万人成为解放军，占到当时解放军总人数的65-70%，这是世界战史上不可思议的奇迹。
    
    三、信仰在组织上的落实–三查、三整与军队民主运动
    
    诉苦会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情感激荡，但是如果没有组织上制度上的落实，情感平复后效果也就减退了，所以整军运动接下来就要进行三查三整，把诉苦成果巩固下来转化为战斗力。三查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是整纪律、整作风、整制度。在不同的部队，整查的提法不完全相同，但基本精神完全一致，就是要以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标准检查每一个人、检查每一项工作，同时还要在制度上恢复建立士兵委员会，开展军队中的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使每一个普通战士发挥最大的积极能量。
    三查中很快就清查出解放战士中隐藏的一批前国民党军官，巩固了部队。国民党部队被俘后，很多军官化名隐藏在士兵群里，他们当中不少人思想顽固反共，甚至希望日后找机会带队逃跑叛变，他们是部队中敌对势力的骨干，是部队里暗藏的定时炸弹。在大多数解放战士思想模糊的情况下，他们常常得到士兵的掩护，甚至很多普通士兵被俘后也编造假名字、假籍贯，准备逃走。诉苦运动使绝大多数解放战士对解放军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把解放军真正当成了自己的队伍，主动坦白自己的问题，揭发部队中暗藏的敌对分子。中原野战军4纵10旅解放大队1连有近半数坦白了自己被俘后填写的是假籍贯、假姓名，13旅解放大队5连有38人坦白自己在诉苦之前曾企图逃跑。“兵痞们被孤立了，个别化装隐藏在士兵中的军官，再无藏身之地，一一被揭发暴露出来”。据习仲勋回忆：“经过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和一个一个地清查，整个西北野战军部队共查出暗藏的敌伪军官和密谋组织投敌的奸细分子100余人；撤换了少数未改造好的地富出身的干部，清除了一批不可救药的兵痞流氓分子”，部队由此大大巩固了。
    查阶级的关键是查对土地改革、对地主阶级的态度，实际上也就是对共产革命的态度。解放战争爆发以后，中共改变了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温和政策，强力推动暴风骤雨般激烈的土改，剥夺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平分给贫农，并于1947年10月公布了《土地法大纲》。土改是中共站在穷人立场的根本表现，是争取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的根本政策，但是由于出身的影响、由于抗日时期与地主阶级的合作、由于土改中的一些打击地主的暴烈行为，军队中对土改的认识并不统一，有的部队同情地主、保护地主，甚至武力压制要求土改的农民。有些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因为自己的家庭被清算，父母或其他亲属被斗争，土地房屋被分配，而心怀不满，或公开抗拒。甚至假借抗属名义，回家威胁贫苦群众、破坏土地改革”，有的甚至叛变投敌、向群众大会投掷手榴弹。土改过程中确实存在对地主过火的斗争，但为了争取占人口绝大多数穷人，中共必须站在穷人的立场上，不能容忍阶级立场的动摇。西北野战军“通过对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辩论，各单位都发现了一些剥削阶级出身而又坚持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的人，因此三查初始就涉及到对阶级成分的检查。对阶级成分的审查中”，清理出批顽固坚持地主阶级立场的人。东北解放军政治部明确规定：地主家庭出身者“如发现虚伪欺骗、庇护地主、不改变立场、经教育不改者，则应开展斗争，直至开除其党籍、军籍”，“我军各级干部，在解放区内，不得与地主阶级‘礼尚往来’，不许接受他们的礼物，不赴他们的宴会，不得与地主女儿结婚。”
    在查阶级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过火和偏差，产生了唯成分论、贫雇农当家的倾向，使一些地富的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遭受冲击。晋察冀军区有的部队“三查中有不着重思想而过分强调成分、近乎唯成分论的偏向，个别单位机械搬运农村整党一套，组织贫农团，并实行吊人、打人、捆人。由于方式上有缺点，二纵曾有一团政治处主任自杀，六纵有一团长自杀，四纵亦有两个下级干部自杀。”东北也有部队“把地方上的阶级斗争，捆人打人，直接撤换干部等，搬到军队中来。热北分区战士把连长的衣服和帽子扒掉，南满护路军司令部斗争了三百人，捆打了五十人，甚至还有打死人的，”一度造成部队的混乱。
    精通群众运动的中共领导干部明白：群众运动不可能很精确，矫枉必须过正，否则群众可能无法发动起来，但到了一定的火候则必须纠正，否则就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对群众某些过火行为，不要当众泼冷水，过早的纠正；要到一定时期–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敢于大胆讲话的时候，再经过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说服和引导群众到正路上来。”邓小平、陈赓、叶飞等部队领导很快注意到斗争过火的危险，严厉批评了“贫雇农当家”、“唯成分论”的错误，强调重在本人的表现。邓小平还特别在1948年2月9日致电毛泽东，谈到：“部队几年来吸收了大批知识分子（主要是中小知识分子），他们又大多是地富家庭出身，其中不少担任主要的和机要工作的责任。这些同志大部是尽责的，有成绩、有能力的”，“党内过去在审干时，伤害知识分子党员，已经不轻。此次整党，确应慎重。”毛泽东对此很重视，亲自修改批转各地，纠正偏差。
    三查也重点针对干部中的不良作风。由于部队扩张很快，打了不少胜仗，缴获很多，一些非共产主义思想开始滋生，一些干部走向贪图私利、腐化堕落。东北军区在整查中严厉清查私财，认为“凡是私财多的人来源多半不正当，有的是贪污或侵吞群众斗争果实来的，有的是做生意投机倒把来的，有的是火线上发洋财来的，私财积累过多，必然腐化思想，丧志气，动摇立场，影响作风”，“解决的办法，一是没收，二是自动交公。”西北野战军在三查中动员“战士们打掉顾虑，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大胆批评。被军人大会面对面批评的有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和旅、纵机关的科长、部长，这些人受到很大的触动和教育。”整查中干部之间互相批评也很重要，二野一纵“中、高级干部人人敞开思想，个个不留情面，将影响部队团结和进行的问题一一揭露出来，痛快淋漓地进行批评和思想交锋。这在我们纵队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由此干部作风得到很大改善。
    士兵委员会的恢复成为三查三整中建立部队中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的制度保障，大大激发了战士们的主人翁责任感。士兵委员会本来在红军创建初期就产生了，并且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后来由于出现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被废止。新式整军运动中“士兵委员会组织的恢复和积极开展工作，使战士们切身体会到自己同干部一样都是部队的主人，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于是把过去那种害怕干部报复而不敢提意见的心理打消了，因而官兵关系随之改善”。渤海军区有些干部克扣战士，甚至毒打战士，新战士从家里带的钱要给班排长买好吃的，打仗时干部却躲在后面“督战”。“有一个团，经战士审查提出需要撤换、调换的连排干部多达80余人。与此同时，由战士推选了可以信赖的干部80多人。由此，战士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士兵委员会’才名正言顺地成为经常性制度。”
    在基层部队干部的任命上，战士们得到了很大的发言权。西北野战军“在三查后期，各单位普遍召开了‘团结进步大会’，促团结，促进步，鼓斗志。同时，在连队开展推荐干部、推荐党员的工作。由士兵群众推荐那些在诉苦、三查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并且一贯表现出色、有较高政治觉悟、有较强组织指挥能力的同志担任干部，由支部讨论提出任职建议，由纵队党委批准后任命。推荐党员采取自己申请和群众推荐相结合的方式，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后报上级党委批准。从群众中推荐出来的新干部、新党员，觉悟高，斗志强，有威信，能打仗。”徐向前也谈到，军队民主运动后，“连队干部感觉工作、指挥都比以前好搞多了。过去指挥冲锋，是赶羊战术，现在是自动作战了。据现有的经验，一般战士民主选出之干部，都估计能打仗，又能爱兵的。”
    经过诉苦会、三查三整和军中民主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很多部队的面貌涣然一新。新式整军大大加强了部队的团结，特别是消除了解放战士和子弟兵的隔阂。老八路军、解放区翻身农民和俘虏兵这三种不同来源的战士在诉苦会的集体痛哭中融为了一体，大家都从各自的痛苦遭遇真心认识到“天下穷人是一家”，解放战士开始把自己当成部队的主人，子弟兵也把解放战士当成阶级兄弟，互相关心爱护，凝聚力明显加强。西北野战军在整军中很多战士迅速觉悟，思想行为达到了党员的标准，部队中“党员数量大为增加，并能经常保持到占全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现有党员占全人数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没有威信的干部被撤换了，战士推荐的干部与战士们彼此信任，战士们在军中民主运动的激发中产生了巨大的热情，坚信自己肩负伟大的历史使命，是参与推翻丑恶剥削社会、创建美好新社会的光荣战士，部队中充溢着自觉的、积极进取的战斗精神。
    
    四、胜利之门——诉苦、整军的效果
    
    部队中这种饱满的精神力量立杆见影地在纪律、训练和战斗上表现出来，转化为强大的战斗力，在和国民党军队的较量中，解放军逐渐显示出压倒性的威力。
    经过新式整军运动，战士获得了内在的尊严感，遵守纪律、约束自己的行为成为一种自觉，不再是活一天算一天、能占便宜就占便宜的“兵”，而成为具有高度道德感的“战斗之士”。彭德怀谈到：新式整军后，“不仅对战斗力有提高，对遵守群众纪律与城市政策，亦有很大进步。如经过十日战斗的宜川，进城后商店即开门，其他各城市夺取后，秩序也很好。不少地主对土地政策虽不满，但对军队纪律同声赞佩，去冬整训前所未见。”晋察冀野战军陈正湘感觉到“这次民主整军运动还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政策纪律观念”，战士们“为了不惊动群众，常常寄宿在群众屋檐下、门洞内、短墙边、草堆里，甚至露营街头，度过了一个个寒冷的夜晚。稍稍恢复疲劳就帮助群众收割庄稼，打扫院子，挑水推磨”，“看到群众没有衣服穿，战士脱下自己的内衣送给群众”，军民关系强化了，人民支持军队的热情也大大提高，解放战争真正成为人民战争。
    整军的效果在训练中表现得十分显著。西北野战军“指战员们诉苦诉出了深仇大恨，三查查出了高昂斗志”，“形成了空前高涨的大练兵热潮。当时正值三九天，冰天雪地，气候寒冷。每个人心里却燃烧着一团火，起床号没吹就进了训练场，熄灯号吹过了还不回来，有病的也不停练”。连队干部说：“以前是从屋里催促到操场，现在从操场往屋里拉；以前是下命令练兵，现在是下命令休息。拉都拉不回来，下命令也不管用！”
    在战斗中，享有军事民主的战士们不再只是被动地服从命令，表现了巨大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常常能够决定战斗的胜负。毛泽东特别提到，在陕北著名的蟠龙战役中，“当时有一个团打了几天，上面认为无法打了，下令撤退。但连队认为可打，不肯撤。连队战士分组讨论，找出了办法，继续打，结果获得胜利。陕北将此种情形，叫做军事民主”。当时解放军的重武器比较少，攻坚作战比较困难，常常造成很大伤亡，战士们发挥聪明才智，研制出用汽油筒抛射炸药包的新武器–即著名的“飞雷”，这个武器看起来很“土”，但在实战中摧毁了很多敌人堡垒，成为让敌军望而生畏的利器。
    诉苦整军的效果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战士们在战斗中的勇猛精神，而这正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据陈青山回忆，“通过新式整军，一些平凡的战士也成了创造奇迹的人。3总9支队黎族新战士陈理文原是连队中普普通通的一个兵，平时很少引人注意。”在忆苦中，他说出了自己家里4口人被害死的仇恨，激发出战斗勇气。在后来詹县南辰门战斗中，他参加突击队，在腹部中弹负伤的情况下，仍然首先突入敌军据点，立了大功，后来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在东北战场三保临江战役中，诉苦先进部队三纵战士王永太孤身追击40多名敌军，创下单人俘敌38名的的惊人记录，解放军战士之勇猛与国民党军士兵之怯懦，由此可见一斑。西北野战军战士刘四虎父亲被地主欺压，一气之下上吊死了，在诉苦大会上他讲起家庭悲惨遭遇，痛哭流涕地说：“我们穷人没有法子活，拼命干活也吃不饱，处处受气”。在场的同志也被感染得痛哭起来。在诉苦运动中激发出生命热情的刘四虎成了一名勇士，冲锋在最前面，遭敌包围，在激烈肉搏中受了重伤，“头上、身上11处冒血，终于倒了下去，躺在血泊中。同伴们冲上阵地，刘四虎血肉模糊，都辨认不出是谁。他的意志、力量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不少被俘的军官在谈到我们的战士们英勇战斗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时，都感到惊奇而不可理解。”
    战士们爆发出巨大的战斗热情，甚至出现了勇猛过度、造成不必要伤亡的偏差。比如华东野战军4纵9团在整军后在“立功运动”的激励下，一度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战士们只是片面强调猛打猛冲”，“连、排干部只是强调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有的甚至以挖工事为不光彩，利用地形地物是怕死”，这样即使打了胜仗，往往伤亡很大，后来只好又开展一个“评定伤亡运动”来加以矫正。
    解放军部队在整军后被勇猛的精神所充溢，这是国民党部队无法比拟的，往往直接决定了战役的胜败，进而决定了整个解放战争的胜败。1948年6月豫东战役是华野外线兵团“与敌进行的一次重要的决战性战役”。这次战役解放军兵力20万、国民党军兵力25万，经过20昼夜艰苦、复杂、激烈的鏖战，解放军以伤亡3万代价取得歼敌9.4万的大胜。参与指挥这场战役的将领叶飞认为，此战我军兵力、装备、后勤补给都处劣势，“如果不是经过新式整军运动，极大地提高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高度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战斗精神”，“要取得战役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在1948年2月西北战场具有转折意义宜川战役中，新式整军的威力得到了充分显露，过去西北野战军最多只能一次歼敌两个旅，宜川战役创造了一战歼敌五个旅的辉煌战绩，彻底扭转了西北战局。具当时独1旅指挥员回忆，当时刚经过整军，“部队从上到下，到处充满着空前的、高度自觉的战斗积极性和不怕牺牲、不怕吃苦的英雄气概，人人自觉为战斗的胜利尽心尽力”，“好多事你刚想到人家就已经办了，而且办的更好，仗打得很顺手、很痛快、很威风。在战斗结束时，我们去了解救护所收治伤员的情况，发现一种新现象，共570多名伤员，其中重伤和中等伤占70%以上，轻伤不到30%，很多同志真正做到了轻伤不下火线”。“当时明显的感觉是，以往认为不能打的单位也上来了，单位和单位在作战上的差距很难分辨了，大家都在争先恐后，暗里使劲，互相摽着干！”
    以诉苦会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大致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是群众心理能量的有组织的爆发。当时总政治部负责人傅钟总结说：“诉苦运动是集中群众意志和智慧的一个创造，是政治教育的一场革命，其效果之大，影响之深远，超出了想象和预料。”毛泽东在宜川战役后不久发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对新式整军运动给予了最高的评价：“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可以说，诉苦会打开了几百万士兵群众信仰共产主义的皈依之门，而这皈依之门同时就是解放战争乃至中国共产革命的胜利之门。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副教授，zypku2004@126.com）
    （原稿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6期，略有修改。）
    
    [1] 蒋介石：《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蒋总统集》，第1613页。转引自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84页。
    [2] 傅钟：《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发展——新式整军运动回顾》，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式整军运动》，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401页。
    [3] 彭德怀：《一九四七年冬季整军摘要》1948年8月27日，《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67、260页。
    [4]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页。
    [5] 毛泽东：《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3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1294页。
    [6] 韩乐学、娄洪章、徐杰：《西北战场上的一条宝贵经验——忆三五八旅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615页。
    [7] 廖汉生：《一场自下而上的自我教育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433页。
    [8] 莫文骅：《毛泽东同志修改批转辽东第三纵队诉苦教育前后》，《新式整军运动》，第479页。
    [9] 晋察冀野战军报告1948年4月4日，《新式整军运动》，第267页。
    [10] 舒同：《在华东军区第一届政工会议上关于新式整军运动的总结报告》（1948年7月18日），《新式整军运动》，第314页。
    [11] 杨成武：《关于整顿纪律整顿制度问题》（1948年2月12日），《新式整军运动》，第176页。
    [12] 贺龙：《关于晋绥陕甘宁土改整党和联防军区工作问题的报告》（1948年9月24日），《新式整军运动》，第362、364页。
    [13] 《东北野战部队整军运动总结》，《新式整军运动》，第296页。
    [14] 《好好进行俘虏工作》，《解放日报》1946年10月7日，《新式整军运动》，第46页。
    [15] 廖汉生：《一场自下而上的自我教育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437页。
    [16] 蔡顺礼、蔡长元：《启发觉悟、严格纪律》，《新式整军运动》，第604页。
    [17] 韩乐学、娄洪章、徐杰：《西北战场上的一条宝贵经验——忆三五八旅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617页。
    [18] 《晋察冀军区独立第八旅诉苦复仇运动经验》1947年10月1日，《新式整军运动》，第88-89页。
    [19] 《西北野战军一纵队一旅政治部关于九天阶级教育主要经验初步研讨》（1947年12月22日），《新式整军运动》，第129页。
    [20] 许世友：《许世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507-508页。
    [21] 《东北野战部队整军运动总结》，《新式整军运动》，第301页。
    [22] 冯恺：《诉苦教育是应运而生的群众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792-795页。
    [23] 陈青山：《新式整军与解放海南》，《新式整军运动》，第775页。
    [24] 《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旅政治部关于九天阶级教育主要经验初步研讨（节录）》1947年12月22日，《新式整军运动》，第128-129页。
    [25] 廖汉生：《一场自下而上的自我教育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433页。
    [26] 《部队教育的方向》，《东北日报》
    1947年8月26日。
    [27]傅钟：《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发展——新式整军运动回顾》，《新式整军运动》，第402页。
    [28] 《综述》，《新式整军运动》，第14页。
    [29] 唐凯：《孤胆英雄的力量源泉——辽东军区第三纵队运用典型房天静开展诉苦教育》，《新式整军运动》， 第579页。
    [30]莫文骅：《毛泽东同志修改批转辽东第三纵队诉苦教育前后》，《新式整军运动》，第481页。
    [31] 杜义德：《开展王克勤运动的启示》，《新式整军运动》，第487页。
    [32] 李德生：《李德生征程忆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0页。
    [33]刘有光：《同仇敌忾、戮力杀敌——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的诉苦与改造战俘运动》，《新式整军运动》， 第513页。
    [34]叶飞：《明确方针、掌握政策——回忆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461页。
    [35] 傅钟：《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发展——新式整军运动回顾》，《新式整军运动》，第401页。
    [36] 刘有光：《同仇敌忾、戮力杀敌——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的诉苦与改造战俘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510页。
    [37] 习仲勋：《新式整军与西北大捷——西北野战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424页。
    [38] 《晋绥军区关于贯彻土地改革、保证我军思想上组织上纯洁的训令》（1947年6月18日），新式整军运动》，第60页。
    [39] 廖汉生：《一场自下而上的自我教育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439页。
    [40] 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关于贯彻土地改革教育的指示》1947年8月22日，《新式整军运动》，第70页。
    [41]    晋察冀野战军报告1948年4月4日，《新式整军运动》，第268页。
    [42] 谭政：《在东北军区政工会上的报告》（1948年3月5日），《新式整军运动》，第203页。
    [43] 唐亮：《在华东野战军高干会上关于贯彻三查三整巩固土改学习胜利的报告，《新式整军运动》，第151页。
    [44] 《谭政在东北军区政工会上的报告（节录）》1948年3月5日，《新式整军运动》，第205页。
    [45]廖汉生：《一场自下而上的自我教育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440页。
    [46] 王辉球：《发扬民主，官兵一致——会议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的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625页。
    [47] 曹中南：《我军光荣传统的一个组织形式——忆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六旅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新式整军运动》，第555页。
    [48] 傅钟：《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发展——新式整军运动回顾》，《新式整军运动》，第404页。
    [49]廖汉生：《一场自下而上的自我教育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441页。
    [50] 徐向前：《关于部队整训情况的报告》（1948年3月25日），新式整军运动》，第264页。
    [51] 蔡顺礼、蔡长元：《启发觉悟、严格纪律》，《新式整军运动》，第611页。
    [52] 甘泗淇：《新式整军运动经验》（1948年11月），《新式整军运动》，第384页。
    [53] 彭德怀：《关于西北野战军1947年冬季整军运动及当地社情的综合报告》（1948年4月28日），《新式整军运动》，第272页。
    [54] 陈正湘：对比溯源、斗志倍增——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的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474页。
    [55]廖汉生：《一场自下而上的自我教育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444页。
    [56] 《毛泽东转发朱德关于军事民主及职工待遇问题致中央信的批语》1948年1月31日，《新式整军运动》，第162页。
    [57] 陈青山：《新式整军与解放海南》，《新式整军运动》，第781页。
    [58] 莫文骅：《毛泽东同志修改批转辽东第三纵队诉苦教育前后》，《新式整军运动》，第480页。
    [59] 黄新廷：《苦根产生于反动政权的统治——三五八旅运用典型进行新式整军的情况》，《新式整军运动》，第545、546页。
    [60] 谢云晖：《进行诉苦教育，开展立功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568页。
    [61] 叶飞：《明确方针、掌握政策——回忆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454-455页。
    [62] 颜金生、杨琪良：《部队建设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忆西北野战军独一旅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第695页。
    [63] 傅钟：《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发展——新式整军运动回顾》，《新式整军运动》，第400页。
    [64] 毛泽东：《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3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1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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