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VS电脑的时代诞生出“中国模式”
很高兴能够在美丽的温哥华有机会同各位坐在一起，谢谢主持人诺拉的溢美之词，谢谢我们《世界华人周刊》张辉社长的盛情邀请，谢谢丁果先生拨出时间、放下身段与我对话。作为温哥华主流电视台多元文化节目主持人，丁果先生不但在加拿大主流社会、华人社会很有影响力，也在中国大陆主流社会有相当的发言权。在中国，丁先生这样的主流声音是电视才能看到的，而我这种非主流一般只在互联网上混。今天大家有幸看到一台电视机一台电脑的对话。——我开个玩笑，因为今早看到有网友在我博客留言说，在中国大陆啊，你打开电脑，就看到暗无天日的社会，官员腐败，恶势力横行，民不聊生，弄得你紧张兮兮，甚至痛不欲生，仿佛马上就要革命了;唯一能够救你的只有电视，你一开电视机呢，柳暗花明又一村，领导人满面春风，人民载歌载舞，幸福得一塌糊涂，和谐得一塌糊涂。仿佛你的子孙后代都已经跃跃欲试，准备开始庆祝建国100周年了。
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对话，是让你既看到电视，又看到电脑，我提供的是线索与意见，结论由你自己做。现在回到我们的标题—中国模式。来之前我原本准备了一个发言提纲，来后发现是对话的形式，用不上了。要说“中国模式”，没有人比在座的诸位更清楚了，你到中国大陆去问一些人，什么是中国模式，他们很可能一头雾水，问急了他们会说，官商勾结，昧良心赚钱，赚够钱了就移民加拿大?这倒不失为一个“模式”。其实，“中国模式”本来就是外国人最先提出来的，但语焉不详。的学者有过一些争论，可都喜欢走极端，要么就是电视机，要么就是电脑。我想，散布于世界各地，置身多元文化之中，穿梭于不同模式之间的华人华侨可能更清楚什么是“中国模式”吧。
所以，我今天就不班门弄斧，我说一个简单的开场白，抛砖引玉。我的开场白就是简单介绍一下过去两个星期我从悉尼到广州，再从广州来到温哥华这一路上的见闻与想法。这些见闻都是平淡无奇的故事，但请大家留意无所不在的“中国模式”。
在出租车里听的哥讲那“中国模式”的故事
两个星期前，我从悉尼到香港，澳航比较便宜，但朋友告诉我不要买。到了香港后才知道，澳航员工大罢工，取消了几百个航班，其中就包括到香港那一班。我刚到澳洲时，澳洲有两家世界级的航空公司，都评上世界上最安全、服务最好的航空公司，后来倒闭了一家，而目前这一家在不停的劳资纠纷下，据说也差不多快要倒闭了。说实话，比起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比起澳洲的非航空公司的员工，澳航工作人员的待遇已经不错了。在当今航空业竞争激烈，全球经济又连续遭遇经济危机的时候，员工们不依不饶地追求个人权利与待遇，我还真有些不以为然。这件事也让我想起了前不久去希腊考察，发现那个国家都快倒闭了，可那里的各行各业包括公务员、警察啊，一听说要削减他们的福利、要裁员，就上街了，就占领广场了。这是不是也太过分了吧?!
大家回顾一下，南韩多年前曾经遭遇经济危机，当时老百姓都主动把自己的金银首饰拿出来支援国家渡过难关。大家再回顾一下，中国多年前搞国企改革，弄出了几千万下岗工人，制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解雇与裁员，可善良的下岗工人绝大多数都自认倒霉，有几个会因为被裁员而上街?!更不用说因为减少福利而去占领广场了!事实上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都是从“福利彩票”才知道有个东西叫“福利”。
下面继续讲我的行程。在广州、香港呆了几天后我就启程飞来温哥华，那天中午我坐上出租车去机场。路上要一个多小时，我想上车后看一会书。但出租车司机一看我打开一本书看，就开始问东问西。随后在我没有任何引导，甚至不准备接话的情况下，他开始谈到像我们这种乘飞机出远门的人一定是属于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他说，邓小平说一部分先富起来，只是第一句，还有第二句，是带动大家富起来。可中国先富起来的人，大多都跑到国外了，还有一部分在打压我们这些没有富起来的。我本来在看书，但他的话一下子吸引了我。我说，你还挺有看法的，哪里学来的?他说：博客和微博。我放下书，因为他谈得实在不错，让我这个“民主小贩”都相形见绌了。我显然不能靠另给小费带他致富，但我至少可以听他倾诉一下，赶走他的寂寞。
这位的哥从邓小平谈到江泽民，很快谈到了不久前广东出租车司机的请愿行动。为了提高待遇，与出租车公司争一些利益，广州部分出租车司机自发组织起来，举行了温和理性的罢驶、请愿，推举自己的代表同政府与出租车公司谈判。他说，当时政府做了一些让步与承诺，并保证不会秋后算账，事态也很快平息下来。但没过多久，几乎所有被推作代表的司机都被清算了，据说有几个还被抓起来过，甚至被开除了。这位的哥叹息道，好可怜，他们和我一样，只会开车，被除名后，生活都陷入了困难。
他又告诉我，这件事之后，上面交通管理部门定期抽调出租车司机去聚会喝茶，与领导聊天，领导一边教育他们，一边收集意见。与此同时，还出台了一套管理规定，其中有一条是三辆出租车不能在同一个地点出现。由于车上都装了定位的GPS,政府部门很容易找到每一辆出租车的位置，看看他们是否聚会。他说，有了这个规定，大家虽然仍然可以到一起聊天、打牌与喝茶，可总感觉头顶上有一个天眼在盯着，“我们像罪犯似的，哪里还敢去争取什么利益?更不敢去闹事了。”
各位，下了出租车走进白云机场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对希腊全民大抗议以及澳洲航空职员大罢工的反思，很快转到对中国劳动者权益的思考。这些凸显了“西方模式”与“中国模式”的异同。
在机场里见到令人骄傲的“中国模式”
进入广州白云机场后，我走在长长一排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登机柜台前，我第一次发现，那些柜台上面的目的地竟然如此之多，欧洲的、美洲的，更不用说亚洲的，短短五百米的走道，竟然有十几个世界各地的大城市。
这情景一下子让我想起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也就是二十年前吧，那时我被政府派到香港工作，在一家负责香港来回内地航班的一个公司工作，当时南方航空公司没有几条国际航线，这样一条连接内地与香港的航线就很了不起了，竟然派我这种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准备担当某个梯队培养的干部去工作。那时，澳洲两家航空公司还如日中天，我们到国外都是坐泛美、澳航与新加坡航空之类的。可短短20年，中国的航空业发展迅速，而我现在到世界各地，也几乎都选择乘坐中国的航空公司。各位，让我们暂时忘记出租车司机带来的不快，为中国模式鼓一下掌吧。
各位，正如狄更斯说的那样：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在中国，你要随时准备经受冰与火的转换。登上南航飞往温哥华的飞机时，出租车司机带给我的郁闷已经所剩无几。作为中国人，当今中国绝对有让你值得自豪的地方。那一天，我破天荒地在飞机入口处拿了一张免费派发的《环球时报》，这是《人民日报》旗下的一份报纸，也是“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的竭力鼓吹者。我决定在未来12小时的飞行中，在自己无路可逃的情况下，强迫自己把这份报纸看完。
这份《环球时报》的头版头条写的是陷入经济危机的欧洲想向财大气粗的中国求援的故事，夹杂了足以显示民族自豪感的评论。事实上，这条夹叙夹议的报道绝对能够让95%的中国人看后有扬眉吐气之感。大家想一下，仅仅在十年前，世界财政界还是言必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组织。十年后，中国已经取代了这两个机构，成为当今国际大金主。这仅仅是经济上的奇迹，此外还有政治上的扬眉吐气呢!就在不少国人对鸦片战争记忆犹新、百年耻辱尚未洗刷干净之时，不可一世的欧洲列强竟然要向中华大帝国乞求援助，如果这还不能让你骄傲，那你真有“汉奸”嫌疑哦。
不过，我肯定不属于那95%的中国人，我不但刚刚从希腊考察回来不到三个月，而且我走遍了世界之后，正在实施“走遍中国”的计划，中国人和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差距，对于你们这些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华侨，我就不多费口舌了吧。我只想引用《环球时报》这篇文章中给出的资料：人口比中国少了很多的欧洲地区的GDP是中国的两倍半，人均富裕程度超出中国人至少10倍的欧洲人，竟然要向中国人借钱来缓解他们国家的经济危机?他们的钱都到哪里去了?我们国家的钱又都是哪里来的?想一下吧，有助于我们接下来讨论“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异同。
在颠簸的飞机中观察到的“中国模式”
在那12个小时的漫长飞行中，我的思绪一直像幽灵一般在欧洲与亚洲大陆的上空徘徊。只有几次遇上气流，飞机颠簸得很厉害时，我才回过神来，回到机舱里。大家都坐过长途飞机了吧?肯定的，难道你们坐船度过的太平洋?是中国航空公司，还是外国的?我相信，大多数人既坐过中国的，也坐过西方的，这样就好，如果是对国内读者讲我接下来观察到的，一些年轻读者很可能搞不清我在说什么。乘坐中国与西方航空公司的乘客，在飞机遇到气流时以及飞机降落前，也就是在扣上安全带——不好意思，是安全带的指示灯亮起时，你观察到什么?
好了，我观察到，西方航空公司的空中大妈们会非常严厉地要求你回到座位上，扣上安全带，收起小桌板，调正座椅靠背;而中国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们则是喊两遍之后，一般就不管你了，给你充分的自由。就在我乘坐的飞机最后一节机舱，在机长通知遇到气流后一段时间里，在飞机摇晃比较厉害的时候，竟然有至少五位乘客在走道聊天散步，胜似闲庭信步，一派和谐景象。
4个月前，我从北京到华盛顿，由于没有中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就坐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飞机降落后在跑道上滑行，还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有两位中国人站起来拿行李，坐在我对面的航空大妈喊了几次后他们依然不听，她就很生气，发出了军人一样的命令。结果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外国人就安慰她，中国人都这样，你没有坐过中国的飞机吧，他们这时就可以站起来了。
我假装睡着了，担心他们向我这位中国乘客证实。大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天上飞的飞机是西方造的，中国的飞行员至今还要在西方接受培训，所有航空规则也都是西方人制定的，现在，中国人也进入这个市场，而且咄咄逼人，就在西方航空公司遇到麻烦时，我们的各大航空公司都在扩展规模与航线。一开始，我们也是很遵守各项规定的，因为我们还搞不清状况，但是现在，我们有了另外的想法。就拿客舱规矩来说，这是航空公司用来保护乘客安全而制定出的有些僵化的规定，毕竟，由于雷达的进步与飞机的更新换代，一千次颠簸中，可能都不会有一次真正造成乘客身体伤害，但西方人还在不折不扣地执行那些规定，而我们的航空飞机上，明显松懈下来。飞机将落时，空中小姐竟然允许好几位乘客把巨大的行李包放在脚边，而不是按规定放在座位下面。
这个观察让我忘记了《环球时报》，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卡扎菲被杀死前，可怜巴巴地对屠杀他的士兵问出的那个无厘头哲学问题：“你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吗?”至少在这件事上，我有些迷惑，甚至搞不清对错了，反正不遵守那些规定，也暂时没有死人，大家还多了份自由嘛。我们难道一定要按照西方人的有些规则玩?!
可我突然联想到一件事：既然机舱里的规矩可以被忽视，甚至被更换，打上中国特色的烙印，那么，那几位坐在驾驶舱里的中国飞行员，会不会严格按照西方人制定的飞行规则驾驶飞机呢?想到这里，我冒出了一身冷汗——这可是同中国过去20年经济发展速度一样高速前进的飞机啊，一旦某个环节不按照规定操作，会不会出事?那是要机毁人亡的啊!
谢天谢地，机毁人亡的事还没有发生，否则，我今天就不会站在大家面前，畅谈“中国模式”了，我安全降落在美丽的温哥华。我的心情非常好，尤其看到这里有那么多华人华侨，虽然也吵架也勾心斗角，但总体是和谐与和平的，我是应该暂时忘记中国模式了，好好玩一下，放松一下。
在加拿大“红区”感受到的“中国模式”
我还是十几年前来过温哥华，在我的记忆中，当时见到的华人华侨大多数来自香港。可是现在大家看看，来自大陆的华人不但越来越多，而且和澳大利亚一样，他们占据了一些以前大陆人只能靠当保姆才能进入的豪宅区。中国有了这么多富人，这是好事，我们应该高兴，但当我正在兴头上时，一位朋友告诉我，相当一部分住在大豪宅里的中国大陆人非常低调，担心炫富会引起大家对他们钱财来源的怀疑。又有朋友善意提醒我，你从中国大陆过来，说话要注意了，这里属于“红区”，你说话要是像在中国大陆那样无所顾忌，甚至肆无忌惮，可能很快就有人告到总领馆，北京也会知道的。
我的惊讶可想而知，温哥华是“红区”，那中国大陆是什么区?难道是敌后根据地、沦陷区、“白区”不成?哈哈，我是开玩笑的，千万别告诉北京我这样说他们。但愿今天这里没有住豪宅的，没有富人。这里住在半山腰的只有张总，当国内民众对富人移民咬牙切齿的时候，率先移民到普世价值与法治国家的张总，却通过这本杂志推广中华文化，传播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价值理念，当然顺便也为他出版的科发图书做做广告，我想，他的做法比小平号召的“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带动大家共同富裕”更有意义。
好了，各位，我这个开场白有些长，但我认为很有必要。大家如果细心一些，就能看到中国模式其实无处不在，让人欢喜让人忧。中国模式是在小平不争论与“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指导下，过去三十年走出的一条道路，“中国模式”带来了富裕，也造成了贪污、贫富分化与不公。“中国模式”是一个大杂烩，一个矛盾体，它不是根据任何理论弄出的，也不是迄今为止的任何理论可以解释的。因此需要我们认真观察与揣摩，做出客观理性的判断。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发挥这个模式的优势，克服缺点，把它变成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今天来的有一部分是我的老读者，根据我在国内与国外的经验，他们往往对我个人的兴趣，对我写作的兴趣，超过了我的观点与我的主张，但今天我们显然没有时间来谈我与我的写作了，我用刚才的方式引出“中国模式”，也是想给这些读者一个交代：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思考与写作的，带一捆理论的书，“走遍中国”、“走遍世界”，从一些小事入手，把宏大的理论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小事中;从每一个小事中寻求规律、道理与真理，以温和理性，绝对不强加予人的方式传播我认为对国家、民众有益处的价值理念。
谢谢各位，下面我们开始深入讨论中国模式，期待各位的提问与发言。
杨恒均 2011-11-6于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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