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是我最厌恶的两个词之一，另一个是“精英”。我不单讨厌，且从心底鄙视动辄拿这两个词往自己身上摁的大小“人物”。你丫是“精英”，别人都是“粗劣”？！你丫是知识分子，别人都是“无知分子”？！
首先申明，我所厌恶的是用“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当下社会进行阶层划定的方式和用这个词进行自我标榜或相互吹捧的行为。我无意针对被划归在这个词下面的众多生人和死人。
“知识分子”早该进入故纸堆了，享受“举人老爷”享受过的待遇，去箱子里静静地躺着，等待历史学家的发掘。可偏偏总有异装癖爱好者披着它装神弄鬼吓唬人，异装癖多了，大家甚至习以为常，以为每天都是万圣节。
我对“知识分子”的仇恨由来已久，但这次有兴致来吹一吹它身上的骨灰却是受了一篇文章的刺激。这篇文章叫《新闻记者是知识分子吗？》，作者是西部一所大学的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作者显然是把“知识分子”当成了有无上荣光的冠冕，并默认自己已经戴上了这顶好帽子，不然怎么能如此心安理得地评判别人是否有戴这顶帽子的资格？
该文结论是：记者不能列入知识分子行列。理由有三：一，新闻记者不可能具有超然的独立性；二，记者写作不是私人写作；三，记者缺乏知识分子独有的“精英化的思考与表达方式”。文章最后，作者十分“善意”而欠扁地建议记者学习知识分子的品格。我不由联想起历史上发生的“向贫下中农学习”运动。难道真的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各行各业向知识分子学习已经成为潮流？
看完这篇文章我第一个疑问是，在这个作者的定义里，杨继绳、卢跃刚、吴思这样的记者算不算知识分子？我接下来的疑问简直无穷无尽：如果记者不算知识分子，那编辑算不算知识分子？编剧算不算知识分子？科幻作家算不算知识分子？中学老师算不算知识分子？……
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上了套，我为什么不反过来想呢？这些人为什么要算知识分子？记者应该揭露真相，编剧应该娱乐观众，科幻作家应该启发读者，中学老师应该教育学生，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守规则的游戏赢家都值得尊敬，他们何必去和“知识分子”攀亲戚？相反，我们为什么不问问知识分子算什么？
知识分子算什么呢？顾名思义，知识分子应该是指有知识的分子。但会种地、会养鱼的人也有种地、养鱼的知识，他们却不被称作知识分子。会编程的人有计算机知识，会画画的人有画画的知识，他们也不被称作知识分子。看来知识分子与知识无关，只与某些知识有关。
哪些人最容易被称作或自称知识分子呢？毫无疑问，是那些张口“国家民族”，闭口“道德价值”，白天“警醒”“防范”，晚上“沉思”“探索”，一会“略论”“浅议”，一会“研究”“探源”的人。简言之，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这些学科的研究人员，包括有学院身份的官方研究者和已经在江湖上混出名号的民间研究者。
我不是毛泽东，也不主张知识无用论，各个学科都有其意义所在，用不着我废话。我反对的是某些学科的从业人员把自己单独拎出来，供起来，自封为对国家和民族有更重要意义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一归类之所以可恶，是因为这个叫“知识分子”的群体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超然地位。他们可以随便指责社会道德滑坡，好像自己不是社会成员。他们可以动辄拿“国民劣根性”说事，好像自己不是本国国民。即使他们自己享受着体制的好处，仍然可以脸不红心不跳的批判体制。即使他们自己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也会大骂既得利益集团，瞬间化身劳苦大众的代言人。
现代社会是平民的社会，高等教育已经普及，网络早已将资料无差别地推送给每一个人，耍笔杆子不再是高深莫测的行当，民众也不再需要“知识分子”来代替自己发言。奉劝所谓的“知识分子”们，醒醒吧，散了吧，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别再聚在一起妄图充当帝师或民众导师了。
未来的中国，不会按某些“知识分子”与上层官僚合谋设计的路线图行进。现代社会必然是行业细分、利益殊途的，每个行业与利益集团都有自我表达的权利和能力。只有明确的利益相关者彼此进行真刀实枪、短兵相接的博弈和较量，才能产生合理而长远的新规则。在各个利益集团之上，不需要一个貌似超然实则暗藏鬼胎的“知识分子”阶层来“调解”。
专家和学者的作用当然必不可少，但他们的职责是建议，而不是教导。专家学者从来也不是无偿向社会提供服务，从本质上讲，大学里每一个研究者的学术成果都是整个社会用税款向他们购买的。学者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关心与被关心的关系，而是你买我卖的市场交易关系，即使交易的是观点和知识。古代“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是糊涂的逻辑，现在“食民之禄，忠民之事”应该是公平买卖了吧。
靠写字吃饭的人，真没必要把自己搞得太高尚、太悲情、太酸不溜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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